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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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我都爱听，我们应该很合得来吧？
这一段少年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料得到人人都会笑我，说我是个傻瓜。我说我还蛮喜欢他的，一定又让人笑说是个大傻瓜。
此刻非常想念艾神父，也没有再度去致谢。只有一次，在圣诞夜，我背着姑妈去望午夜弥撒，就是艾神父主持的，他穿着华丽的法衣，肚子好大，慢慢吞吞的，用十分蹩脚的国语，说着耶稣诞生的启示，讲话中不自觉地，两个脚跟那么一踮一踮，时不时地又把双手交合，放在大大的肚子上，他讲的是什么，当时就没听进心里，然而这样的神采，永远在我心里。
算算岁月，艾神父大概已经蒙天主宠召了吧？一个少年，到他那儿，说起一个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的幼稚骗局，但是，他给了他钱，照着这个少年的要求。
这一辈子，只要谁有求于我，不论生熟远近，我都很拙于拒绝，偶尔也为此悔恨，很怕那个看起来像是骗子的人，万一真的有麻烦怎么办？傻得起就傻吧。我至今也没有成为任何教派的教友信徒，然而，我相信，既然有“活佛”，那么也该有“活天使”，胖胖的艾神父就是。没有毛豪志，我不会见到天使，莫非真的是神的安排？哈里路亚！
暴徒
建国中学对面，从南海路一直过来，就是农复会、科学馆、“中央图书馆”、艺术馆、历史博物馆，再过去就是林业实验所。这样的排列，好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但是在五十年前，虽然这些机构大体依然，风景却有很大的不同。放学时间一到，许多小贩就在门口此起彼落地吆喝着，而对街是一整排小店，卖冰果的跟小吃的占多数，仅次于这两种的营业，便是书店。家家都是很小的违章建筑，那也是个违章建筑到处可见的时代。天翻地覆的动荡中，许多人被推到了意外的命运里，起起伏伏，得意失意，全非所料。
书店也不一定都在好好地经营，有的也卖些黄色书刊，虽然当年的尺度拿来跟今天的相比，大概许多人连黄在哪里都看不出。
其中有一家挂着的横匾铁皮招牌跟别家的很不同，一点吸引人的劲道都没有，唤作“文史书店”。白色的底子黑色的字，简单明了。整排书店我家家都去过，这一家却最合我的胃口。无论是课余还是溜课，常常就在这一家小书店里，坐在一个矮竹凳上看书。次数多了，自然跟老板也谈上些话。老板知道了我父亲是谁，居然问我，懂不懂令尊的地质学说？我哪会知道？他却头头是道地把我父亲的“大陆漂移论”中“骤然滑动说”讲了一遍，还比着手势，十分生动。
这就是我们订交的开始。
他叫冯作民，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皮肤略黑，稍驼着肩背，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一口标准的京味儿国语，总是客客气气的。小书店门口平放着一块大门板，上面摆着许多书，本本都跟其他书店明显不同。不太容易在他的书店看到通俗小说，也难得见到什么少年读物，看来都是文史哲类，连现代文学的书籍都比较少，杂志也显得专业精深，如大陆杂志、东方杂志、食货杂志之类。冯老板曾经跟我说，他这里不像别的书店，黄色黑色是一定不卖的，这里的客人都是少年，卖这些书，太不厚道，他这么说。
要是哪一本书我读得兴味盈然，眼看天都要黑了，他就说你拿回家去读吧，过几天再拿回来就是，反正一时也卖不出去。
我们也常常谈到一些近代史上的人物跟事件，我当然是一知半解，然而他的谈兴很旺，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台儿庄大捷到徐蚌会战，以及许多金石书画才子名流等小掌故，他都谈得头头是道，尤其出自那一口漂亮的京片子。
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这会儿没有在上学，我坐在那一张小竹凳上，他就在靠里面角落书桌后面，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地来往。有时我拿起一本书要读，他就会跟我说说这本书或是作者的来历背景，简单扼要，却很易懂。比如陈独秀、胡适之、蒋梦麟、钱玄同、顾颉刚、李宗仁、阎锡山、汤恩伯等，连人带事，娓娓道来。从他那儿，我知道了一些过去的，也包括现在还在世的许多人的事迹。他说话其实谈不上生动，但是很诚恳，常常也牵扯到许多其他的题目，有凭有据，论证广泛。讲着讲着，又会从哪儿拿出一本书，或是书里的一张图片给我看，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个小孩，倒像是我的学长。
