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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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那个事件之后，父亲要离家去欧洲，有一段长时间的研究讲学，他出国之前告诉我，要我在他回国之前滚出去。我听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高中二年级，偶尔，下课的时候，看一眼许多在教室外打打闹闹的同学，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幼稚啊！但是好幸福啊！那种感觉里，并没有一点得意，反而另有感触。我已经尝到了人生的苦涩。不料，就在父亲不在家的这一段时间里，家里出了大事。

我们家的人口不算少，大大小小，包括姑丈姑妈跟六个小孩，九口之家，靠的是父亲一份微薄薪资，还有姑丈在石油公司当一个雇员的收入，以两个人很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活。我总是陪伴着姑妈买菜跟提菜篮的孩子，家道艰难，我天天亲眼目睹。那一阵子，我们家长久是一分钱也不见得找得出。菜摊子的账总是赊欠着，到父亲跟姑丈的薪资到手，姑妈总是把钞票数来数去，分作薄薄的几份，一下子从这边这一份拿一点到那一份里，又从另一份里拿一点到这一份里。她只能还一部分的欠款，所以，发薪日那一天，所有的钱又分光了，家里依然一文莫名。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吃饭大多只有一道菜，却分作三份吃，一份是父亲跟姐姐和我，一份是姑妈跟他们的四个孩子，另一份，是姑丈独自一人吃的。

姑丈在暗暗的、一个已经不用了的厨房里吃饭，这样有多少年？都不记得了。开饭时间到了，姑丈便自己到厨房里把小盘的菜饭吃了。自来自去，无声无息。

他们夫妻反目，等同陌路，已经有十几年了。

姑丈原本家境优渥，却因时代的动荡，变得一无所有，虽然具有留日留法的双重硕士学历，这在当年，可谓十分罕见。东北人本来就通日语，他又精通法语，但在那个时代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当年留法的人，很多都有社会主义思想，他也不例外，刚刚新婚，就跟姑妈说，婚礼就是搭公共汽车也可以的，搞得新娘子非常不痛快。他在青田街院子里养过鸡，但是几次鸡瘟，让他更陷窘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又费了好大的事，才谋得石油公司一个雇员的缺，收入少得可怜。一家子寄人篱下，我想父亲也不会欣然接纳，而姑丈的感受更是窝囊。后来他就变得成天到晚念念叨叨，没完没了，渐渐地，又老是夹了个口头语“他妈的”，想就知道，谁受得了？其实，他的心理已经有问题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个病人。

那几天他感冒了，我们虽然早已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在我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他独自一人靠在客厅沙发上喘气，微曙中侧面的剪影，灯也没开，时不时地长吁短叹，显得很辛苦。他每天自己去邮局边上的普仁诊所拿药，诊所里王义德夫妻都是医生，也是东北同乡，跟我们家很熟，我们都以叔婶相称。

在那个夏天的午后，王叔主动到我们家来，一直进到我的榻榻米房间，见到我头一句话便是：

“国光啊，你姑父已经没有几天了。”

我轰然一惊，接着想，冲着我说这话，显然我得准备当家了吧？

接下来，大家就想法子把姑丈送到了台大医院。家里一毛钱也没有，我就跟一位单身在台的菲律宾华侨同学丘汉文，还有一位初中同学邹翘海的父母商量，借了点钱，应付必要的开销。到后来他们都坚持不要我还钱。多年之后知道了，姑丈得的应该就是猛爆性肝炎。

姑妈至此才衣不解带地在一旁侍候了三天，姑丈终于还是大量吐血而死，几星血点还喷到了我的衣服上。断气时，也只有姑妈跟我在他身前，眼见他吐了最后一口长长的气，终于撒手，得年仅仅五十八。

姑丈出身于当地县城的首富之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还带着佣仆。他是一线单传的后代，早年受到的宠爱可想而知。学的是政治经济，在那个年头，就分别拥有日法两国的硕士学位，听他说话，书是读得很好的。大时代的大动荡，把他的命运推到了完全的未知，要不是应父亲之邀，他可能不会来台湾，想来在共产党里，他的同侪也不会少。在台湾，他的日子没有几天是好的，加上不得意，精神上受的打击让他变得古古怪怪，人越活越畏缩，又因为夫妻失和，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短短的一生，就此郁郁而终。

