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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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页。
①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7—154、241页，卷2第414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3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4页。
①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3页。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第51页。《海防档·天险》，第212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57页。
②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6页。王家俭：《魏源年谱》，第8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630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07、554、665、666、865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19—20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54—56、76—78页。
② 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第992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9、18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44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2—14页。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第6册第508—509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页。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66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9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第21页。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第9页。陈虬：《经世博议》，卷4第8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年集），卷1第6、14、19、20、29页。陈炽：《庸书》，卷8第1—2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45页。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12—120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7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44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62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5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①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39、144、147页。
① 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8期第1—2册（1970年），第373—425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第35—43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第1页；卷2第37页；卷4第56—57页；卷7第19页；卷8第32页；卷8第53页。
② 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人的兴起》，载《商业史评论》，卷44第4期（1970年冬）第446—459页。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5—26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第21—23页。陈炽：《庸书》，卷7第4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83—684页。何启和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9页。
① 《洋务运动》，第1册第11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1—3页；卷4第9页。
② 《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页。薛福成：《筹洋刍议》，序和第1—2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页—26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3页。
①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5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74、863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14页。
② 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1期（1969年11月）第15—22页。
③ 《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4—15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5、208页。1898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10—11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5第18—19页。
① 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万国公法》（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势”一词。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177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页。
③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4页。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13—14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3页。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8页。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国家学会杂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页。
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四十年代的“闭关”政策变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同时，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四十和五十年代魏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象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九十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①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七十和八十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七十年代以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
① 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页。
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
到1868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现。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勇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三十万人。其中包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余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①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三百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纪初年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至五年须在各驻地之间调防。①十九世纪中叶总数约六十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但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四万士兵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②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三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③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五百五十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十个人组成一个什，这十个人通常也由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1868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制度，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