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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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②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百人。①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续有所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关于这些年代“幕友”在制订政策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魏源及其同时代的包世臣这样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们在盐务、漕运、边疆防务、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过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从他们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
①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旧闻随笔》，卷1第10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页。
①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记收在他的文集《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第9—18册。
②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87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1842年以后）和河道总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1842年死）及其继任者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5第12—13页。
④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16页。
① 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4—20页。
② 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载《思与言》，卷5第3期（1967年9月）。又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43—144页；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41—47页；以及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23—24页。
①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6、266页（注48）。
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学研究的范例
把魏源（1794—1856年）仅仅看作一个“幕友”，那当然会小看了他。把他在十九世纪早期思想界的影响比做更早时期顾炎武或戴震对思想界的影响，是不无道理的。②事实上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十九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一面镜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二十二岁去北京以前在那里就是一位优秀 的学者。十六年以后，即1831年，他移居扬州，他在这里安家一直到死。他的师友中有一个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团（包括贺长龄与陶澍）和一个出类拔萃的北京官员与知识分子集团（包括林则徐、龚自珍、刘逢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居省一级官职时也聘用了他。魏源的学术事业按常规开始于搞经学研究。他最初感兴趣的是理学，但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即1824年发生漕运危机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经世致用论的专家，并上书详细地提出了主张采用海运的批评性建议。他的这一建议是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写的，贺长龄同一年又委托他编辑了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编辑计划于次年完成，此书定名为《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从清代作者中广泛挑选而成的文章汇编。①《皇朝经世文编》与后来他写的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海国图志》（见第五章）一起，是魏源两部最脍炙人口的著作。《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而且是因为他给“经世致用”下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定义。这部书分为八个部分，头两部分是关于学术和中国政体性质的理论部分，然后才开始论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专题。这些下余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权限分类的。对《皇朝经世文编》内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②但是，论述经典研究和政治理论的开头几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阐述了实际的经世致用怎样能与传统的学术兴趣协调一致。这些部分和《文编》的主体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三十年，魏源写出了范围非常 广泛的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在建议中他利用了竭尽全力挑选来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收藏。1831年，他应邀前往扬州，为计划改革淮北盐务的陶澍当顾问。在这几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起草一部完成于1842年——即南京条约订立的那一年——的著作。这部书题名为《圣武记》，叙述了清代从开国起至道光朝的主要军事战役。和《皇朝经世文编》一样，这部编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官方著作为基础的。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事件。魏源在批判地使用私人资料来核实官方档案的准确性时，以及他在序言及全书最后的时论文章的言论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特别是清代军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很足以说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
