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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

罗曼·罗兰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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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一诸年,托尔斯泰自以为亦染着了。他是,如他于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写的,“气质强而体质弱”的人,他老是患着牙痛,喉痛,眼痛,骨节痛。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时,他“至少每星期二天必须留在室内”。一八五四年,疾病使他在从锡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耽搁了几次。一八五六年,他在故乡患肺病甚重。一八六二年,为了恐怕肺痨之故,他赴萨马拉地方疗养。自一八七○年后,他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他和费特的通信中充满了这些关于疾病的事情。这种健康时时受损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对于死的憧憬。以后,他讲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当一个人病时,似乎在一个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处,障着一层极轻微的布幕:在幕的一面是生,那一面是死。在精神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比健全的状态是优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谈起那些没患过病的人们!他们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一个身体强壮的女子,这是一头真正犷野的兽类!”(与布瓦耶的谈话,见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时报》)这噩耗使托尔斯泰大为震惊,以至“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真理是残酷的……无疑的,只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说出真理的欲愿,人们便努力要知道而说出。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惟一的东西。这是我将实行的惟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一八六○年十月十七日致费特书。
    然而,不到六个月之后,他在《波利库什卡》一八六一年写于比京布鲁塞尔一书当中重复回到“美丽的谎言”,这或竟是,除了他对于金钱和金钱的万恶能力的诅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纯粹为着艺术而写的作品;且亦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只有它过于富丽的观察,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太丰盛的材料,和诙谐的开端与太严肃的转纽间的过于强烈、微嫌残酷的对照。同时代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一篇简单的游记,名字叫做《雪的苦闷》(一八五六年),描写他个人的回忆,具有一种极美的诗的印象,简直是音乐般的。其中的背景,一部分又为托尔斯泰移用在《主与仆》(一八九五年)一书中。
     八
    这个过渡时期内,托尔斯泰的天才在摸索,在怀疑自己,似乎在不耐烦起来,“没有强烈的情欲,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如《记数人日记》中的涅赫留多夫亲王一般,可是在这时期中产生了他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精纯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一八五九年)。全集卷五。这是爱情的奇迹。
    许多年来,他已经和别尔斯一家友善。他轮流地爱过她们母女四个。童时,在一个嫉妒的争执中,他把他的游戏的伴侣,——未来的别尔斯夫人,那时只有九岁,从阳台上推下,以致她在长久的时期内成为跛足。后来他终于确切地爱上了第二个女郎。但他不敢承认。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还是一个孩子:她只十七岁;他已经三十余岁:自以为是一个老人,已没有权利把他衰惫的、污损的生活和一个无邪少女的生活结合了。他隐忍了三年。参看《夫妇间的幸福》中谢尔盖的倾诉:“假定一位先生A,一个相当地生活过了的老人,一个女子B,年轻的,既不认识男子亦不认识人生。由于种种家庭的环境,他如爱女儿一般地爱她,想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以后,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讲述他怎样对索菲娅·别尔斯宣露他的爱情和她怎样回答他的经过,——两个人用一块铅粉,在一张桌子上描划他们所不敢说的言辞的第一个字母。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般,他的极端的坦白,使他把《日记》给与他的未婚妻浏览,使她完全明了他过去的一切可羞的事;亦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一样,索菲娅为之感到一种极端的痛苦。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们结婚了。
    但以前的三年中,在写《夫妇间的幸福》时,这婚姻在诗人思想上已经完成了。在这部作品中,也许他还加入若干回忆;一八五六年他在亚斯纳亚写过一部爱情小说没有完成,其中描写一个和他十分不同的少女,十分轻佻与浮华的,为他终于放弃了的,虽然他们互相真诚地爱恋。在这三年内,他在生活中早已体验到:爱情尚在不知不觉间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日子,爱情已经发露了的那些醉人的日子,期待中的神圣幽密的情语吐露的那时间,为了“一去不回的幸福”而流泪的时间,还有新婚时的得意,爱情的自私,“无尽的、无故的欢乐”;接着是厌倦,模模糊糊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着的灵魂慢慢地分解了,远离了,更有对于少妇含有危险性的世俗的迷醉,——如卖弄风情,嫉妒,无可挽救的误会——于是爱情掩幕了,丧失了;终于,心的秋天来了,温柔的、凄凉的景况,重现的爱情的面目变得苍白无色,衰老了,因了流泪,皱痕,各种经历的回忆;互相损伤的追悔、虚度的岁月而更凄恻动人;——以后便是晚间的宁静与清明,从爱情转到友谊,从热情的传奇生活转到慈祥的母爱的这个庄严的阶段……应当临到的一切,一切,托尔斯泰都已预先梦想到,体味到。而且为要把这一切生活得更透彻起见,他便在爱人身上实验。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惟一的一次,——小说的故事在一个妇人心中展演,而且由她口述。何等的微妙!笼罩着贞洁之网的心灵的美……这一次,托尔斯泰的分析放弃了他微嫌强烈的光彩,它不复热烈地固执着要暴露真理。内心生活的秘密不是倾吐出来而惟令人窥测得到。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形式与思想获得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具有一部拉辛式作品的完美。