丧事之种种当然繁琐，一边还要写信给父亲，把种种进展报告一番。但是我用的是姐姐的名义，现在想想当年真的只会办事却不懂事，我依然为失去的自尊赌气。并且，我们姐弟的笔迹不同，父亲居然看不出。父亲回信里对于姐姐处理那么多的问题之表现，赞赏备至。但我还是宁可跟爸爸绝交到底，也许，我想要让他发现，其实在家里兵荒马乱之际，我也是有些作为的，同时又想将他一军，让他为了对于我的错估懊恼惭愧。这是我几十年的事后，回想整理而出的心理状态，但我的父亲早成灰烬。

姑丈去世后的那几天，姑妈一度想要寻短见，我只得在门外守着，并且不断地跟她说话，后来到底她还是开了门，我见到她手里有一把日本短刀，就是秋瑾照片里拿着的那一种。好在到底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两家六个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自立，父亲是不会照顾别人的，而姑妈当然有她的极限，要她怎么办？

我首度体验到生死之无可抗拒，希望姑丈能渡过难关，除了张罗许多事情，我只有每天日夜祷告，念着小学时背下来的天主教经文，一遍又一遍，早晚各百遍。然而三天以后，姑丈还是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的那一套白底蓝色条纹睡衣，是我父亲的，对他显得太宽太大。这景况，几乎总结了此人一生的荒谬与凄凉。

不久，父亲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对话，几天之后，我不告而别。我不给父亲了解事情头尾的机会，特别是在其中我的努力。这是一种苦肉计式的报复，“只是当时已惘然”，年少的我，没有去解读这么不可理喻的出走是多么的不智，多么伤害老人家的心。

然后，我就住在台北车站前的垃圾广场边了，直到吴英荃伯伯把我带走，又去考大专院校。

艺专影剧科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结了婚，对象依然是日本人，小野千鹤子女士，我的继母。一个不怎么聪明、非常善良、没有心眼儿的人。比父亲小三十岁，一连又为父亲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

父亲与继母在青田街寓所前，摄于一九七○年代，那是他一生难得享有家庭快乐的岁月。

虽然跟父亲不来往，我会回到在同一院子边上的姑妈家盘桓，说上许多话。也见到了继母，那位总是和和气气的女人。姐姐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好像台大毕业的都要经过这个仪式不可。毕业之后，等当兵之前，我居然当上了崔小萍老师导演、陆建邺制片的《窗外》的助导，父亲很高兴地主动借出屋子作拍摄之用，于是我自自然然地回了家。从前种种，好像从没发生过。

接下来是服预官役，退役、回家、待业，一连串在台湾的男孩人生必经之路。

这时姐姐已在美国读书了。我成天找工作，报纸上看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写着个“限本省籍”。我成天为就业问题烦恼，却一点进度都没有。家里添了个混血的小弟弟东光，继母手忙脚乱地度日，但是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此时家用已经两家各自独立，姑妈那边，因为大表妹接续姑丈的工作，又补上了正式员工，可以自立自足了。

也是事出猝然，父亲忽然语气严厉地对我说：

“看你整天懒懒散散，一点活儿都不干，明天起给我扫院子抹地板！”

这话说得很明白，我不能在家白吃饭了，因为继母只跟父亲说：

“在日本，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立。”

她不会知道，父子间那么难得的复合，就此断送。

岂仅日本，古今中外皆然，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够尸位素餐？只是，待业才一两个月，继母也太性急了些。

我第三天就搬出了家，带走了一板车的书，顺手拿走一个姐姐出国留下的水壶，继母却要求父亲追了回去。

行到水穷处

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艺专同学张新华兄住在六张犁黎和里，是十五路公车最后的一站，当时非常偏远，承蒙张新华的父母亲张维纲伯父母帮忙，不仅为我找到山窝里的一处住所，天天还在他们府上吃饭。前后大约有半年之久。

