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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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和工业中心，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躏。在那些地方以外，是辽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①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年8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体。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8月10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工厂从该市转移出来。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146家工厂重15000吨的设备，随同2500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宜昌以西，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总共有623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其中大约3/4最终恢复生产）。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37000吨）。另外，还有119家纺织厂重32000吨的机器，以及320家机器制造厂重约19000吨的机器。随同这些工厂迁移的有42000名技术工人，其中12000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来的。①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虽然成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0000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②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5—7年的时间内获得5—10％的利润，并获准低息贷款和自择厂址。③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①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②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1939年后期，原来的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6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52所教育机构已迁入内地，还有25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③但是，到1938年2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257名学生和11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17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1936年42000名学生增长到1944年的79000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①直到当时，内地省份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全消除。②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97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第217—223页；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80—585页。
② 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3章，1932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 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 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292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324—326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53—155 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6—10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 概要》，第九表。
① 见本书第12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① 《中华志， 1937—1943年》，第321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8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 第115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
③ 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① 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6—117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86、322— 323页。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14页。
① 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 年》。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26—1227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 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年》，第 89—107页。
③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4册，1731页。
① 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①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13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33页；许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44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6—43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211—218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42页。
②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12页。
③ 《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页。
① 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54页；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7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2—43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49页；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第184页。
② 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③ 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350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部分。陈达估计另有1075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5000万。见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79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2—68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第9—12页及各处。
1939—1945年的恶化：军事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年12月7日③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
国民党人于1938年10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1937年7月以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10％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争。1939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11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