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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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各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至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不久前已着手编写的其他剑桥史有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文献并影响西方文明的圣经的历史、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的历史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术丰富传统，不但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制度的明细了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利用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可靠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6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做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共16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卷都有所论述时期和课题和详尽书目；并有书目介绍，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的《剑桥中国史》的其他中译本有秦汉卷、隋唐卷、明代卷、晚清两卷，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卷。
第1章 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
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至1949年的37年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些年间的特点，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展。如果我们在这第1章能够清晰地叙述以上不同领域的重大历史问题、大事和中国的成就，那么，下面的各章可能就几乎不需要了。但是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大车放在马的前面了。
我们对民国的新观点必定来自研究的几个方面。在介绍性的这一章，只对一个方面进行探索，但这个方面看来可以用作主要的和必要的出发点。
外国势力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由于群众坚持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接受外界的“现代”方式就更加困难了。外与内之争的问题当时就吸引了较多的人的注意，并且作为一个界说和分析的棘手问题，仍摆在历史学家的面前。
任何人把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与在它之前的晚清时期及在它之后的人民共和国作比较，都将被外国人这些年里影响中国人生活甚至参与中国人生活的程度所打动。1901年的义和团之后的和平协定（辛丑条约），标志着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特权的盲目抵制的结束；学生成群结队地前往东京，北京宣布外国式的改革，这两者都削弱了旧秩序。辛亥革命以后，外部世界对早期民国的影响太明显了，以致难以把它归类：革命者避免旷日持久的内战，以防招来外国的干涉；他们试图在1912年按照外国的模式开创一个立宪的议会制共和国；袁世凯总统的外国贷款引起了争论；国外回来的学者领导了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凡尔赛的强权政治激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成立；1923年以后孙逸仙在苏联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爱国的反帝情绪鼓动了1925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确，早期的民国被外国势力所推动，这种势力伸向各地，几乎像1931年以后日本入侵时那样。
但是，“外国”一词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可能在不必要的争论中使我们陷入困境。它需要作出谨慎的解说。例如，在上面列出的“外国势力”中，有的是国外的事件，有的是在外国见到而在中国模仿的模式，有的是渊源于外国并激励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的那些思想，有的是外国人或思想起一定作用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情况并不简单。
由于中国人生活中的“外国”因素在那个时期是如此普遍，要弄清这些因素就需要我们作出一系列区别或阐述。首先，本文的大部分读者可能仍然把中国看成一种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普遍的看法支持这一假设，它产生于由启蒙运动时期耶稣会士作家传布、并由欧洲的汉学进一步发展的“中国”这一不可分割的形象。它意味着西方把中国的形象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文化而加以接受，这个形象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国家神话，并被它的有学问的统治阶级孜孜不倦地传播开来。①这种把“中国”作为一个独特文化实体的思想，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仍占支配地位，它使“外国”更多地成为仅仅是政治上所作的区分，即有时是指西方国家中的事物。
其次，我们必须辨认出实际的外国的存在，中国国内有许多外国人——有数万人住在大城市中，这些城市的大部分是外国人部分地参与管理的商埠；数百人被连续的几届中国政府所雇用；数千名传教士住在内地的驻地。除此之外，还有外国的驻守军队和在中国内河的外国海军舰只。所以我们可以更好地想象一直给予外国人特殊地位和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中国“半殖民地”的一面。这一卷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外国的存在”。不论根据什么定义，它具有许多移植到中国环境中并在那里共同繁荣起来的独立自给的亚文化群的许多特点。
根据外国人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中爆发的。帝国主义的存在成了比以往更为团结的革命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一革命努力本身却代表了其他的外国势力。革命总有外国支援者。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是1905年在日本的推动下，在东京的青年中组成的。它由海外华侨商界资助，并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行政当局的保护。后来，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把它当作国内的革命目标。
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外国人来写。的确，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能征收，甚至扣押海关的收入。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们虽然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历史上不露面的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的爱国自尊心，否认外来者在中国人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它还符合一个长期的传统，如从欧亚大陆西部来的马可波罗一家和伊宾·拔都他在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处于这一文化之外。中国的社会保持了它的一体性。它有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的界限。只有当利玛窦和赫德等个别的外国人士说写汉文熟练得足以载入许多文件时，他们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当英美业余剧团在上海工部局管理的公共租界上演《彭赞斯海盗》而获得巨大成功时，它是中国的一件事，但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外国人的经历不同于中国人的经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胡适把它引进了文化大门。
这等于说，中国的历史并非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富有活力的实体是有其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民族。大部分民族大事的编写者按照他们自己的种族文化发展思路编年代史，这是很自然的事。外国人是外来的，住不长的。事实表明：传教士、外国雇员、商埠的居民都最后从中国舞台上彻底消失，就像19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在20世纪中叶从它们的殖民地彻底消失那样。
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和书写方式来传布。中国人与“夷人”交往的长期经验，已经发展了经过时间考验的思想和反应方式。例如，内和外是很古的中国范畴，既以地理概念，又以象征意义广泛应用。于是，外国位于中国之外，但是行叩头礼的外国统治者可以成为外藩。①天子本人必须内（品格）是圣贤，而外（行动）表现为一个英雄，正像一个君子必须内则先修其身，然后外以其模范行为努力去平天下那样。相互关联的内和外两个范畴，使中国人考虑对国内的和外国的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始终保持纯粹的中国方式。②张之洞普及的提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一对相似的用语，证明在处理西化时是有用的。由于体和用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单一实体的两个方面，所以张之洞是错误地用了这些字眼。不要紧，它有助于使中国西化。
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影响，必须通过语言这一关。外国思想的翻译常常接近于汉化。正像为了适应现代需要而把印欧语系加以现代化那样，中国也创造了新名词，许多是从日文吸收的，用以表达新的意义。可是古代汉字用于新的词组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积累起来的涵意。
例如，传入中国的外国信仰在有些关键的用语上有明显的困难。基督教的传教士长期艰苦奋斗以寻求God的最佳译名，God无疑是他们事业的中心。天主教徒使用了“天主”，而新教徒则各自使用“上帝”和“神”。还有，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个神圣名词“freedom”（自由）和“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翻译时，正如在日本，保留了一种任性的无责任感的涵义，使为人人的学说去为个人自己服务。规规矩矩的儒家信仰者给吓坏了。西方个人主义的美德变成了没有责任感的只顾自己的放纵。
权利（rights）的思想即使在现代西方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背景，以致必须为它创造一个新名词。1864年当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用了权利一词，不久此词又在日本被使用。但是这两个汉字当然已有固定的意义，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说“powerprof it（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说“privilegebenefit（特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一场自私的权力游戏了。①最后，再观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名词“proletariat”，它最初的意思是古罗马的穷人，而现在在英语中保留了城市穷人的涵义。此词译成了“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的中国，恰当地包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