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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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终于招出了也帮他销赃的我们，我们白天不敢在家，晚上又没有灯火，警察找我们也不容易。曾经有两次，警察已到了门口，还爬梯子上来。林良国警觉性很高，早早把门扣上，那把挂锁也锁好，照理讲从里面是锁不到外面的锁的，但是那片门实在差，锁上了还是有一条很大的缝，这下子可好，我们可以拉出个缝，锁住了，关好门，一把锁就挂在外面，跟外出未归一模一样。警察就在一片木门外，试着拉门，我们便紧贴门板站立，屏息无声，直等到他离开，如是者有两次。到那位贼叔叔判刑确定，我们也没事了。
《学生周刊》的钱不好赚，天气却冷了下来，我们就拿了不少周刊回来，当然是卖不出去的，装在被胎里御寒，除了转身有些叽叽呱呱的杂音，还真保暖。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好友，中兴大学教授吴英荃伯父，忽然无预警地出现在梯子口，还是穿了长衫爬上来的。他身子坐在铺了草席的地面上，两脚放在梯子上，背对着我，要我马上收拾收拾就跟他走，一刻也不留。林良国那时不在家，我只能留个信给他，就这样结束了我十分戏剧性的逃亡生涯。
后来我上了“国立艺专”影剧科，林良国去考空军士官学校，想要当飞行员，他居然考取了。我从学校寄了一封信给他，力劝不可去读，因为飞官的死亡率太高。待遇当然好，但那样的荣华富贵我说不可要。那封信写了有二三十页，磅礴淋漓文情并茂。他读信之后，特地转了好几道车，不辞路远来学校看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几欲痛哭。旁边的同学看得目瞪口呆。
然后我知道，他在市场边上开了个杂货店，生意不恶，却就在同一条街上有了两个老婆，日子过得当然不安稳。但这也是多年前的消息了。
救星
吴英荃，曾任北大教授、西南联大法学院长、创办了台北大学的公共行政系，早年还担任过“国防部”的政工局少将处长。但这些资历我都不熟悉，我印象中的吴伯伯，十足的寿者之相，一对长长的寿眉，两眼炯炯有神，多半一袭长衫，家中客人来往不断，各种人物都可能是他的座上客，只要他在家，常常应接不暇，但是他总是一介布衣，轻松自在地听人家说，也说与人家听。正在求官的，他便指点迷津，求学的，他解决疑难，求见什么人的，他写介绍信，连求运命的来访，他也为他掐指算算气运如何。
看他做的事情，似乎该有三头六臂，他要教书，还兼行政，他担任过台湾书店跟正中书局总编辑，又另外办了多年的《小学生》杂志，每期的封面文章插图他都要事先看过，为的是落实年轻时的理想，因为他是“国父”的信徒，深信大事业必定要从根本做起。又常常有应酬来往，便是不在家，家里的小小客厅已经有人在等他。但是他总是气定神闲，见人的头一句话便是那临川口音的：“怎么样啊？”似乎事事好好地想想谈谈都可以解决。人家还没开口，焦虑已经放下了一半。在国共战争期间，他被列为第三号战犯，只因他料事如神，计谋层出，林彪视他为大患。友朋之间戏呼他为智多星。但他虽然相貌堂堂胸襟开阔，却未享大年，只得一甲子又五。算算吴伯伯今天在世的话，也过了百岁了。我枉度大约七十寒暑，这样的人物，也只见到这么一位，并且有幸亲受教诲。
吴伯伯是父亲的好友，几位老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重庆南路的世界书局二楼，记得应该是星期五中午，几位老友聚餐，饭菜就请附近的饭馆送来。聚会的老友变动不大，有当时世界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史学家杨家骆教授、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立委”李文斋先生、吴英荃教授与先父，这几位应属基本成员，其他人当然也有，却不是固定的。
吴府人口很少，只夫妻二人跟一位公子吴大成，吴大成是先父台大地质系的学生。另外吴英荃伯伯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小他至少十几岁的吴英蕙，在通讯部队里当一个士官。在那时当然还没有电脑，他却能以电报机当做画笔，当着对面的人，打出他们的画像，快速又准确。有一天“老总统”来视察，他也替他“画”上一幅，而且，他比较得意的是：“‘总统’站着，我坐着。”用他的江西口音说。吴伯伯相识遍天下，却从未为弟弟关说，弟弟就一直当那个士官，但是弟弟常常到家里来，备受关怀。后来他又为弟弟完婚，所有大小事务，都替他想得周到，办得妥帖。
