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野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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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复贲越南使记乾隆间征越南，拟治阮光平篡弑之罪，复黎氏社稷。会王师大败于富良江，阮光平惧中朝大举复仇，遂卑词乞降。帝因彼既胜而降，遂亦许之。于是加封号，挥宸翰，恩礼稠叠。及光平来朝，复赐宴赐诗，赐游三海，待以隆礼。光平归国，仍复不靖，时以我国沿海盗舟供其指使，劫夺商民，且封海盗为提督总兵诸官，海疆官吏无可如何。黎氏残裔归国后，复为阮光平所歼，中朝亦不过问。至同治间，法人开殖民地至越南，见其地势沿海，土肥人蠢，思久据之，始而通商，继渐逼入内地。时越南王告急于中国之书不知凡几矣。朝命李文忠派员前往，侦探实情。令下，无人应者。有桐城马复贲者，以应试不第，依其兄居天津，兄为操江练船管驾官，忠裔也。复贲请于兄，愿应募往，兄遂为介绍于文忠。文忠大喜，许以归来后，必专折以荐，惟此时亦宜有职衔，乃立畀双月候选同知执照以行。此光绪七年事。复贲少有大志，好酒任侠，弛斥不羁，好读书而不工举业，尝作乘风破浪之想，此行而愿遂矣。其行程由内地广西出镇南关，终日行深箐密林中，虎狼之叫嗥，瘴疠之恶毒，一无所恐，随役死二人，而复贲且无恙也。既间关至越南，达中朝君相意旨，留其国者二年。于八年壬午冬，伴越南二使一范姓一阮姓者来天津乞援师。文忠却其请，而越遂亡。
文忠旋丁内艰，朝命合肥张树声署直督，文忠以复贲属之，张已奏请以五品京堂用。已属稿矣，会有谮复贲于张者，言其酗酒狎妓事，遂不果荐，仅以同知终。文忠复莅，亦无如何矣。
嘻！以复贲之勇侠，使将一军，颇足以伍绛、灌，惜不遇知己，奈何！其在越南时，有致友人书一通，兹录之以证当年之实事焉。书云：越土之广古交阯无是也，实由乾隆中兼并占城、真腊二国而然。自是分为南北二圻。乃得之未久，而南圻极南海滨沃壤，为法人侵占。同治十二年，法商以运械往云南，道出北圻东京，羡其地之富，乘间攻取。法以数十人之力，数日之中，连下八省都会，越人无计御侮。其时云广与越交界隙地，土匪出没于深山密箐中，劫杀边民。内有刘永福者，广东钦州人，素枭桀，有越官与相识，遂招其拒法。法受创，与越人成约而罢。因其地形险阻，民心未附，法遂幡然变计，阳尊以虚名，而阴收其利，越人为其所愚。数年以来，察地抚民，根深蒂固，一二年前，时有侵侮之事。越人噬脐莫及，复欲乞援于朝廷，而私与法人立药一节，显背国法，自知未能蒙允，忍而不发，以至于今。刘永福自助越人击退法兵后，该国授为三省提督，驻紥宣光一带，设关征税，裕饷练兵，虽未必忠于越人，而仇视法人，实其本愿。云南自普洱、临安东至开化各府，皆与越交界。万山重叠，路极崎岖，内有大河三：一由蒙化东南流历元江、临安至蒙自境入越界，名元江，下流名洮江，东流六百里，历越之宣光、兴化、山西各省至其东京；一由蒙化南流，名李仙江，又名把边江，历普洱、思茅南入越之兴化省，折而东流七百里，名陀江，亦至东京，北与洮江会；一由开化南流入安平，入越界下流，名宣江，历越之宣光山南流四百余里至东京。三江总汇，名为富良江，一名珥河。又东南流三百余里，分为数十派，潆洄而东入于海，此地形之大略也。刘永福所驻之地，即洮江中流，云、越交界要隘。法之图越也，实意在云南矿产之富，若越之东京，则早已在其掌握中矣。第因永福积仇，扼守中路，道阻不通。从前法、越约中，原载明通商中国云南一节，今法人以永福即为越官，碍其通商之路，即系越人背约。去年八九月间，法人定议先攻越南，故贲于十一月奉差赴越，传语国王，留其都城二十日，反复笔谈数万言。今年三月初八日，法陡兴兵将东京攻破。其时贲适在彼，身入其中，彼此商办，法人亦知理屈，仍将城池交还越人。贲即飞请速派大员来此，大可补救。适合肥丁艰，张公置任，遂将此事束之高阁云。
据余闻人言，刘永福之弃越投清，亦复贲之计画，尝询之，而彼不承认也。嗟乎！以酗酒狎妓之微嫌，遂没其困苦艰难之功业，中朝之赏罚不均，于此可见一斑矣。
○缅甸订约之失败缅甸既敷衍了事后，遂定十年一贡之例。逮英人破阿瓦都城，逐其国酋，夷其宗社，而中朝尚复不知。于是有光绪十三年与英人定《缅甸条约》。兹录之以证中朝自欺之笑柄焉：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太后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左：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分，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再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奉旨依议。钦此。
按：第一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以虚名与中国，第二条则实利归己矣。第四条更见狡猾，彼已与藏番连年开衅，藏恃城险，英恃炮利，互有胜负，未得便宜，意欲使中国饬令藏番降服，而又不肯明言，恐违公法，故隐约其辞，且示退让，则中国与藏番不得不入其玄中矣。彼总理衙门群豕乌得知之。○廓尔喀贡使乾隆间征服廓尔喀事，载之《圣武记》中。逮至英伦，见使署旧日档案，始知廓当日举兵，实非抗中国也，乃欲伐印度也。印与廓有切齿仇，久欲得印而甘心焉，自顾力量不足，拟借上国以为助。其时译音不通，廓之语言又为印、藏夹杂之音，愈不能解。及见兵起，边吏仓皇入告，乃命福康安征之，故一战即降。降后上书于福康安，详述由廓入印山川道里甚悉，请发大兵收印度，愿为向导。福据以上闻。乾隆帝忽疑廓此举为复仇之计，将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歼旃，不允所请。且其时正用兵西北，开辟新疆，亦无暇他顾。厥后英人之灭印度亦廓尔喀导之也。惜哉！使当日移征新疆之师而收印度，而今日富甲地球矣，即鸦片亦无由而兴，何有于禁，九州铁不能铸此大错也。自是廓亦定十年一贡之例。光绪元年冬，余在京候试，忽市上喧言有外国人入贡者，奇形怪服，非所常见，余亦随众往观，见其由永定门大街过天桥，入正阳门，而至四译馆止焉。
