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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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堵不寻常的墙，只见里面是个院落，迎面两根拔地而起的镂空雕龙石柱，由一对嬉态可掬有点像狗似的石头狮子托着，飞扬的龙与嬉戏的狮子都雕得活灵活现，耐看极了，全无中原同类雕刻的那种富贵之气和呆滞之气。这两根龙柱撑起的是一座破败的门厅，眼下已经被四面砌死，古为今用地住上了人家，门口一个老妇人拿她那昏花的老眼盯着我。绕过门厅，是一个更大的院落，迎面一座比门厅大上两三倍的宫殿似的房屋兀立在那里，房子的正面有着四根与门厅相仿的龙柱，同样的镂空雕，同样的灵气四溢。房屋八面透风，摇摇欲坠，但雕梁画柱依稀有旧时模样，别致的垂花头仍然颇为惹眼，好像昔日大户人家内院的东西。走进去，只见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堆破烂的桌椅，一打听，原来这里是一座明清时节的学宫。
学宫是明清之际的官方学校，文雅一点的叫法是“黉宫”。那时候，上有京城的国子监，下到各府、州、县学，构成了官办的学校体系。里面的学生在国子监者叫监生，而在地方则为生员，俗称秀才。严格讲，监生和秀才算不得一级功名，只算是官学的学生，但是由于做了官学的学生，拥有相当多的特权，徭役可免不说，见官还可以不跪，犯了事须得先革去学生资格才可以打屁股。所以在社会上也算有了相当的地位，在皇帝眼里算是个读书人，在平头百姓眼里算是附上了绅士的骥尾。其中由于监生往往是由花钱或者祖荫得来的，而秀才非经三场大考扒层皮才能获得，所以地方官学的生员们在人们眼里，总要多几厘分量。
尽管地方上的秀才们含金量要高些，但他们“进学”所在的学宫却一向不为人们所看重。国子监里固然铜臭四溢，但从古至今都为人高看不止一眼。现今的许多讲历史的人，还称它为古代的国立大学（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与府州县学的学生是同一层次），也好把中国大学的历史，往前推了再推，挣些民族自豪感。虽然，按制度规定，秀才们应该进学宫读书，但这个制度跟那个时候的其他制度一样，似乎从来就没有落实过。学宫并不真的是个上学的地方，秀才们自“进学”之后，根本不用像眼下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似的，天天进学宫读书，只在每年春秋两季例行进去考一下不痛不痒的试，每三年才由省里的学政进行一次大考。虽然按规定考得不好就会丢失功名，而考得好的则可以获得朝廷的补助，甚至被推为贡生，参与官员的选拔，但实际上真正因考试而被淘汰的生员非常少，学宫里的考试就成了只奖不罚的一种程序。所以秀才们并不可能真的在意。
学宫的真正意义似乎只有两点，一是作为王朝教化与礼仪体系的物化象征，一是作为州县学官的官邸和地盘。
作为前者，学宫往往与文庙连在一起，与文庙一样，里面也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规模大一点，还配有写着十哲或者贤人七十的木牌子，有着雕龙的“宫殿”和棂星门（像牌坊一样的东西），门前还立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的下马石，以示礼敬肃萧。地方正印官知府知县和知州，任上最慎重也最风光的事务就是主持学宫的考试，稍微有点墨水的还要装模作样地开讲两次“子曰诗云”。所有境内的生员名义上都是地方正印官的学生，凡是秀才见了官长揖之后必然自称“学生”，一叫，双方都特感荣耀得慌。官员处理别的公务，礼仪冠服可能有点马虎，但进了学宫就必须穿戴整齐，言慎行谨，一丝含糊不得，否则遭到秀才们的笑话不说，弄得不好被都老爷知道了，还会被弹劾，因此丢了乌纱帽。正由于学宫这种高洁肃慎的禁地地位，清代康熙年间，两榜进士出身的广东顺德七品知县徐勃才可以凭此与当地驻军的二品总兵斗法，故意下令每天晚上学宫的钟鼓弄得山响，说是广东地方学运不昌，敲敲钟以振学运，结果把住学宫附近的总兵大人吵得寝食难安，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搬家了事。
作为后者，明清两代的地方学官，诸如学正、教谕、训导之类，官阶八品到九品，多由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的士人担任，均为冷而又冷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中了秀才，依例需向教官上点见面礼，然而他却不理这个茬，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封了两钱银子应付了一下。在这些秀才眼里，主持考试的正印官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连被“管”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衙也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明清两代，官俸本来就低得吓人，一个七品知县，每年俸银不过三十两，好在他们有额外的“灰色收入”，然而这些学官哪儿去捞钱呢？所以只好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入度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实际上，学官们最大的福利，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祭孔之后，作为牺牲的那只猪，照例由他们分吃，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穷学官和他们的家人，才能沾上点荤腥。过去有嘲教官对曰：耀武扬威，隔窗户瞪门子两眼；穷奢极欲，提篮儿买豆腐半斤。
穷教官连看门的也惹不起，想发威风，只能私下里瞪人两眼，想要改善生活，如果没有挨到吃祭肉的时候，也只好买块豆腐解馋。所以，学官又被人称为豆腐官。
豆腐官住的地方也有点像豆腐，一方面是因为学宫有着半个官衙的性质，所以难免要沾一点“官不修衙”陋习的光。在过去的时代，做官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都相信修衙的人升不了官，以至于各处官衙大多破烂不堪。做学官的人自然更是难以免俗，实际上他们比其他的官更希望升迁，住在里面的官不张罗修缮，那么别的人又何必生事，所以学宫也逃不出年久失修的命运。另一方面清末战乱不已，武人的势力开始抬头，学宫本来就是摆设，现在就更没有人理会。到了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原来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礼制——教育体系寿终正寝，童生秀才进了新学堂，学官们改了行，学宫遂一任房倒屋颓，在风雨飘摇中湮没，后来想要了解明清学校制度的人，好像再也无从一睹“汉宫威仪”，取得一点感性认识了。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总免不了有例外，就像有些动植物本已被学术界判为灭绝，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在某个地方又冒出来了一样，作为建筑物的学宫竟然也有例外。安顺的学宫据说是明代的建筑，现在虽然残破，但作为主结构的棂星门、仪门和明伦堂还在，只有两厢的尊经阁和学官衙门没有了。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与学宫一体的建筑，安顺的文庙还基本完好地保存着，从学宫过去不远，就可以看见文庙的“宫墙万仞”。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遗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其同类那样倒塌湮没。不知是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股文功夫更差，但绝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已经被列为地区级文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着破败的学宫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的将来，谁也看不到它了。
28。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呢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青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宗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一万多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盆花。整个寺庙出奇地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九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荚经书。小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荚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