吴府其实是一处很小的日本房子，在爱国东路，当时吴大成正在服兵役，一方面准备出国留学。我可说是被吴伯伯抓回来的，据他后来告诉我，几位老友一起吃饭，他听到了我逃家不归的事情，就决定把我先带回他家再说。他到了我居住的地方，一看那么简陋，他也吓了一跳。他当场就要我跟着回去，只有一个原因：怕我又溜掉。其实对于联考，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读的那个东方夜校，逃学太久，路都快要认不得了，一心只想以后当个门童先糊口再说，其他的也没有条件谈。发财的梦还在，但也知道遥不可及。要是吴伯伯真的说明天再来，就可能明天来的时候再也找不到我。
在吴府，没有人逼我读书，但是不读书又要干嘛？我再也无路可走，只得一门门顺着读。吴伯母有气喘病，身体谈不上好，氧气瓶总在身边，时不时地往喉咙里喷喷药，却能让我到时候上桌就有得吃。她生怕我吃不好又吃不饱，口口都盯得紧，忙着用另外的一双筷子为我挟菜，我总是不容易吃到堆着鸡鸭鱼肉下面的白饭，让我想起当小和尚却能有鱼有肉的好日子。
经常只有吴伯母跟我两人在家，她怕打扰我读书，一点声音都不出，连客人来了都要蛮夸张地叮嘱：“马少爷在读书哪！”也是江西口音。
她说过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除了吴大成，就是你了。”情真意切，让我暗自想着好歹考上个学校给他们看看，不要再为难谁了。
很难得看到别的一家人是怎么相处的。我见到吴氏父子见面时自然地相拥拍打，开心得要命。吴伯母在下午靠在沙发椅上睡午觉，睡梦中还口口声声念着她孩子的名字。他们夫妻在餐桌上相聚，谈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没有一句指责，都是得意跟为他的未来着想。原本我以为父母都是只会责备孩子才对，在经验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家里大人的肯定与赞美。年过六十了去纽约看姑妈，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变得又老又丑啊！这些我都视为当然。吴大成也有出息，学业身体都好，在部队里上柔道课，一不小心就把对方的肋骨摔断了一根，他爸爸赶快买礼物去跟人家赔礼。除了这样不寻常的事情，吴大成从不让父母操心。
我的生活习惯不好，吴伯伯从来不批评，也不要求，总是那么笑眯眯地说些民国人物与掌故，有时也品评时事。我总觉得我不仅是他的晚辈，同时是他的孩子，也是他的朋友。许多调皮捣蛋的事，跟他说，他从不以为忤逆，反而听得乐呵呵的，跟伯母俩笑到不行，一边还说难怪你把你爸爸气坏了啊。真的是有容乃大。
某日上午，刚吃了早餐，不意之间，看到了吴伯伯在为我折被窝。从那天之后，不仅再也不敢让他老人家费事，还特别天天早起，早早地把床铺整理好。
那一年专科跟大学是分开来考的，考大学时我根本没去考场，白交了报名费。考专科之前还有一点读书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我就拚命读书，但是时间真的不够用，到了第二天就要上考场了，三民主义一页都还没有读，怎么办？吴伯伯只说不要慌，我给你讲讲好了。
于是，他用了一晚上对我讲了一通三民主义，井井有条，成一系统，每一重点都有例证，每个例证又可旁通其他的纲目，纲目与纲目之间彼此相关呼应，十分易懂又有趣味。以后有好一阵，都想把“国父”的照片挂在墙上，因为再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讲稿之后，已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永远的粉丝。
考试的结果是，我的三民主义得到了我的成绩里的最高分，而我的数学只得一分，据我自己的估算，应是零点六分，阅卷老师奉送了零点四分给我，凑了一分。这一分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任何一门零分，便不录取。我考上了“国立艺专”的影剧科，很不合父亲的口味，也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但是每个周末都回到吴伯伯家，他还给我零花钱。在艺专，我年年可以拿到奖学金，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将就着解决。