店里有位女店员，就叫阿秀，很通俗的名字。有一天，我坐在小竹凳上正看着书呢，他忽然问我，马家小少爷，你看阿秀这个人怎么样？我搞不太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我要跟阿秀结婚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反应。那个时候他跟我讲，阿秀是刚刚答应了他的，我是头一个知道喜讯的人。他说他一生吃了很多的苦，还是个伤兵，就在你们东北老家打仗的时候受的伤。现在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他说。
我听了，只好奇他受了什么伤？看来他手脚齐全无疤无痕，他却回答道：“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高中上的不是建中，再也没有机会天天出入南海路，但我们偶尔还有联系，我知道他后来在国语日报工作，有的时候在许多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他编的书，几乎无所不包。大多是大部头的作品，如西洋全史、中国历代古史、中西哲学史、艺术史之类，有的还在我现在的书架上。
年少轻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也写了一本仿李费蒙（也就是名漫画家牛哥）作品的间谍小说，不知该说中篇还是长篇，也没敢给任何人看，却偷偷地写了封信给冯作民先生，附上了那一摞稿子。
过了大概只有十天左右，他写信来，要我到他家去。他住在靠近汀州路的水源路上，在川端桥高高的堤防底下，一间小平房，无墙无篱，门前错落着几株大树，清凉宁静。
他跟阿秀已经有了一个小奶娃了。他很客气地接待我，阿秀还给我倒了茶。
我拿回了我的稿子，里面他给我改了许多错字，对啊，他在国语日报，好像就是做校对的。那份稿子后来也不知所终，我自己大概也没当一回事，却累他读了一遍又改了那么多的错字。
过了至少有二十几年了吧，再也没有见到此人。
有一次在艺专上课，提到了这一位自学成功、自通英日文，又编写了许多书的作者。没料到座位下有一位学生高声说，老师，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大喜过望。
我们很快地就联络上了，他原来住在中坜，我们在电话中都好兴奋，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也很想念我这个他口中的“小朋友”，他还说，他早就料到我长大了一定会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个专栏作家，作品时时可见，他也常常读，原来他也一直知道我在干嘛。
我说我们可以去中坜附近的莺歌玩玩，一边看看陶瓷好吗？他说刚好他也很想出门走走，我们可以一起吃吃饭，他会在莺歌车站接我。
我们约好了时间。
还有一个星期，就能跟一位少年时便认识了的“老朋友”见面，真好。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呀？个子不高，须发俱白了吧？听起来是个非常和善又客气的老人家，儿孙满堂了吗？人世间有些奇缘，真料不到啊。我不免想来想去的。
就差两天，我还盼着相会的时候，那天早上打开报纸，社会版头条赫然出现了一宗灭门血案，凶嫌居然是冯作民！有文有图，想不信也不行。
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心口狂跳不已。
他是去讨债的，已经讨了许多次，说是一部大书的版税，他分文都没有拿到过，这一次他怀着一把刀去，原想吓吓对方，不料情绪失控，一连砍死两人，又杀成重伤一人。
原来他早就离婚了，于他于我，阿秀也都应该是很遥远的故事了。新闻里还有他的照片，一个我认不得的老人，只有一副厚厚的眼镜，让人勉强辨识得出依稀当年。
又过了几年，在夏祖焯先生的一篇作品中，读到其父何凡先生（夏承楹）的故事。何凡到了晚年，自己行动都已不便，还请人给被判成无期徒刑的冯作民送点钱去，却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我少年时的大朋友冯作民先生，自学而写了许多书，晚年因杀人而终身监禁，死于狱中。这是他为命运呐喊的书。
又过了好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提起此人，座上有符兆祥兄的公子符立中，他听说了之后，又过了一阵，居然给我影印了一大部书寄来，是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书名是《书痴吁天录》，作者就是冯作民。好几百页，就是他的自传，文辞已经零散无章，却满布痛苦，断断续续的句子，读来让我心碎。他相信他的脑子里依然留着弹片，是当年战场上敌人打进去的，他经常头痛欲裂，看来他早就精神失常了。
