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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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行政管理的费用之外，移民地成为汉朝财政的另一重大负担。在郑吉任都护（公元前59—前49年）之初，朝廷由于财政的原因已经否决了扩大移民地的建议。③按照班勇在公元119年上书中透露，后汉在公元107—122年期间放弃西域是由于对移民地投资的惊人支出而必须实行的。④况且，维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使汉朝陷入另一种经济负担——对贡纳国的财政援助——之中。毛轸在119年的建议中简明扼要地提出：⑤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
这种两难的局面源自汉与西域的关系史。自从公元73年再次开始与西域的贡纳关系以来，对于汉朝来说，每年的贡纳国正式支出总数为7480万钱，这已是一种确定下来的惯例。⑥从毛轸的陈述看来，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要求超过定额，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观点来看，后汉对于寻求建立与西域的持久稳定的关系明显地缺乏热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④ 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在《史记》和《汉书》的几卷中有叙述，但有人提出哪种材料更可取的问题。关于《史记》的记事是在《汉书》基础上编成的第二手记录之说，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关于大宛传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3（1975），第83—14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页以下。
① 《史记》卷一二三，第3168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71页以下）；《汉书》卷六一，第2691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9页以下）。
② 关于张骞西行的日期是含糊不清的，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9页注774。
③ 《汉书》卷六，第1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62页）；《汉书》卷六一，第269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3页）；《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5页）。
① 《汉书》卷六一，第2696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3页以下）。
② 这个职位的创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页。关于它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页以下。
③ 这些数字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0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43页）。这类列入关于西方国家一览表的统计数字（《汉书》卷九六上——下），可能是以都护和他的属官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因此它们很可能属于公元前60年以后某一时候，而不是汉朝宫廷正在制定这些计划的时候。
① 昆莫，与单于一样，是乌孙首领称号的汉文对音，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3—44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02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45页以下）。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7—88页）。关于质子，请看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5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0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1页以下、第147页）。
② 李被授予特殊的官职贰师将军，贰师是费尔干纳一座城市名称的汉语对音。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31页）。根据《汉书》的不同版本提供的数字换算离长安的距离或是5070公里，或是5200公里；也就是说，《汉书》为车尔成到汉朝首都的距离提供了两种估计。这些数字是表示用中国“里”（约当0。4公里）记述的距离换算成现代的量度的结果。由这样的资料提供的量度可能只是涉及的实际距离的大致数，特别是提到的地区距离中国的行政管理机关愈来愈远时；但是，由于它们表示了都护府大量使用的官方驿路的里程，这些数字不应太轻率地加以放弃。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30—31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0579，第76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3、3922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8、184页）。
③ 关于僮仆都尉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72页；并见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1957），第166页。
④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2、387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3、78页）。
① 关于汉朝在哈勒噶阿和其他三国的指挥部之间的距离，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7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9页）。关于这些官职见劳干：《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1（1956），第485—496页；久保靖彦：《关于戊己校尉设置的目的》，《史渊》，26：2—3 （1966），第55—66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冲突》，第228页以下；本书第2章注200。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0页）指出，该职可能由两人担任，他们分别称为“戊校尉”和“己校尉”；可是，原文几乎总是称这两人为“戊己校尉”。然而，当后汉重建此职时，任命了一名称为“戊校尉”的官员；见下文。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页（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第143页）。主要以新近考古发现为基础的有关汉与西域之间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见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1，第23—42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15页、第2923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2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25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页。
② 《后汉书》卷二，第120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0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4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页。
