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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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章也求助于传统宇宙论的“界”的象征体系，它既能表示对人类共同体的外部的社会和自然的障碍，又能表示内在心理及精神上的界，这种内在的界，妨碍真正的自我所感知的与作为整体的宇宙的同一性。可是，改良理想家想破除界来导致“大同”的道德一致性，章却想望“人类众生、世界一切，销镕而止”。①随着意识的消亡，世界本身——生物有缺陷的知觉作用的产物——也将消失。谭嗣同曾用非常类似的佛教的构想来表达一种超越意识的洞察力，而章炳麟的说法则看到了湮灭。
佛教作为一种“生命虚无”的宇宙论，传统上具有成为儒家思想这种形而上学的替代物的可能性，不过，在改良的一代，求助于这样一种替代物反映了某种新的东西——伴随更广泛的革命而出现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在古文今文的争论方面，与康有为相反，章坚持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这是他的作为基础的假定，即社会政治秩序和宇宙真理领域各异的一种表面的表述。然而，假若这样，否定儒家精神就不是一种现世主义的选择；它是新传统主义者对道德化的儒家宇宙这种旧慰藉的精神替代物的一种探索。在个人信仰的层次上，章转向佛教和道家，既为了作出对儒家谬误的本国的批评，也为了求得一种严格的关于存在的理解。作为一个“国粹”学者，他一生赞成为学问而学问的本分，这意味着纯粹知识是超越社会的价值，本质上不为社会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个人的宇宙论方面的信念补充了传播更为广泛的国粹对经典传统所保存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想化。
而且，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章炳麟的信念可以适应正在出现的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新传统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这样一些看法：进步是一种错觉，而相信这种错觉是一种现代迷信；在一种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中追求富强，导致以内在精神为代价而危险地依赖外部情况；如果中国文化不依靠它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的更新，它就将消亡。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国粹”这一口号被等同于反对白话改革，并且这一运动在关于中国新文化的这场斗争中似乎是明显的失败者。不过，国粹对西化的批评及其集中注意力于中国独特文化的伦理和领土根源的民族历史模式，被国民党的学者们坚持了下来。“国粹”那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术本分的思想，在后来许多民国的大学师生中很容易得到赞同。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引进了一种考察“文化”本身的概念的新方法，把它看成一种绝对，一个价值的宝库，处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却又是必须据以估量这一进程的评价标准。这个概念和对补充它的进化宇宙论的批评，为一种新型的基于精神与物质对立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开辟了天地。
国性
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梁启超1911年后对传统的维护，在适应进化论方面是最成功的，是世俗论者对价值的探讨和对改革社会道德的关心。满族王朝本身的崩溃似乎是一个信号，拖得很久的动乱包含着社会解体的危险，梁在1912年返回大陆后创办了新杂志《庸言》，并在第一期的社论中表述了对“国性”的肯定。①自1902年他首次号召“新民”以来，梁的改良主义就一直以这样一个假定为基础，即社会进步和幸福的关键在于一种系统地表述的精神的生命力和活力，这种精神通过共同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梁这时重新寄希望于这种民族精神。这种“国性”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有节制的：它既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直接地与本体论之真实保持联系，它只不过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是适当的。虽然在提出他的关于适当性的主张时，梁在这一点上不再对中国的落后让步，但是指出，儒家社会道德的某些基本特征能够并且必定比“五伦”的绝对化的老准则存在得更久，为健康的（因而是逐步的）民族发展提供一种基础。他说，国家和人一样也有“性”，它们的命运取决于这种见之于宗教、风俗和语言的无形的品质。“性”能改变，不过只是逐步地，犹如身体可以改变它的有形成分，但不能完全改造而不毁灭这个有机体。这就“如场师之艺，虽常剪弃枯枝败叶，而断不肯损其根干”。一个民族的“性”，如果它的种种传统没有一种是神圣的，也就毁灭了。①梁以这种方式终于理想化的，不是一种关于文化的抽象的、历史的“客观精神”，而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国性”，国性是他认为未曾因过去20年的事件而变坏的亿万普通中国人可以达到的道德特性。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相对立，梁提出家族主义的矫正方法，使主要的家庭主义的道德准则等同于“恕”、“名分”和“虑后”。②在这三种美德中，后两种被视为对现代民族主义特别起作用。它们在建造前途中促进集体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与民主标准相对立，确认以才干为基础的政治精英的道德上的合理性。在使“恕”成为人际关系的主要美德方面，梁赞成辈分和性别关系的适度自由化，这种自由化不会威胁作为家庭基础的团结。与“孝”这种单方面的德行相比，“恕”总是注意地位低的人的精神上的要求，而仍不在根本上向涉及人际关系的职分的等级制度提出挑战。