那是我最艰困却也是最快乐的日子。张伯伯是从大陆撤到台湾来的最后一批军职，先前是一位少将师长，但此际再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舞台，只能屈就一个公车站长。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豪迈热心，旷达风趣，每次饭后，我们谈古论今，大似渔樵江渚。我成了张家的一分子，父亲家里的那些阴霾恍若前世。

从马路边的张新华家，到山窝里的居停房舍，走路也要二三十分钟，而且不可能有车代步。每天来来回回地走，身体也强壮了几分。那是前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先生的房子，以其当年的功业而论，这一所小平房确实不太相当，只是掩盖在杂草野树中的小小砖房而已，李主席难得一见，房屋是交由当时担任军职的侄子侄媳，带着三个孩子使用，前面一列有一间空房，他们听到张站长提起我的问题，只一句话：“茫茫人海，随手行个方便就是了，来住吧。”

此后我便有了着落。

李品仙主席的侄子姓苏，也任军职，然而为人儒雅，言语不多，和善而诚恳。太太也是军人，姓杜，在山下和平中学当教官，跟她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热心豪爽，心直口快。我们不常相晤，却相处得很好。

现在台北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台北市也有那么样人烟罕至之地。从公车的终点站黎和里骑了单车，一路上坡的窄路，到一个小到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见得着的路口，就得把单车靠着山壁放在一边了，自此步入杂草遮蔽的小路，曲曲折折又转上山去，穿过巨大的蕨树和一些相思、尤加利、野榕等密不见天的蜿蜒山径，再往上爬，才见得到那处两排的砖造小屋舍。门虽设而常开，那是事实，因为门已经长年未关，根本关不上了。况且不用走门，山坡上进得此屋的入口，四面八方有的是。

抬头尽是碧树、山头与青天，耳边听得到的，除了虫鸣鸟语，只余风声雨声。游目四顾，但见层层交错，深浅明晦，细看有几百种的绿。张新华常常来陪我，并不寂寞。在这个山窝里，有的是时间，而且仅仅用来读书，读世界各国的名剧，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罗素的《西洋哲学史》，点读了许多的元人散曲与杂剧。当时随身还带了几部大书，都是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平凡社等发行的艺术类著述，虽然不通日文，却把整部五十余册的日本画大成，其中包括中国绘画，还有书道全集，当然有更多的中国书法，还有一部专论陶瓷器的《名陶我观》，全都翻个透透，内文也常常趁便根据汉字摸索。此后数十年至今，钟情艺术几至不可自拔，那一段的山居岁月，影响至大。

当时生活所需，几无来处，好在吃住基本没问题，另外则不免花到了一位女友的钱，但是她后来嫁给了别人。

她常常到路程这么不方便的地方来看我，我送她回去的时候，也是天都黑了，山路难行，路又湿滑，她回到家，应在一两个小时以后。

仅有的收入是一点点影评稿费。出门看场电影，要省车钱，就从山上骑车到西门町，买票看了电影，在冰果店写好了影评，直接交给正在峨眉街民族晚报印报机旁上班的黄仁先生，然后再骑车回到山窝，路上要耗去两三个小时。每星期一两次，在完全不同的冷热两个世界间穿梭。稿费少得可怜，然而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应付若干必需的问题，并没有觉得日子过不了。当时最大的梦想，便是有一间，只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放得下一张床、一副桌椅、床下有一口箱子，有书读，一辈子也就够了。我还画下了这间屋子的想象图。

对于世俗人生，我已觉得疲惫不堪，那时刚满二十四岁。

坐看云起时

与父亲重新对话，已在离家的两年之后。

形势比人强，我并非走投无路，却只得硬着头皮回去找父亲，希望他能答应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婚礼上当主婚人。

山窝里的岁月中，也常常在中广打零工，录点广告、广播剧、政令宣导短剧，有的时候也帮主持人写或是译点稿件，赚点他人眼中的零钱，于我却是必需的收入。另外则在台大的史丹福中心教华语，经济终于稍微稳定，不再惶恐度日。

后来搬离了山窝，在泰顺街租了间小日本房，屋主姓龚，福州人，有了些年纪，一子一女，还没上大学，也都十分安静和气。我时不时地拖欠房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