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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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第1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①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来。例如，第12卷第1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10、11和12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白莲教，1796—1804年；太平天国，1850—1864年；捻军，1853—1868年；回民，1855—1873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1839—1842年；英法，1856—1860年；法国，1883—1885年；日本，1894—1895年；1900年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20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度的1911年的共和革命①，建立国民党独裁的1923—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1966—1976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19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5000万人（现在为1亿人）甚至在1937—1945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10亿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1800年到1949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总体革命，如法国在1789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1789年与1797年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① 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意见。
① 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费侠莉著。）。
②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2版，第126页。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1800年至1949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骚动、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840年，这可能过分强调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1800年作为18世纪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
1800—1864年
第一个时期，以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60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示出许多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修，部分地由于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18世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1853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①大城市官吏的腐败在18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束的：暴乱、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所激发的叛乱。1813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动攻入皇宫①，使朝臣和京城的官吏为之震惊。②到50年代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少数民族发动叛乱。③海盗在沿海出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政治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镇压不了叛乱，税收不够支付镇压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19世纪的几位皇帝，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吏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镇压大规模的叛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1750年有2—2。5亿人，而在1850年为4。1—4。3亿人。④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19世纪中期，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队，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