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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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迟至1944年，江苏一个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60—80％，而没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1944年4月）证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①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任或品行不端。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人。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妒或不满。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这些态度。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的形象放在一起。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毫不奇怪，晋察冀在1942和1943年推行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一自我批评会。然而在1942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①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1927年和1934—1935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存。到1940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
① 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232页。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120页。
② 施兰：《游击经济》，第146页。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年的百分 比）：家庭工业（44％），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 合作社（6％）。
③ “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④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166页。
① 见本书宣道华著第14章。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于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版，第21页以下。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论（置于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情况）区别开来。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怀利对舒尔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① 《毛泽东集》第4卷，第63页。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 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
② 《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这类不客气的话已在《毛泽东选集》中删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826页。
②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载于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33— 53页。下文简短摘要取自同一来源（有时经过转译）。
① 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21页以下。当时《解放 日报》主编是秦邦宪（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张闻天。两人在30年代初同 属王明派，虽然他们后来更靠拢毛泽东主义阵营。然而没有他们的同意，持 不同意见者不可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丁玲是该报的文化版编辑。
① 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6—7页。
② 整风文献中，有毛泽东文章 6篇，中央委员会文件 5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 毛泽东执笔），刘少奇、陈云和康生各1篇，宣传指南1篇，军队报告1篇，斯大林3篇，列宁和斯大林1篇，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袖）1篇和《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四篇苏联文献是后来加的，似乎是后来想起来的。
①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很认真对待这一挑战，或许想利用它 在党内提出不要作出危害毛泽东或损伤他的形象的行为。晚至1945年（中共 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仍然有颇大的影响和实力……我们一定要降低 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达到提高我们的影响和地位”。见怀利 《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18—225页。
① 只可能粗略估计。党籍并不直接有价值，因为许多级别低的党员参加生产。 1941年末，有大约8000名官员支领谷物俸给（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 路》，第152页）。这个数字显然不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也不包括大约4万名 守备部队，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也是非生产者。因此，总数可能达到5万 人。在140万人口中，大概1/3弱为15岁至45岁的男子。这样，陕甘宁壮丁 可能有10％脱离生产。
② 村级的规避行为在民间作家赵树理的受到官方赞扬的短篇小说《李有才板 话》中有生动的描写。
③ 这位虚构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不识字的农工，擅长板话，他用尖锐的打油诗揭露村中要人多年来欺骗从区里来巡视的共产党干部。
① 《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这次调查也显示87％党员在抗日战争爆发 后入党；39％是文盲。这是我所知的唯一的这类“民意调查”。
① 引自施兰：《游击经济》，第193页。关于人员数据，见谢尔登：《革命中国的 延安道路》，第215—216页。这个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 2。25万人（不含军人）享受供给制。
②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42—143页。
①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16—121页。
② 毛泽东：《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页。
③ 引自中央统战部1940年11月2日指示。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269页。
①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6页。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251页。
① 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第51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234页。
①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52页以下。
② 从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第108—109页上的数据导出。1941年和1942年某些减产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根据地规模的变动和日军的扫荡。
① 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38页以下。
① 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0—153页。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532页以下。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1945年
在战争的第五周年（1942年 9月 7日） 〔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尽管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②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在俄国人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是盟国侵袭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5月）和中途岛战役（7日）清楚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本发动进攻。
1942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先兆还很渺茫。但过了一年，当1943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甚至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延长了1941—1942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事实上，从1937年至1938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事进攻做准备。①自1941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1944年4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6月陷落，衡阳于8月陷落。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于12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伤亡300000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40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4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①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