贡品、行李、随从及护送兵役约四五百人。其使臣二人皆衣渗金宽博之衣，皆红紫色，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毗卢帽，而中较高，上似有金绣之饰。各手一素珠，乘四人肩舆，无盖无帷，如庙中神轿状。大惑不解。明日见邸抄，始知为廓尔喀也。相传四译馆中能廓语者，仅译吏一人，语且不精。幸廓使能英语，遂以英语相酬答焉。至光绪三十一年，又见其入贡，绝不以中国贫弱而反颜，可谓有始有终矣。今则为英之保护国，亦渐更其政俗，然其教则仍佛教也。
○哲孟雄之幸存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
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争之，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
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
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
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
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
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新加坡之纪念诏书余随使泰西时，道出新加坡。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字子兴，广东人，京师同文馆学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研究外交，颇有心得。曾惠敏公携之出洋，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时觞余等于署中，见其书室中有画龙竹筒十余枚，皆长三尺许，两端皆以蜡印封固，异而询之。左叹曰：“此皆历年中朝所颁暹罗、缅甸等国恩诏、哀诏也。制成后，循例颁寄，亦不计人之受与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国海商，一至新加坡即交与领事衙门，日积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认，反生枝节，不如留此以为纪念而已。”继又曰：“英人已屡次请求一二幅为博物院之陈列品，吾不敢也。”
○盗用巡抚印同治中叶，湘南盗用巡抚印文一狱，几摇动大局，幸知县某精细，未酿大祸。先是，长沙有名妓廖玳梅者，色艺冠一时。
省绅某位尊而多金，昵之，欲纳为妾，廖不允。有外县绅某者亦昵之，其人家亦不贫，且年少美丰姿，廖久属意矣。外县绅每逢省中课书院必至，至即宿寥所，而屏省绅于门外，省绅颇衔之。一日，外县知县某忽奉巡抚密札一通，谓该县绅士某某等六人勾结发逆余党，拟在省城作乱，已侦获同党多人，供证凿确，即将某某等六人密拿正法云云。令得此札大惊异，盖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其中皆举人五贡之类，且家皆殷实，文名籍甚，何致有悖逆举动，遂商之刑幕。幕将院札阅数过，拍案曰：“此文伪也，焉有督抚印文而无监印官衔名者乎？公须亲赴省垣，密商布政，取进止。”令乃行，谒布政，以情告。
布政亦细阅抚札，不能决。语令曰：“尔明日毋出面，俟我上院询明后，再商办法。”次早布政入见巡抚，密问曰：“如某县某孝廉某拔贡者非公书院门生耶？”中丞曰：“然。是皆高才生，累列首选，吾甚刮目者，岂有所干求耶？”布政曰：“否。闻公欲杀此数人，何也？”中丞大惊曰：“何来此言？孰诳尔耶？”布政曰：“有据在。”乃出印文授之。中丞面色如土，颤声答曰：“印则是也，我何尝为此？”布政乃述其由，中丞益骇曰：“是不可不究。”因严鞫署中男女仆婢等。有夫人小婢曰：“某日有某卖婆来，似曾向夫人乞印文焚疏事。”
亟逮卖婆至，初不承，继将用刑，乃哭曰：“是省绅某贿我求夫人者。”立命逮某绅，一讯而服。盖省绅欲娶廖，廖意终不属。省绅曰：“尔属意者如目前暴卒，则奈何？”廖曰：“某若死，则嫁尔。”省绅乃出此毒计，思假县令手而杀之也。彼五人亦因公事与省绅龃龉，结怨甚深，拟一并除之以为快。于是案乃大白。廖逃至外县，追捕监禁。卖婆与省绅皆拟斩。中丞夫人吞金死，中丞告病去。布政升巡抚。某令则调署大缺以酬之。中丞刘琨，云南人。布政李恒，江西人。其余人名、地名当日告者皆详之，今忘之矣，仅忆一妓一抚一藩耳。
○巧对 曩在京师见有属对之工者，辄记之，以资谈助。“麦秋至”
对“桑春荣”，“三白瓜”对“万青藜”，“青龙棍”对“朱凤标”，“陶然亭”对“张之洞”，“狮子狗”对“熊伯龙”，“乌须药”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