    婚姻,为托尔斯泰已深切地预感到它的甜蜜与骚乱的,确是他的救星。他是疲乏了,病了。厌弃自己,厌弃自己的努力。在最初诸作获得盛大的成功之后,继以批评界的沉默与群众的淡漠。自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一年。高傲地,他表示颇为得意。
    “我的声名丧失了不少的普遍性,这普遍性原使我不快。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我有大声地说的力量。至于群众,随便他们怎样想罢!”一八五七年十月《日记》。
    但这只是他的自豪而已:他自己也不能把握他的艺术。无疑的,他能主宰他的文学工具;但他不知用以做什么。像他在谈及《波利库什卡》时所说的:“这是一个会执笔的人抓着一个题目随便饶舌。”一八六三年致费特书。(《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一八六二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职务。同年,警务当局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大事搜索,把学校封闭了。那时托尔斯泰正不在家,因为疲劳过度,他担心着肺玻“仲裁事件的纠纷为我是那么难堪,学校的工作又是那么空泛,为了愿教育他人而要把我应该教授而为我不懂得的愚昧掩藏起来,所引起的怀疑,于我是那么痛苦,以至我病倒了。如果我不知道还有人生的另一方面可以使我得救的话———这人生的另一方面便是家庭生活,也许我早已陷于十五年后所陷入的绝望了。”《忏悔录》。
     九
    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家庭的幸福把我整个地陶融了。”(一八六三年正月五日)“我多么幸福,幸福!我那样爱她!(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见《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富有文学天才,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的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据说她替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重誊过七次。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的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结婚之后,托尔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学工作,学校、杂志全部停了。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她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天才获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的典型增多了。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的。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的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他的妹子塔佳娜,聪明的,具有艺术天才,托尔斯泰极赞赏她的思想与音乐天禀;在本书的女性人物中,托尔斯泰亦把她作为模型。托尔斯泰说过:“我把塔尼娅(塔佳娜)和索尼娅(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据比鲁科夫所述)《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决不能参透。
    由于这段婚姻的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这是托尔斯泰的天才获得解放的重要标识。他的日记,自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专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代起停止了十三年。艺术的自私使良心的独白缄默了。这个创作的时代亦是生理上极强壮的时代。托尔斯泰发狂一般的爱狩猎。“在行猎时,我遗忘一切。”(一八六四年书信)——某一次乘马出猎时,他把手臂撞折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即在这次病愈时,他读出《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页令夫人为他写下。——“从昏晕中醒转,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是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一八六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这时期写给费特的一切信札,都充满着创造的欢乐,他说:“迄今为止我所发刊的,我认为只是一种试笔。”(见致费特书)于是,在爱情的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的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全部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的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这样我的确发现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托尔斯泰指出在他二十至三十五岁间对他有影响的作品:“歌德:《赫尔曼和多萝特》……颇为重大的影响。”“荷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俄译本)……颇为重大的影响。”一八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读歌德的著作,好几种思想在我心灵中产生了。”一八六五年春,托尔斯泰重读歌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的诗,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表白的诗。”以后,他为了他的神( A意即他思想上的理想)把歌德如莎士比亚一般牺牲了。但他对于荷马的钦仰仍未稍减。一八五七年八月,他以同样的热情读着《伊利亚特》与《圣经》。在他最后著作之一中,在攻击莎士比亚(一九○三)时,他把荷马来作为真诚、中庸与真艺术的榜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五年》……等都归入一类。《战争与和平》的最初两部发刊于一八六五——六六年间,那时题名《一八○五年》。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片断(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础不够稳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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