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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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话驳氖拢囊谎皇撬接兄贫戎碌木傻赖略斐傻模俊�6个月以后，陈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①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是无法将他们从掌权的位置上赶走的。②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的头脑中，欧洲的繁荣是其历次革命的结果；在李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①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1919年1月，第3号和第5号）解释的那样，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由于驱使人去剥削人的少数人的贪婪造成了一种竞争的而非合作的状态，其后果便是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通过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无法消除的。对于李、陈两人，革命不是简单的暴力行动，因为它包括旧事物的毁灭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将其与有产者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②其他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且，他们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③在法国，中国留学生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④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之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才将其早些时候对克鲁泡特金的钦佩转换为对马克思的钦佩。⑤感情上的反抗在所有这些个人转变的例子中都是明显的。没有它，他们将不会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如同他们即将成为的那样。
但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投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以前，激进分子们对于它知道些什么呢？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几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的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上肇著）。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所译，但是《资本论》本身却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本。译成中文的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收集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李大钊在和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地把激进分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1919年12月在联共八大上所作关于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的中文本，在《新青年》（第8卷，第3和第4号）上分为两部分连载——《民族自决》和《过渡时代的经济》。介绍马列主义的工作随着《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俄国政党、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连同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在几份激进刊物上得到了报道。①不满足于翻译过来的关于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国直接观察，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动机是“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②通过他们的报道，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以及毛泽东于长沙创办、在湖南数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这类书店，还有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将这些出版物散布开去。①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便在这些早期皈依者们的掌握之中了。他们的国家的丑恶方面、劳动人民的苦难，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以及他们垄断国家政权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被看作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与仅仅几个世纪以前的骄傲的帝国相去甚远。应当承认，它的转变需要一场革命，但当它既没有一个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时，为什么是一场由马列主义指引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的一篇社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充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更为容易。在中共创建的前夕，他论证说，在一个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②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这种蛙跳理论，虽然他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发展一套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他的观点，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18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不行？①这种蛙跳理论严格说来也许是不辩证的；对陈、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如周佛海、瞿秋白与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②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他和与他共同主办《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的新社会。③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想起来是太令人厌恶了。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这个阶段，列宁在1920年7月于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可能仍然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知晓。对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主要是斯内夫利特（马林）和沃伊京斯基④的谈话。
① 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1921—1965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
① 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39—40页。但是，他在这个部分将其研究仅仅局限于陈独秀，而我认为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更不必说毛泽东，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106页。
① 关于“爱国”的最完整的说明，见于陈秀独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页。
② 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年，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为其辩解。他的困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不足仍然存在，他的爱就将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使他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和180页。
③ 陈独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页，及竹内编：《毛泽东集》（以下作竹内本），1（1919年7月7日），第53页。
④ 见李立三的文章，载《红旗飘飘》，5，第28—3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155页。
① 陈独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页；和4（1917年3月1日），第52页；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以下作《思想史资料》），第1906页，1917年2月1日；关于李在1915—1917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和34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81—8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陈独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54页；《新青年》，3。4（1917年6月）；及陈独秀，同上书，1（1918年7月15日），第222页；和2（1919年11月2日），第387页。
③ 《民众底大联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64页。
④ 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年1月12日）和8（1919年2月7日）。同时，李大钊从他1915—1916年的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年1月的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边斯纳：《李大钊》，第24页，以及李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① 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的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第1页。还可参见陈于1919年3、4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它们预示1919年11月2日的那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在李大钊之后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主义》第22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页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对J。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他11月份的文章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其经济基础之上。参见《文存》：1，第375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1919年2月7—8日。
② 《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页以及4（1919年3月26日），第646页。
① 同上书，2（1919年12月1日），第72页。也同上书，4，第216—217页。
② 《每周评论》，22（1919年5月18日），第22页，见其《选集》，第214页。
① 《思想史资料》，第1906页和1201页。
② 同上书。第1207页（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页；陈：《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页。
③ 《五四期刊》，1，第193—194、198页。
④ 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页，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期刊》，1，第154页。
⑤ 竹内本，1，第58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页，引用于《湖南历史资料》，4（1959年），第80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