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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啵骸吨腥照秸诩涞墓竦持泄�1937—1945 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②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162—183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 297—300 页；詹姆斯· 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 年》，第310—328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91—95页。
① 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页。
②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 页。
③ 同上书，第339页。
④ 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页；吴 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 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52页。
⑤ 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① 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 52—54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 民党中国》，第41—49页。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第198页。
① 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 30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01和199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 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 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293—296页。
① 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 页。事实上，早在大约1932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 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14页。关于国民 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页，和蒋介石的演说 集：《抗战建国：1937—1943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①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53、75、124— 125页；布托：《东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09页；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第53页。
② 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68—82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 主》，第354—378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0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第146—168页；《中华志，1937—1943年 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354—356页。
①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77—178页；柯乐博：《20世纪的中 国》，第225页；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104页。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325000，甚至达440000，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页；《密勒氏 评论报》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页。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第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119，2781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 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页。
②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67、201、205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1937—1945年》，第 139页。
① 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 ——译者。
② 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 《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 1937—1941年》。
③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72页。
④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35—136页。
中国的战争动员
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共产党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但是，到1937年7月，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装备海军。①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是太少了。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不足。②因此， 1937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大约30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8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大约170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③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令人忧虑。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第3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价》）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蒋介石同周恩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 7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①1937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400多位头面人物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经开始的7月16日才召开的。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终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早在1937年8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被国防最高会议（1939年1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蒋主持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①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建立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作战。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管。②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军事委员会的司法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府的实际中心。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例如，他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的总裁。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③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①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他追求党的总理职务已好些年了，在1924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使独裁的控制权。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民周围的党内的强大派别，曾经对蒋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心怀妒忌。但在1938年3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被授予总裁的头衔（在中文里，措词是总裁，不是总理，一种并无不同的差异）。他对党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欢欣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②随着1943年8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蒋也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因此，在战争期间，党、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最高职务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当蒋巩固他的独裁时，他也力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1938年初在武汉，民族团结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激荡着，并且绝未再现。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倡议设立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参政会是准备为民众参预国民政府事务提供讲台的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起初，它由从各方面遴选出来的200人组成，企图保证非国民党员的贤达参与政事。结果小党派和共产党得到大约50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70席；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超过80席。新的参议会是这样一个明显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机构，在战争的头一年间它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情绪。①然而，参政会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议会，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实施它的决议。它的权力仅仅是咨询性的。但直到大约1939年，参政会充满了合作气氛，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政府机构。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组织，它企图谋求全国青年的支持。当时所有非国民党的青年团体概行取缔（通过简便的拒绝它们所需要的政府登记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励群集于蒋介石领导之下。不过，组建青年团还有第二个目的，即恢复国民党的生机。蒋介石1938年依旧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②蒋介石希望青年团能使国民党运动充满新的理想主义。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③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