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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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5—282、301—385、502—508、908、929页。
②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2—73页。
①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505—574页。
③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1—102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8—41、599、602、604、611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615—617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582—595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31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66—172页。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苏浙皖三省的土地关系》，载《新建设》，1963年第8期第46—54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2—1173页。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页。
②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8页。
③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158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775—808页。
① 曼考尔和吉德科夫：《中国东北的红胡子》，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25—134页。
② 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63—166页。
③ 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第80—81页。
①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② 关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参见戈德利：《晚清对东南亚华人的眷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2期（1975年2月号）。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1—942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8—1179页。
② 深入研究这些会社的著作有库默：《1800—1900年马来亚的三合会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会》；布莱思：《中国秘密会社对马来亚影响的历史研究》。
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在大规模民众起义被镇压以后，半无产阶级兴起了，即令下层人民的国内迁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缓和这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产生的现象。不论城乡地区都广泛存在着赤贫如洗的民众，他们生活不稳定，居无定所，受饥馑、天灾和传染病的打击最重。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一情景作过最有份量的描述。①他们把这种不幸归咎于以下几种情况的综合影响：农业困难，人口增长，内战后的遣散兵员，由于引进技术和现代化企业所造成的失业（尤其在运输业和纺织业）。
由于大多数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生计维艰，稍有风吹草动、农业歉收或税收加重，都会使流民队伍扩大。当时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常使得大片地区荒无人烟。直隶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灾。江苏约六十个县和安徽约四十个县从1886到1911年连年遭受旱涝风虫灾害的袭击。受灾最严重的是黄河沿岸诸省，成千上万的村庄年复一年成为旱涝灾害的牺牲品，使它们既无时间又无资金去修复沟渠堤坝。许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弃而不用，这便加重了不利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危害，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废弃的原因不单是管理腐败无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资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个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多达几十万。②农村传统的团结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济，对于数不胜数的、失去了任何生计的饥民来说都无济于事了。在许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达百分之九十，云南某村高达百分之三十三，湖南某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①当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样的打击；在南方的富裕地区，人们还算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连年战争和天灾的影响使得贫穷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②一般说来，清政府是维护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谕要惩办拒绝交纳田租的农民，其罪同于逃税。③在受灾的情况下，官方则首先保护有恒产的农民和有固定职业的人。穷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乡村组织所冷落或抛弃，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从此只能约束那些生活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穷人的行踪了。小说家鲁迅最尖刻地给我们描绘了几百万挤在中国城乡而常年求乞的可怜人。他通过阿Q的性格作了这样的描写：生计艰难的阿Q有时出于城乡人们的怜悯，有时出于他们残酷的蔑视，到处受嘲弄和侮辱。④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⑤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太平军之乱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①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②因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底层的特点勿宁说是生活不稳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继续发展。其总的结果似乎是使得各个集团和各家各户的处境都每下愈况，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传统结构趋于崩溃，并且使得那些结构所提供的一定经济保障也遭到破坏。
诚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阔而又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度，有许多白手起家而发财致富的例子；有从普通苦力变成百万富翁的例子，如叶成忠；有设法把日子过得很好的勤劳机灵的农民的例子；还有一些保持繁荣安宁的地区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较富裕的中间等级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其他经纪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现代上层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由拥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职业的农民组成。这些人也有个别流动的现象（只是未经研究，我们还不能比较其比例是否比过去为高）；在许多地方，这类农民的生活资料正在减少，如山东和直隶，一个县的平均耕地面积从1870至1910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③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而有所降低。但是在这类农民内部，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职业的变化却是微乎其微的。但另一方面，不再属于传统士农工商职业阶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这些阶层特点的旧的组织体系和结合方式的限制。这种人包括产业工人和一切毫无恒产的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有无恒产是很重要的）；它还包括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以及散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传统的社会体系便是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的。不仅上层阶级经历了瓦解和变化，而且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边缘的平民阶级：他们不受法律的管辖，环境还驱使他们不受社会的控制，不受社会秩序的制约，也不受社会的尊重。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35—938、945—946页。
②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243页。有关黄河和长江流域每年的自然灾害，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所列的表（第720—722、733—735页）。
①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690页。里昂商会编：《1895—1897年里昂的中国商业考察团》，第79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86—692页。
③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第391页。
④ 鲁迅：《阿Q正传》。
⑤ 参见萧公权的《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402页）。
① 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18—121页。
②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③ 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37—138页。
社会变化的动力
外因和内因
在清朝最后四十年，有许多因素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它直接造成如买办和洋务专家等新的社会集团的产生，也促使某些行业衰退，如手工纺织业和华中、华北的传统水陆运输业。在许多地区，对外贸易使得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贫困和失业。不过，外国渗入的间接后果似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西方人的出现以及中国同外界的接触都推动着许多新的活动，改变了某些固有的职能，同时使得一批现代的商人和实业家、军阀、大地主和城市知识分子新兴起来，同时传统的士绅文人阶层则处在瓦解和变化之中。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运动在实现社会经济变化方面似乎比帝国主义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试图说明，1895至1898年的维新派是“资产阶级代表”，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象张謇等士绅文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他们的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在下层阶级中，仇洋反教的宣传似乎比外国经济剥削的恶果更能激发民众的有力反抗。在外国人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彰明较著的地区，其居民比外国人很少涉足的地区的民众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动。1870年以后，许多排外事件都是发生在外国商业势力基本上未到达的地方，那里有时只有三、四个外国传教士。①上海和广州在四十多年中发生的少数事件和抵制活动，同义和团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见绌了。
然而，知识分子运动及其思想的实际能量能够用纯心理学来解释吗？是不是也有某些物质条件作支撑呢？
如果没有有利的经济变化的支持，1895年士绅文人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是毫无作为的。为了认识这种变化，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眼光放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工商业资产阶级兴起时“资本主义萌芽”（它孕育于十六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之中）所起的作用上。②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能从几个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传统的商业同工业资本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十九世纪中期大规模的起义，终于打断了这一发展过程；大作坊中的手工业生产是与办工厂同时进行的，而不是早于办工厂。大多数新的上层人物都是直接来自传统的士绅文人和官吏统治阶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直是土地，尽管他们通过做生意和开钱庄得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所以我们必须着眼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才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土地关系的恶化
清末造成震撼中国社会的变化的力量，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农业形势的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方面。
人口增长是使长期束缚农民的“封建”关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继十九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内战的大量伤亡之后的二十年中，人口又恢复并超过了1850年的高水平。虽然太平天国战争肯定使长江下游人口增长放慢，但华北平原的人口看来是在加速增长。问题不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而更复杂的是，根据家谱等等资料来看，特权阶层的出生率要比较高一些。①这便产生了几种同时出现而又矛盾的现象：对佃农剥削加重；地主丧失权威；衰退和贫困更加普遍。
农民之间的竞争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这种现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