魏源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中国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与内部弱点联系起来看。他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这是由于汉人只偏重文职，而种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之故。魏源一方面用历史观点提出他的论据，一方面批驳中国文化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准则，他坚决认为中国可以变得富强起来，但应该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可以象西方那样建造和布署常备海军；可以稳定货币制度并消灭巨大的国库赤字。这些政策包括对军职人员施以专门训练，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这最后一点是想利用某些地区应考武举人数不均的情况）。魏源还要求仔细地检查军事花名册，以确保防止开小差和虚报名额等情况，因为这两者是军事行政中贪污受贿的大财源。魏源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议中主张扩大和改进本国的银矿，作为减少中国对外国通货供应的依赖和对付在鸦片贸易中使中国白银枯竭的最好办法。他还敦促在使用国库资金方面实行更负责的会计制度，削减开支，终止作为表示皇恩浩荡传统姿态的定期减免税收的惯例。在他以低沉和轻蔑的语气提及某些清代前辈人的著作时，他并没有因考 虑到形成他们兴趣的原先那些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而原谅他们。对他来说，这些人对外国愚昧无知，对中国本部以外地区的战略地理特点丝毫不感兴趣，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轻薄可哂的。在他看来，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方对军事战役的叙述往往有低估或避而不谈清帝国战败的倾向。
魏源对今文经学感兴趣也反映了他对“无用的”烦琐哲学兴味索然，虽然他那个时代的今文学与汉学考据主流的相同之点多于与乌托邦式及弥赛亚式支流的相同之点（后者与后来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有联系）。①和其他一切时代一样，魏源时代的经学研究既是学术论说的手段，也是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手段。这样，今文学就变成了攻击东汉烦琐哲学的武器，同时也成了推动学术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运动深深地受到所谓汉学学派奠基人惠栋（1697—1758年）的思想的影响。惠栋反对宋代理学教义，主张恢复标准的汉代人的注疏作为经典研究中正统解说的本源来代替它。虽然很少有人象惠栋那样死板地只专心致力于汉学，但他的影响确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汉注疏家郑玄等人的哲学和学术上，集中在他们曾经注释过而流传下来的经籍的文本上。
这种标准的经文是多种经籍文本的综合，包括被称为“古文”和“今文”者在内，这两个术语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书法体裁而言的。“古文”在这里意指周代用的书法；“今文”意指较近时——即汉代——用的书法。今文经是凭记忆以及根据经过汉初诸帝指定的学者在宫廷里讨论过的标准化的解释传抄下来的。口头传述下来的抄本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经籍据说都已在秦代被 毁。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经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书写的，它一度被欢呼为真正的经文，并且最后被合并成为标准的正统经文。后来，大部分西汉今文，包括三家《诗经》在内，都废而不用，而且在往后的朝代中都已失传了。
直到宋代才对古文的真实性引起了怀疑，直到阎若璩（1636—1704年）在十七世纪开始对《书经》（《尚书》）作了系统的词源学分析，才证明古文经的许多部分其实是赝品。①到了十八世纪末年，阎若璩所发起的文字考订工作和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日益增长的关心，便推动了江苏常州小学运动的兴起：这小学运动声称对今文经特别感兴趣。它们中间只有《春秋·公羊传》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公羊传》成了今文学者研究的焦点。常州学派的奠基人庄存与便是一个对汉学感到失望的人。他宁可采取折衷主义的态度，即有选择地采纳了宋代哲学家的著作与西汉及东汉两代的注疏。他的学生们——特别是刘逢禄（1776—1829年）——后来变得对《公羊传》很感兴趣，认为它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的和正统的说明。刘逢禄和他的同伙把他们认为是以微言大义和道义观点来看待《公羊传》中的历史材料（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这一研究方法，同东汉注疏家专心致力于名词术语和定义的研究方法作了对比。在他们看来，东汉学术界只注意事件（“事”），西汉注疏家则企图解释事件的意义（“义”）。
在刘逢禄的影响下，魏源很注意西汉哲学，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由此导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诗经》和《书经》的本文，写了两部题名为《诗古微》和《书古微》的书。在这两部书中他企 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古微”）之说。这两部书在体例上都是遵循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艰苦地对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较分析。但是它们作为校勘学著作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事实是，魏源研究东汉今文的大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因此这两本著作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它们揭示魏源本人的历史观多于揭示他的西汉前辈的历史观。他认为对这一有关经书的论战值得进行详细而刻苦的研究，这反映了以经书解释当世政治及学术的重要性是持久的。毫无疑问，魏源把今文学看作是对十八世纪汉学的攻击。与此同时，他继续认为经书仍是指导政治行动的极则。如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他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认为，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找到理论上的根据。
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认为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这种概念通常与今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虽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历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学家龚自珍一样，创造了一个三个时代（“三世”）往复循环的变化的理论：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个“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明智的尽进忠言和开明的领导能够和过去一样加速下一个“太古”时期的到来。①魏源并不苛责满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负责。相反地，在他看来，清代统治者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祸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辩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赞扬清政府废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和重税的压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仅一再豁免了赋税，而且自从乾隆以后没有使用强 迫劳动来经营河道总督所辖的工程。边境地区人民长期安堵。到处呈现出和平与有秩序的气象，“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镝”。在朝廷里，官员们可以慷慨陈词而无需害怕受到惩治。所以魏源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