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倾天下之绝世悍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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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可考。传说中以为是岳飞的母亲在岳飞少年期内为他刺写上的，那是很难凭信的。因为，没有任何记载，说岳飞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的人，因而她不可能做刺写文字的事。

　　　　募兵制度开始于晚唐，稍后，朱温建立了后梁政权，惟恐应募而来的士兵临阵逃拖，便采用在每个士兵的脸上刺字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北宋和南宋还都在沿用。北宋初年，李顺领导四川农民起义，建国号为大蜀，建年号为应运，他所率领的农民军便都在面部刺写上“应用雄军”四字。宋高宗赵构即帝位于归德之初，王彦、岳飞等人率兵渡河攻入新乡城内，及兵败之后，王彦领导了当地的忠义民兵到太行山脚下从事游击，这些忠义民兵也都在脸上刺写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从此便被称为“八字军”，这都说明，当时的军人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刺写上某些文字，乃是一桩极平常极随便的事体。

　　　　岳飞的后背上所刺写的“尽忠报国”四字，既然当受审讯时还特地袒lou以示何铸，可知这必是经岳飞自己有意识地选定的四个字，而请求什么人为他刺写在后背上的。

　　　　从岳飞从军以后的半生戎马生涯和战斗实践来看，他所谓的“尽忠报国”，大致可以落实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军事行动上：一，平定流动于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军贼、游寇，如李成、曹成等；二，镇压对南宋政权进行武装反抗的农民起义军，如虔、吉地区的十大王和湖湘地区的杨幺等；三，抗击一再南侵的女真铁骑，恢复失地，报国仇，雪国耻。在这三者当中，只有最后一项才是岳飞立定的职志所在，也就是他所要“尽忠报国”的确切涵义；前两项，则全不属于他所预定的战斗目标。但是，既然每桩事都是由岳飞亲自去做的，在下文里我们也必须逐一加以论述。

　　　　（2）

　　　　关于岳飞和岳家军平定军贼、游寇的问题。

　　　　当女真军事贵族以其铁骑初次侵入黄河下游沿岸各地时，前此出现于这一地区的反抗北宋腐朽统治的一些人民武装力量，为了有效地打击更凶残的外来敌人，大都自动或被动地把矛头转向女真侵略者。特别是在宗泽、李纲、张所等人承担了军事或政治上一部分职责之后，都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的主张，对于各地的忠义民兵，也都在进行收编、改组和予以支援，使得忠义民兵的气势更较前蓬勃发展，随时随地都能给予女真铁骑以有力打击。只可惜好景不常，李纲居相位仅七十几天即被罢免，而从此以后，以赵构和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宋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只顾南向逃窜，不管宗泽怎样声嘶力竭地吁请赵构“回銮”到开封去，他们总是置若罔闻。对于一批一批从战争前线溃败下来的军队，赵构、汪、黄诸人都一律听凭其自生自灭，或任其各自寻找后路，再也不肯稍加闻问了。

　　　　从战争前线溃败下来的部队，有许多又聚集成大大小小的群伙，依然留在黄河下游两岸，各自为战，继续对敌人进行斗争。然而其中也有大量人群，既不肯再回归到宋政府的正规军事编制中去，也不敢把重新结成的队伍留在战区与敌人继续斗争，而却成群结伙地向江淮地区流窜，到处打家劫舍，攻占城邑。有的还剃头辫发，打扮成女真军队模样，狐假虎威地对南部中国人民肆行蹂躏残害。南宋的统治阶层中人，把这班人称为游寇，有时也称军贼。其中如李成、张用、曹成等人所率领的各股，人马都较多，力量都较大。当岳飞刚刚被宋廷拔擢为偏裨将领之日，首先就受命担负了消除这般游寇军贼的任务。而岳飞，也一次接连一次地，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游寇、军贼流窜于南宋王朝统治区域之内，不但是南宋王朝甚感头痛的问题，对南部中国各地个阶层居民来说，也是一种几乎和女真铁骑相等的祸害。因而，岳飞先后带领部队对他们追击扫荡，一方面是为南宋王朝除掉了大患，另方面也是为南宋境内的百姓居民除掉了大患。

