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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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育杂志》，卷3第6，附录2。
①　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211—213、281—301页；第4辑第247—255页。又见陈旭麓和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
②　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页。
③　1907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应较为容易。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页。
①　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第22—25页。
①　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页。
②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页。
②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到1900年的数字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③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页。
⑤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页。
①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页。
②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行号，这些人在1878至1910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辑第104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51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页。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1—449页。
①　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I（1958年）第213—267页。
②　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万两，1893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①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页。不过，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页。
①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方》。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篇第52、55、58页。
④　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第258—280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篇第2—51页和第5篇第39、69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第20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26页。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94、154页。
①　关于各种各样的宪政公会，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5—378页。关于各种联合会的组成和重叠情况，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0—72、163—165页。
②　关于教育会在这方面的情况，同上，第73—75、172—173页。
①　其行动的政治特点参见张朋园：《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44—173页。
②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页。
③　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页。关于广东的情况，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页。
④　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参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页。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辑第198—270页。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辑第209页。
②　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
③　例如，1896—1898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绅的坚决反对。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页。
④　齐赫文斯基：《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页。
①　1958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页。
②　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页。
①　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47—348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页。
③　特别参见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①　十九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年有中学七○二所，学生七万二千人；在当时书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3—85、222—224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页）。
①　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85—226页。
②　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页。
③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①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页。
②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124、150、218、222、224页。
③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页。
①　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页。
②　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女编辑发行的日报。参见吉波伦：《秋瑾》，第233—244页。
平民百姓纵观
一个新的集团：产业工人
在最初，下层阶级中的变化似乎远不是引人注目的。产业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会集团。他们最初出现于广东和浙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香港，在那里的洋人造船厂和修理厂做工。这些第一代产业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专门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由于1860年以后兴起的官办企业和外商工厂需要工人，他们在对大部分工人进行的技术教育中作出了贡献。1872年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从广州招募工人，因为他们以手艺闻名。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罢工，就是由新创办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属造船厂的广州工人组织起来的。①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从1894年的十万人②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万一千人，③这主要反映了大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流入工人队伍。这些劳动力大都来自农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贫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妇女和儿童。开始时招工很难，也不稳定，在矿山更是如此。开平煤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经花钱从汕头和广州高价招聘有技术的工人，也从当地农民中间招收临时工（他们冬天进矿做工，夏忙季节回乡）。这些当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举行罢工，要求与南方工人同工同酬。④这些涉及人员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劳动组织留传下来的雇工办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则被忽视。当时雇工往往是通过各种中间人如把头和买办进行的。有两种基本制度：合同学徒制和包工头招工制。前者来自传统的行会，直隶和长江中游一带的纺织厂和机器厂都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它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招收学徒不过是使用童工和廉价劳动力的一种借口，他们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佣的保证。上海一带和矿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点是公司授予包工头全权招工。在整个受雇期间，工人被迫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包工头。这种制度使工人处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状态，很象外商让买办对中国员工全权负责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别与雇用没有技术的农工和矿工的习惯做法有关。①它也产生了残酷虐待的行径：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来到赌场，将农民灌醉，诱使他们去赌钱；一旦还不起债，他们就被“卖”到矿上，被迫下井干活，直到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精疲力尽而死。②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物质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所好转。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区农业劳动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八小时后直接收入墨西哥银元一角至二角。那时金陵制造局的劳动时间是十一个小时，天津机器局是十一个半小时，但是每两周有一天休息，这在传统职业中是闻所未闻的。然而，随着招工愈来愈容易，每天的劳动时间便延长了，但两周休息一天的办法还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三百二十天。③此外，由于铜币贬值加上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大为下降：物价平均涨一倍，而工资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顿饭。④尽管一些大企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小小的医务室，开始为工人的工伤付出微薄的补偿金（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并且某些企业主同意提供比较安全和卫生的劳动条件，但是多数工矿的工人仍然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从事劳动，得不到任何保护。①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况。对轻微过失动辄罚款和施加体刑，这样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纵监工对工人横行霸道。②工业劳动的技术性不强，加之人员变动频繁，妨碍了工人采取联合行动。然而，几个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确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广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这些集中的地区，劳工的战斗性最强。在1900到1910年间，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厂共有工人七万六千人；这个时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罢工中，有三十六次是发生在上海。③罢工频繁被外国资本家视为不祥之兆；大多数罢工是出于起码的经济方面的不满，主要是反对低工资，也反对普遍恶劣的劳动条件。罢工是自发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捣毁机器。外国公司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这种行动表明对现代工业企业存在着强烈的仇视情绪，就象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那样。这种情绪是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从农民和工匠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如此，它还表明存在着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