吴英荃先生伉俪，是在我逃离制式教育苦海时，最后临门一脚的恩人。
但是，吴伯伯没多久便病倒了，探病者川流不息，提供各式各样偏方者也不少，在眼看不起之际，他居然把大家说的都详细记下，出版了一本偏方集，详列各种药单，附带说明源由，来人便奉送一本。一个人在此际还有此雅兴与存心，应是另类的风流，我看。
吴伯伯因病住院，此事夫妻二人都瞒着在美国的儿子吴大成，怕影响到他的学业，希望他可以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那个年代出一趟国很不容易，也不可能想想就回国来看看父母。记得吴伯伯送儿子出国，刚刚从松山机场回身，就跟身边的人说，恐怕再也看不到儿子了，不知是他为自己算出来的命数，还是他知道已经病入膏肓？进入台大医院之后，过了大概不到半年，吴伯伯便辞世而去。又过了大约三年，吴伯母去世。
但是吴大成却是在父亲过世许久之后，方才得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的讯息。
爱子若渴的吴伯伯，在病情尚未恶化至不省人事之前，便跟吴伯母预谋，买了一大叠航空邮简，然后依照时间、年月日、季节，以及可能预想得到的种种身边的事物，写了不知道有多少封的信，从吴伯伯无法亲自再写信开始，便一封封、定时地往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处寄发，生怕儿子承受不了父亲去世的打击。在吴伯伯的告别式上，我只听到吴伯母声声的悲叹：
我的儿子没有了爸爸怎么办啊！
这些预写的信居然在所有的亲友配合隐瞒之下，隐瞒了那么久，但爸爸不在世的事实，最终当然还是让吴大成发现了，其痛可知。
这是我见过最痴的一对父母，推己及人，对我也照应得无微不至。
没有他们，我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不会比目前的人生更让我满意。
吴英荃先生过世之后，每周都会有一位年轻的、他生前的学生来拜访吴伯母，一进门就洗手，然后上香，对着灵位三鞠躬，持续了很久很久，那位年轻的学生，就是后来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还有一位，文工会总干事、江西同乡晚辈刘士臻先生，每周定时前来祭拜，对师母依然执弟子礼。历时数年，直至师母去世，又为师母完成葬礼。
在吴伯母的告别式上，我用毛笔写了一篇怀念他们二位的文章，灵前跪读之后，随即火化，是专为他们二位写的，没留草稿，更不想发表。
第九章 此恨绵绵
引子
在青田街父亲的寓所拍的结婚照。小孩子是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
父亲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去世的，在此之前，在医院里躺了大约三个月。
那时我跟内人都在中广公司工作，台大医院病房里只有他当年的一位“小朋友”洪先生在旁，父亲昏迷了好些日子之后，终于摆脱了他八十年的人世。我们得到消息赶到病房，父亲已经停止了心跳。
就在父亲卧病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母校“国立艺专”的邀请，决定回校教书，势必辞去中广的工作。父亲对我最后的认识，就是一个播音员，他从来也没有听过我主持的节目，而我丝毫也不在意。有一次，父亲到日月潭开会，当地的商店老板听说他是某某节目主持人马国光的爸爸，纷纷出来跟他握握手，多看他两眼，他哈哈大笑，不见得是为了儿子有了点名气而笑，他应该觉得实在好笑。的确如此，父亲的成就不是世俗都能看得清的，做了一个媒体人，仅止于出出风头而已，算什么嘛。
我同时在《中国时报》写方块，但也没有跟父亲说，我心知肚明，那真的不算什么，离他的最低标准远着哪。即便是有点想法，也是一点点而已，决非真知灼见。后来有人跟他说你儿子报上有专栏，我想他也不会特别去找来读，反倒是我岳父觉得有这么个女婿蛮体面的。
1976年，得到中山文艺散文奖，同时得奖的还有同校毕业的美术奖得主赖武雄。母校校长朱尊谊、父亲好友石油公司总地质师孟昭彝先生同来中山堂祝贺。父亲的身体看来已经不如从前，三年后去世。
在中广的那一年，我得了个当时还不算小的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