　　　　（3）

　　　　关于岳飞和岳家军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问题。

　　　　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虽然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向国内人民进行苛酷的压榨，却是把财政收入的几乎一大半用在皇帝、贵族和文武大臣们的奢侈纵欲、挥霍浪费上去，而不是用在准备或者充实对大敌作战的实力和条件上去。人民把钱财帛谷等等输纳给南宋王朝，本是希望它能够把敌国的铁骑阻挡住，而他却一味地惧战避战，结果是使得各地居民依然遭受战争和兵燹。对于可以组织和动员的民间的一些实力，南宋王朝自始就不敢着手组织和动员，不敢引导他们去攻打前来侵犯的敌人。对于这样怯懦凶残的南宋王朝，南宋人民是不会无限期无条件地支持、拥戴的。因此，在征敛最繁苛、兵匪骚扰最厉害的地方，例如江南西路的虔、吉诸州，湖湘地区洞庭湖四周诸州县，便先后爆发了以李洞天、罗闲十和钟相、杨幺等人领导的，反抗南宋政权的武装起义。

　　　　概括说来，在南宋初年，尽管民族矛盾那样剧烈。而由于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不但不肯坚决执行抗击金人的政策，反而企图借此题目，浑水摸鱼，既把对人民的压榨一再加重，还准备把更多的国土和人民出卖与敌方，为其小朝廷换取一个苟延残喘的局面。这就使得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不能不把注意力再集中到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身上，不能不把阶级斗争交织在民族斗争的过程当中。

　　　　由此可见，先后起事于南宋王朝统治区域之内的，被南宋的统治者们称做“土寇”的那些武装力量，全都是以各地无法生活的农民为其骨干力量的，因而是和前面所说的游寇、军贼截然不相同的。

　　　　然而，不论是起义于虔、吉州的或是起义于湖湘地区的农民军，却又全都与李成、曹成等人所率军贼、游寇一样，都是被岳飞率军把他们最后镇压下去的。

　　　　岳飞之忠心耿耿地去执行南宋王朝交付给他的征战任务，虽是他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使然，然而与他同时代并且同是统治阶层中的人，却也确确实实有许多人能够认识到，江西和湖南的起义军的性质，与李成、曹成等军贼、游寇大不相同，因而主张，应当从政治上寻求解决途径，而不应当用武力进行镇压。岳飞却竟见不及此，而心甘情愿地奉行南宋王朝的旨意，用武力去加以荡平。这是岳飞应该永世受到谴责的，并且是无法涤除的罪行。尽管他之绞杀洞庭湖旁杨幺的起义水军，是在他相信了杨幺要与李成合力去攻打杭州的谏言之后出师的，但可以断言，即使其时没有这一谏言，岳飞也会接受这一次的“讨伐”任务。因而这也不能成为替岳飞进行辩解的理由。

　　　　如果岳飞一生的作战实践，就到瓦解了杨幺的这支起义军为止，那么，岳飞便只能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负有罪咎的人；所幸是，在瓦解了杨幺的起义军以后的五六年之内，岳飞更能英勇果决地担负起抗击女真铁骑的任务，而这却是关涉到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女真族在内）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时间。因此，要对岳飞做出最后的论定，就必须从岳飞毕生事业中这一主要方面着眼，要看看他的这一主要方面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

　　　　（4）

　　　　关于岳飞和岳家军在抗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在本章的第一、二两节中已经着重地做了论述；在这里，我只就以下两个同题在略做分析和论证。

　　　　（1）从第一、二两节中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说，岳飞和岳家军在抗金战争中所做出的努力，所收取到的效果，是远远超出于保卫赵家王朝这一狭小的界限之外的。尽管如此，但就岳飞和岳家军（甚至是包括所有主张抗金的文臣、武将和军民在内）的主观愿望来说，主要地却还是为了保卫那个赵家王朝的，而其奋勇抗金所收取到的最直接的效果，也确实把那个赵家王朝保全下来。对于这一问题，应给予怎样的评价呢？

　　　　我认为，通过抗战派人物的战争实践所得到的这一直接效果，是丝毫也不减损抗金战争的意义的。

　　　　首先，从当时奋起于各地的忠义民兵的意图上看，就可看出，他们全都是希望取得赵家王朝的物质支援和统一领导，希望在它的号召之下一致行动，而不是想把这一赵姓政权推翻，去另建政权来担负这一领导职责的。

