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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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本书的俄文名是《惟一的必需品》。《大罪恶》，《世纪末》。大部分在他生前被检查委员会删节不少，或竟完全禁止发行。直到大革命为止，在俄国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读者的大衣袋里的。即在今日，当一切都印行了的时候，共产党的检查并不较帝国时代的检查为宽大。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惟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惟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讲起弥撒祭的事情。这一章，在法译本中可惜被译者删掉了。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要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一九○五年印行）。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是奴隶主义，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和处在圣彼得堡的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的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勒鲁瓦·博利厄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的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国《两球杂志》）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一八五七年。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一八六二年。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的事业。外省绅士的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的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
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志……”这些辞句，益增托尔斯泰的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的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剧烈的反对。
“晚近以来，基督教义的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的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像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罔。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是以普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是有这种意志的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的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的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的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的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满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警政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是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的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欲驱使俄国人民和其他的欧洲民众同样入于奴隶状态！”见《世界之末日》。（一九○五年）托尔斯泰在致美国某日报的电报中有言：“各个省议会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限制专制政府的威权，建立一个代议政府。不论他们成功与否，它必然的结果，将使社会真正的改进益为迟缓。政治的骚动，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进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进步反而停止了，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一切立宪国家而断定的，如法国，英国，美国。”在答复一位请他加入平民教育推进委员会的妇人的信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们永远做着欺诈的勾当；他们因了害怕而为独裁政制的共谋犯，他们的参政使政府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使他们习于妥协，被政府作为工具。亚历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党人是为了名誉而卖身，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毫无危险地销毁他的父亲的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者互相耳语说这使他们不快，但他们仍旧参预司法，为国家服务，为舆论效力；在舆论方面，他们对于一切可以隐喻的事物作种种隐喻；但对于禁止谈论的事情便谨守缄默，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人们命令他们发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们亦是如此。“当这青年的君主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无耻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时，自由主义者会不会抗议？绝对不……从种种方面，人们向这年轻的帝皇表示卑鄙无耻的谄媚与恭维。”
在对于自由主义的离弃中，轻蔑统制着一切。对于社会主义，如果托尔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会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视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与科学。它的根据不是某种经济学，而它的绝对的定律握着世界进步的机捩的吗？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现代的迷信，“这些无用的问题：种族起源论，七色研究，镭锭原质的探讨，数目的理论，化石动物，与其他一切无益的论辩，为今日的人们和中世纪人对于圣母怀胎与物体双重性同样重视的”，托尔斯泰写着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满着尖利的讽刺。——他嘲弄“这些科学的奴仆，和教会的奴仆一般，自信并令人信他们是人类的教主，相信他们的颠扑不破性，但他们中间永远不能一致，分成许多小派，和教会一样，这些派别变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类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为他们摒弃了惟一能团结人类的成分：宗教意识”。见《战争与革命》。
当他看到这新的热狂的危险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不安更甚，而愤怒之情亦更加剧了。他采用强暴手段时，他无异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然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理论家是他痛恨的：这是害人的迂儒，骄傲而枯索的灵魂，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思想的人。这类人物的典型，在《复活》中有诺沃德沃罗夫，那个革命煽动者，极度的虚荣与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绝无想像，毫无怀疑。在他后面，跟随着一个由工人转变成的革命家马尔克尔，他的要革命是为了受人压迫，心存报复，他崇拜科学，但他根本不知何谓科学，他盲目地反对教会。在《又是三个死者》或《神与人》中，还有若干新革命青年的典型。
思想，且还是卑下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他的物质的舒适。而即是这目的，还不能以它所拟的方法达到。”一九○四年终，致日本人阿部畏三书。参看《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实际上，它是没有爱的。它只痛恨压迫者，并“艳羡富人们的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们有如簇拥在秽物周围的苍蝇”。见丹奈洛摩著：《托尔斯泰名言录》（社会主义章）。当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世界的面目将变得异样的可怕。欧罗巴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猛扑在弱小民众身上，他们将他们变成奴隶，使欧罗巴以前的无产者能够舒适地、悠闲地享乐，如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一样。同前。
幸而，社会主义的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耗费了，——如饶勒斯那般：“多么可惊的雄辩家！在他的演辞中什么都有，——而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些像俄国的正教：你尽管追究它，你以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转过来和你说：‘然而不！我并非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别一样东西。’它把你玩于手掌之间……耐心啊！让时间来磨炼罢。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如妇人的时装一般，会很快地从客厅里撤到下室中去的。”托尔斯泰与保尔·布瓦耶谈话。（见一九○二年十二月四日巴黎《时报》）然而托尔斯泰这样地向自由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宣战，究非为独裁政治张目；相反，这是为在队伍中消除了一切捣乱的与危险的分子之后，他的战斗方能在新旧两世界间竭尽伟大的气势。因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较之一般革命家的另有一种理解：这是如中世纪神秘的信徒一般的，企待圣灵来统治未来：“我相信在这确定的时候，大革命开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内已经酝酿了二千年，——这革命将代替已经残破的基督教义和从真正的基督教义衍出的统治制度，这革命将是人类的平等与真正的自由的基础，——平等与自由原是一切赋有理智的生灵所希冀的。”见《世界之末日》。
这预言家选择哪一个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时代呢？是俄罗斯最阴沉的时间，破灭与耻辱时间。啊！具有创造力的信心的美妙的机能啊！在它周围，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尔斯泰在死灭中窥见再生的先机，——在满洲战祸中，在俄国军队的瓦解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与流血的阶级斗争中。他的美梦的逻辑使他在日本的胜利中获得这奇特的结论，说是俄罗斯应当弃绝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徒的民众，在战争中往往较“曾经经历奴仆阶级的”基督徒民众占优。——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让？——不，这是至高的骄傲。俄罗斯应当放弃一切战争，因为他应当完成“大革命”。
瞧，这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宣道者，反对暴力的老人，于不知不觉中预言着共产主义革命了！一八六五年始，托尔斯泰已有关于社会大混乱的预告的言语：“产业便是窃盗，这真理，只要世界上有人类存在，将比英国宪法更为真确……俄国在历史上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具有土地社会公有的概念。俄国的革命只能以此原则为根据。它将不是反对帝王反对专制政治，而是反对土地私有。”
“一九○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强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应当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为什么俄罗斯要扮演这特选民族的角色？——因为新的革命首先要补救“大罪恶”，少数富人的独占土地，数百万人民的奴隶生活，最残忍的奴隶生活。“最残忍的奴隶制度是令人没有土地。因为一个主人的奴隶是做一个人的奴隶；但没有土地权的人却是众人的奴隶。”（见《世界末日》第七章）且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对于这种褊枉的情况有俄罗斯民族所感的那般亲切明白。那时代，俄罗斯的确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即令托尔斯泰把俄国的特殊情形认为是欧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我们可不能惊异他对于就近所见的痛苦具有特别的敏感——在《大罪恶》中，有一段他和乡人的谈话，描写那些人缺乏面包，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而他们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获得土地。俄罗斯的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尔斯泰说在大地主制度之下，致千万的人都闹着饥荒。当人们和他谈起补救这些惨状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