③ 《后汉书》卷三，第135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3页。
① 《后汉书》卷六，第257—258页；《后汉书》卷四七，第1571页以下；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页。
② 关于中国人发现葡萄以及葡萄园种植中的最初试验，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985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36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9页）。
① 见杜钦提出的意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8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27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页。
① 关于这些匈奴称号，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4页注81、第197页注712。
②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文物》，1975。7，图版8（4），第28页。见伊漱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第75—80页。
③ 昆弥是昆莫的一种替代形式，见以上注441页①。这时乌孙已被大小昆弥所分，两者都是汉的附庸（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4页）。
④ 《汉书》卷九六下，第3908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58—161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页。
② 《晋书》卷一二二，第3055页；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第28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页）。
④ 《史记》卷一二三，第3170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75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3916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6—174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22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4页以下）。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91页以下）。
④ 《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二，第6叶。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北京，1978），第11—12页；黄文弼：《罗布诺尔考古记》（北平，1948）；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7—8、130页注29。关于考古证据的概要，见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2912页。关于在新疆尼雅汉代遗址发现的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印，见《文物》，1957。7，图版8（之1）。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1页。
② 关于都护职务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九六下，第3923页〔译者按，《后汉书》疑是《汉书》之误〕。（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8页）。
④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8—1589页。
⑥ 关于作为赠品的支付费用的范围，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61页。
羌
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在商周时期，来自西方可能是藏族先人的民族，活跃于现代山西、陕西甚至河南。他们经常与商交战，主要由于他们的压力，周王终于将他们的都城从靠近现代西安的镐向东迁到洛阳。秦王国兴起于西方后，在强有力的穆公领导下（公元前659—前621年）才有效地遏止了羌的扩展。
边境民族：部落组织
汉代初期羌人居住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最大的单一的民族聚居地可能在西藏和青海高原，个别集团还分布在整个西域、甘肃、云南和四川。①事实上，从古代到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羌人自西北向西南的引人注目的迁徙。根据《后汉书》记载，直到汉代，存在着不少于150个规模大小不等的羌人部落。一个大部落称为大牂夷，生活在蜀（四川）边境之外，据报道，公元94年它的人口超过50万。在顺帝（公元125—144年）统治时期，另一个在陇西（甘肃）的部落叫做鐘，据报道，它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超过10万人，表明其人口和大牂夷一样众多。汉初估计全部匈奴人口不超过一个大县，如果我们能多少相信这一估计的话，那末羌的人数可能超过匈奴。②可是，和匈奴不一样，羌人从未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相反，在羌人中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①不立君主，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此外，正如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年所指出：②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只有当他们感到有联合起来反抗如汉朝这样的共同敌人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时，他们才有可能暂时地把自己的争端放在一边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羌这一名称从语源学上看来自“羊”字。③在汉代，畜牧继续在羌人的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尽管并不限于羊。汉朝军队从羌人那里俘获的动物经常是大量的，包括牛、马、羊、驴和骆驼。
在沿着汉代中国西北边境某些地区的羌人学会了农业技术，但他们何时成为土地的耕作者，则难以确定。早在公元前5世纪，据报道，有一个名叫爰剑的羌族文化的伟大的英雄曾长期在秦国为奴隶，他从秦国逃出后教导他的人民从事农耕。④很可能，他将秦人的农耕方法介绍给他的人民。在公元前1世纪，将军赵充国已经提到在临羌（青海）和浩亹（甘肃）之间广大地区中的“羌虏故田”。⑤在后汉王朝统治下，据报道，几个羌族部落在中国边境州郡如西海（在宁夏）的榆谷和北地（甘肃）的青山两处肥沃土地上耕牧并举。
小麦似乎是羌族的主要农业产品。在前61年，宣帝向赵充国问道，如果将军决定在来年的阴历正月攻击罕羌部落的话，他们是否可能在收获季节刈取他们的麦子以后便已经逃跑了。①公元94年，汉朝对榆谷部落发动一次成功的袭击，结果在俘获物中有大量麦子。②可是据《后汉书》记载，至迟在第2世纪，羌人还种其他谷物。
和匈奴的联盟
在汉朝初期，羌人是匈奴的一个重要同盟者。虽则中国资料断言冒顿曾迫使羌人屈服，③但有迹象表明，文化的类似可能使羌人对匈奴比对汉更为接近。武帝统治下汉人侵入河西地区（甘肃走廊）的目的不仅是将匈奴与西域隔开，而且要割断匈奴与羌的关系。前88年，当强有力的先零部落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寻求建立军事同盟时，匈奴反应是热烈的，派遣一名代表带着下面的信息前往羌人处：④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
两个世纪以后，在公元122、138和140年，我们仍可发现匈奴军队和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