　　　　这情形，从马扩所领导的庆源府（今河北省赵县）五马山诸营寨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马扩使金被留，及建炎初年从金人军营中逃出之后，即在五马山建立了朝天、铁壁诸寨，他的部众却一直还得不到大的发展。稍后，燕地有一个名叫赵恭的人，异想天开地要冒充赵佶的儿子，遂假称自身乃是信王赵榛，①是在被金军所俘而“长驱北去”的中途，在庆源府境内“遽谋逃窜，得敌中忠义数人为力，遂拖膻网”的。马扩闻之之后，信以为真，便把他迎接到五马山寨中去，奉为山寨的总领导人。这事传播出去之后，立即有十万以上的壮勇民兵聚合到五马山寨中来，一致表示，要在“信王”的旗帜之下共同抗金。散在河北、河东各地的忠义社，总计有几十万人，也全都表示，愿受五马山寨的节制，有的干脆就打出了“信王”的旗榜，进行号召。

　　　　这可见，作为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标志而有了数百十年历史的赵宋王朝，当其未遭到“外来民族”的侵逼压迫时，虽已因其本身的腐朽而为其统治区域内的广大人民所仇恨、所厌弃，而在它所遭遇到女真铁骑的侵逼，并因此而面临着危机存亡的关头时，所有从事于抗金斗争的人群，为求使分散的力量可以集中，可以给予来犯之敌以更有力的打击，却是宁愿再承认这个王朝的统治地位，宁愿归属在它的统一领导之下的。同时这也反映出来，当时南宋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的主张，是和南宋统治区域内以及黄河以北沦陷地区广大人民的意愿全相符合的。如果能把抗战派主要人物如宗泽、张所、李纲等人的主张见之施行，则南宋王朝的正规军队与华北民间的武装组织，必然可以汇合为一支能够克敌制胜的宏伟强大的军事力量。

　　　　然而，由于赵构的极端怯懦和自私，当马扩和“信王赵榛”不断以蜡书向他呼吁，要求他给予物质接济，并调拨正规军前往应援时，他始终置之不理；只有在听到“信王赵榛，要渡河去据守开封”时，他才下诏佯称，即将“回銮“京师，借以杜塞“信王赵榛”的入据京师之谋。这说明，赵构惟恐其皇位受到威胁，是宁愿“信王”、马扩诸人所领导的，以及活动于北方各地的忠义民兵尽速失败，而不愿他们有任何发展、取得任何成功的。

　　　　惟其如此，故从南宋王朝建立以来，便先后好几次出现了以赵构为首的主张屈己降敌的卖国集团，随时给予主战派人物以打击，使其不能在南宋王朝站稳脚跟，使其主张难以实现。

　　　　在这般情况之下，在南宋统治集团当中，能把个人厉害完全置诸度外，不顾小朝廷上卖国集团的势焰如何高涨，始终坚持抗战，始终要与河北、河东忠义民兵保持密切联系，并始终以忠义笃实的精神去把这些主张附诸实践的，为数实在不是很多，而在这批为数并不很多的人物当中，岳飞则是最为杰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人。

　　　　自从进入十二世纪的三十年代以来，即自从岳飞被拔擢为一个军区的负责人之日开始，他就坚定不移地奉行着抗击女真铁骑、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政策。在此期间，不论内部或外部的环境如何恶劣，他再也不曾发生过犹疑，不曾动摇过对于胜利的信心。

　　　　岳飞的抗金斗争的实践，尽管并不是完全符合赵构的心意，而其结果，对于南宋王朝之能够持续存在来说，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2）在岳飞的“尽忠报国”这一指导思想当中，是否包含有愚忠的成分在内呢？

　　　　历来有人认为，岳飞对赵构的意旨，只肯遵从而不敢违抗，特别在绍兴十年的一次抗金战争中，已经胜利在望了，却因接受到赵构令其班师的诏令，也竟不敢援用“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道理拒绝班师，而俯首帖耳地班师回朝了。

　　　　看过这一本传记的人，就应已知道，这种议论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说岳飞在其将近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当中，在军事斗争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直接服务于赵姓王朝，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说他一贯忠实地奉行赵构的旨意而不违抗，那就大有问题了。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对金的屈服与斗争的问题。特别是在赵构第二次起用秦桧做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