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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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是李文逊，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1953年），然后是他的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3卷，1958—1965年）。这两部作品，即使在其对外国思想影响下传统雅文化所受侵蚀的分析需要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方式和优雅文体的榜样。强调近代思想和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连续性的更近的修正著作有：上述史敬思的很吸引人的概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的思想经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入的论文；以及托马斯·A。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从德文翻译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把近代乌托邦思想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挂毯。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传记。许华茨的《录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来，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了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年》；补充这部作品的是罗荣邦编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孙逸仙的共和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中国的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传记文学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述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C。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开展研究。要这样做，需要在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大大多样化。
8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60年），和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的期刊文献做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林毓生的引起争论的著作《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是对五四事件的创造性研究。解说性的概述，可见于许华茨编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提供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O。布赖尔的《中国哲学50年，1898—1950年》，是主要哲学争论和倾向的便于使用的概要。
集中注意力于1919年前后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文概述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这部书有天野元之助等编译得很好的版本，书名相同，但附关于历史词语和人名的词汇表；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最重要的文件集，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一部有价值的22篇文章的集子是彭明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
五四时代思想史的最好著作，是传记形式的作品。最著名的五四知识分子也许是胡适，杰罗姆·B。格里德著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年》。刊载于1920年到60年代几部集子中的胡适自己的著作，可以很方便地在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中查找。胡适的美国导师杜威，从1919年到1921年在中国。巴里·基南的《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记述杜威旅居中国和中国人努力贯彻他的思想的情况。杜威在中国时大量发表演说，但后来显然失去了声望。罗伯特·W。克洛普顿和巫群真（音）在《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年》中，把32篇发表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
关于蔡元培，可参看威廉·J。杜克尔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有大量中文著作可以利用，如陶英惠所编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裁的《年谱》（第1卷，1976年），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题论著丛书；思想传记有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他的著作的主要汇编，是孙德中编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还有几篇他自己写的自传性短文。
关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家梁漱溟——胡适哲学和思想上的对手，可参阅盖伊·S。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这部书认为毛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远比与胡适自由主义的共同点多，毛泽东本人也可能受过梁漱溟的影响。
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这位首先响应俄国革命并保证献身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记。迈斯纳认为整个李大钊的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对宿命论的一种担忧）和一种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翻译的10篇李大钊的文章，很有文献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重要著作，很便于查找。陈独秀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并阐明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也占重要地位，这部书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加上吴稚晖、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1923年科学与人生哲学论战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张君劢到论战时的详尽传记，见于罗杰·B。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诸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1887—192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下一次关于思想问题的著名的重要论战，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有杰出的概述。
9文学的趋势，1895—1927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著作和概述很多，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大多数可以见到的次要文献，尤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缺乏深入的、创造性的分析。对这个论题的一般看法，就其注意表面的思想而没有很严密的辩证分析这一意义上说，是左派的和朴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义的准则，如在著名的1942年延安讲话中系统地表达的，左右了1949到1979年的中国文学学识。在其后的思想“解冻”中，它巧妙地受到了怀疑。
西方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识在其掌握、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更不用提翻译，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的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1918—1942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的仔细观察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10年以前，西方学识是由欧洲学者，特别是由已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其所著《抒情诗与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1980年）。在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1961年出版，现在已出修订第3版。刘绍明编辑并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1979年在台北和香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的大多数著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的作家。著名的五四作家中，有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著）、徐志摩（西里尔·伯奇著）、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著）、茅盾（玛丽安·加利克著）、丁玲（梅仪慈著）、周作人（戴维·波拉德著、欧内斯特·沃尔夫著）、巴金（奥尔加·兰著）、老舍（兰比尔·沃赫拉著），当然还有鲁迅（黄松康〔音〕著、伯塔·克雷布索娃著、威廉·莱尔著和哈里特·米尔斯著）。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论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克·凯利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的概述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见其所著《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著作的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部书包括了1974年夏哈佛会议和讨论会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对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识的中肯评价见迈克尔·戈茨的《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国》，2。3（1976年7月）。
传统上认为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的思想做好了准备。夏志清分析了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他们初期的系统表述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引伸并搀杂进其他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俗化过程，是一个待分析的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至1917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学家看作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这可能不是事实。晚清的种种大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继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发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的小说（例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如其主要的代表商务印书馆所证明的（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林培瑞关于繁荣于20世纪第2个十年并继续到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先例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名流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种替换物，可见之于南社的诗歌，南社由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无忌教授的父亲柳亚子是南社的一个领袖），但南社还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们自然是在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思想动乱的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学。周策纵的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也是优秀的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知识来说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于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尽管此书并没有广泛地论述女权运动。梅仪慈的作品，尤其是她研究主要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