仿佛又见到他跟我讲：
“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囚徒
当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日子过得挺逍遥的，因为父亲又出国了，包括姑妈在内，差不多没有人管得了我。
常常逃学，作两种逍遥游，一种是外在世界的逍遥。去新店的碧潭泛舟、去淡水花五毛钱就可以搭渡船到八里的对岸，出海口很宽，早一点的话，海面霞光一片，教堂的钟声从河面贴水送到耳际，这样单纯的美，是正在上学的同学梦想不到的。搭火车去基隆，就坐在车站前的码头的椅子上看海看船，或是上中山公园，至今依然相信那是世界上景色最美的公园。台北市区里的新公园、中兴桥、川端桥，也都好玩……零零碎碎的地方还有很多。
另一种是内在世界的逍遥游，钻到图书馆去，常常只是随便借些书来看，看得懂看不懂都好看。又可以去博物馆、画廊，还有书店、古董字画店、牯岭街的旧书画摊子跟小店，还可以跟老板聊聊，整整一天也不够用来享受。如此神游古今中外，其乐何如。学校的老师跟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紧迫盯着眼前的年轻人，要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大学，然而于我，远在天边。
应该是在礼拜天，否则不太可能在家遇到他，那个西装笔挺的人。他包了一辆三轮车，进门的时候，三轮车就在门口等他，那个年头算是阔气的了。记得他嘴上还含着一支长寿香烟，刚点上的。当时洋烟还不能进口，长寿十元一包，鹅黄色外壳，放在短袖上衣口袋里，透得很明，有点儿身份表征的意思。不是红色的香蕉牌，也不是咖啡色图画的新乐园，便是绿色的双喜，也只不过五六块钱一包。
这个人长相斯文，油光光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边眼镜，也不是寻常货色。更没法子不看到他脚下的那一双鞋，当时流行在鞋底打上小铆钉，走起来克克有声，一步就是一步，鞋面擦得贼亮贼亮，天光云影都缩到了鞋尖上。
一进门，他就问马先生在家吗？管老师叫先生，是当年的称呼，我听来也很习惯。只回说不在，出国了。他就说，他是台大总务处的，明天是台大的校庆，学校里有很多文件要打，送到国内外许多的通讯社去。但是打字机不够用，学校派他来跟马先生借用一下。当天的活动一结束，马上就专程送回。他说还要到前面巷子沈刚伯先生那里去一下，已经讲好了，也要去拿他的那一台。
我马上就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他带走了。
第二天，直到傍晚，运动会跟各项活动也该结束了，怎么等也等不到打字机回来，也许明天吧？今天太忙，那么又多等了一天，又到了下午，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只得直接去沈刚伯教授家揿电铃，是他亲自开的门，我先自我介绍，马上单刀直入地问起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人，来跟他借打字机？他说他不用打字机的，我忽然想起来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根本用不着打字机。念头一起，登时头皮发麻。
想要不承认都不行，我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人骗走了。一时心神慌乱不知所措，不仅是父子之间原本就相处得不好，而且，一台打字机，在当时要价就好几千块，而一个教授一个月才八九百元的收入，打字机没有了，对父亲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马上去警察局报警，警察拿出一本上面有表格的笔记，懒洋洋地把我报案的要点记下了，我在上面签了字，他就说好了，找到了会跟你们讲。
他又说，这种人一骗到手，半个小时之内，一定卖掉，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人嘛也许抓得到，要是他继续因骗而失风。
“报案完成了，回去等消息吧，小弟弟。”
一眼就看出来，他也只是守株待兔而已。我内心的焦虑，跟他的轻松自在，天差地别。我便问他，我可不可以写一些寻贼的招贴，贴在各处的墙上、电杆上？也许机会好一些。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违法的！要罚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