这种对儒家社会伦理的清晰的修正主义的解释，并没有与进化宇宙论的基本概念决裂，只不过强调改良进化论的这种假定，即核心价值形成社会变化并赋予社会变化以活力。梁在1916年说：“吾于保全国粹论虽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谓国粹主义与时流所谓国粹主义其本质似有大别。”①他的立场不过是，如果任何特定的历史的儒家规范是相对的和偏颇的，那么儒家关于人格本身的观念则是固有的、不因情况而异的价值，它在世界政治中将比民族主义时代存在的时间更长。②如果说梁的“国性”理论和他基本的进化信仰是一致的，那么它也贯彻了他的社会和文化优先于政治的着重点。与讨论“国性”同时并行，《庸言》关于帝制复辟争论的政治分析反对复辟帝制，但是是根据相对论的观点。梁宣称政体——即政权实际的代议和管理机构的体制——比国体——即政权的正式统治权之所在——对于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是更重要的标志。其含义是，虽然中国的“国体”按照新近历史的明显的实情目前仍应是共和制的，其未来的“政体”则完全应当与本国社会关系的准则协调地发展。③由于梁的“国性”理论论述社会伦理的具体准则，也由于它需要进化的变化模式，它是在共同的范围内面对新文化运动。双方虽然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却提出了同样性质的问题：假定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决定政治制度的演化的文化力量，那么，中国历史的模式是怎样起作用的，它们有必要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吗？双方的答案有一个共同倾向：针对每一篇赞扬中国人热衷于和平相处、内心满足、家庭主义情感的文章，另一方都痛骂那些假定的民族的偏好，即忍受、顺从、依赖和奴性。而关于集体主义和公心的中国传统起作用的现代性的论据，则和西方个人主义、竞争和科学合理性起作用的现代性的例证相对抗。
因此，并不意外，梁从进化的角度为现代化的“国性”而辩护，最终碰上了他从进化的角度为进步的、明达的孔子而辩护的同样的命运。甚至在民国初年，对共和政治的失望就曾导致他因非乌托邦的悲观主义的偶然迸发，时而变换他对价值的新传统主义的主张。①最后，第一次大战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一般来说，极为严重地损害了西方文明的声望，这种感受给梁上了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的一课——进化宇宙论这一臆说本身必须被抛弃。梁作为无视中国国家权利的巴黎和会的一名中国的观察员，从使人蒙羞、令人沮丧的使命回来后，写了他的《欧游心影录节录》。②总的看来，它谴责了当代西方文明。梁即使是迂回曲折地，也已看不出一个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有组织的美景，而是两个完全正好相反的超历史体系。第一个是由关于人类的科学观念的铁的法则支配的西方体系，形成一种以机械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任凭追求权力和财富，任凭享乐主义和贪婪的腐蚀。与之形成对照的东方文明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如果它迷惑于科学万能的观念而追随欧洲就要冒灾难的危险。梁对世俗进化论的适应限度已经达到了极点。一旦它最终显得和儒家道德价值的信条不合拍，他就抛弃了进化的理论。梁启超关于全部文明的最后的宇宙神话，不是真正有机的宇宙论，而是一种关于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的隐喻。只有当一种文明独立于从整体来看显然正在席卷这个星球的现代化进程之外，中国的精神才能被视为体现于这样一种文明。
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家思想
历史上，儒家思想是一种“教”（教旨或教义），而英语“宗教”一词没有准确的相当的古汉语词。由于它是由19世纪的传教士引进的，这个概念本身是与儒家学者所不具有的基督教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的臆说联系在一起的；它习惯地使人想起与宗法社会毫不相干的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因此当19世纪90年代今文改良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儒家思想是否或应当被看作一种宗教的问题时，他们不得不输入新的术语（首先是日本的新词“宗教”），建议一些新定的结构，并最终对儒家思想的主要意义提出一种改变了的解释。不过，在诸说混合的儒家传统中，儒家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这一极端和儒家神秘主义者这另一极端，传统上都不认为需要否定另一极端，因而儒家传统在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一个信条和概念的贮积库，能使这里的“宗教”概念所包含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儒家思想完全是一种“宗教”的观念是有争议的，受到那些自认为是这一传统之内的人的攻击，比那些传统之外的世俗论者的攻击甚至更为强烈。
康有为和谭嗣同的今文经学，首先以学说影响力的形式引进宗教问题。作为自封的诸说混合论者，康和谭都认为所有历史上有名的三大宗教信仰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共同核心——明显有助于基督教成为本体论的一种观点。要使孔子成为宗教的建立者，把“仁”说成包含兄弟般的友爱，赞扬预言和殉道者，以及表示希望宗教的救世主降临并拯救世界——这些无疑表明了这些诸说混合论者正当他们否认这些观念的基督教独有的根源时，都曾被基督教的动人故事触动过。康更为新教徒藐视教义常规的内在的心灵呼声的理想所动，并喜欢把自己在中国的作用与路德对宗教改革的领导地位相比。①在谭嗣同的著作中，基督教的影响最直接地表现于《仁学》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同意人类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根本的紧张关系，并断言儒家传统有它自己关于不朽的教义的形式。②今文改良者因这种教义上的诸说混合而得以提出他们的主要主张：儒家思想具有“宗教”性质。但基督教在神学上对改良进化论的影响，和作为机构的基督教会的实例相比，从短期来看，可能和这种主张更少关系。康有为使儒家思想转变为一种国家宗教的著名运动始于1895年，并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前一直为他和其他的人执着地推行，事实上，和宗教上的关注相比，更多地是社会政治关注的反映。③康有为看清了立宪君主政体和新学制所表示的政治世俗化要达到的程度，希望创立一个宗教专家团体，他们将主持正式的国教。政教分离对他来说似乎是西方强国“双轮并驰”能力的一个关键，是以一种双重制度来支持社会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即使冲突激烈时，宗教也能保持它令人敬畏的力量，道德也受到尊崇。④康的儒教蓝图是顺应帝国儒家综合体的分裂，同时实行学者官员的统治。然而，它只是对中国当代需要的一种社会适应，而不是由于确信儒家真理需要这样的表现形式而想出的策略。
这种把信仰作为社会道德支柱的功利主义的论点，赢得了某种支持。士绅对他们看作随革命而来的道德崩溃感到沮丧，他们是地方孔教会网状组织的现成的新成员；孔教会出现于1911年以后，并在1912年至1914年之间为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条宗教条款而大事活动。这场运动得到康的同意，并且由他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陈焕章正式领导。不过，袁世凯手下的官员们注意使民国政府正式献祭中的改变倾向于市民的平易，而不在仪式上多推敲，同时袁不承认他的政权的任何仪式将引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