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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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4—15页。关于基层官僚机关中冗员的例子，可见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3册第15页。
②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74页。
③ 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4第9—10页。
④ 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与幕友》，载《东洋史研究》，卷16第4期（1958年3月），第1—28页。
⑤ 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第2期（1967年2月），第194页。
① 低级功名（如监生以及某些贡生）可以捐纳，所以取得这些功名以及其下的生员功名的人数就浮动不定。但举人和进士功名不许捐买，它们的员额在1702年后即被冻结。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平装本1964年版）第187—188、190页。
② 关于健讼者，见贺长龄：《经世文编》（1898年版），卷46第9页；卷94第5—6页。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使用了：“刁衿劣监”一词，并且估计一个县就有几十个这样的人。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第1451页。
① 王云五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1册第62—64页（1822年一位御史的奏折）。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明清两代的主要晋升道路是通过教育和文官考试制度。明代的多数教育机构都是私人办的，在清代它们逐渐受国家官员的控制。雍正时代，一系列省一级书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来，由国家给予津贴。②后来的乾隆时代是以宫廷用敢作敢为的方式关心学术活动著称，这种关注既采取了慷慨庇护制的形式，也采取了大兴文字狱的形式。虽然国家还没有直接控制省一级书院课程，但政府创办这些书院的一个公开的目的（用雍正帝的话说）是“黜浮崇实”和杜绝考试制度中的“流弊”。③乾隆时代文字狱的重点在于贬斥有关北方和西北边境问题以及关于陆海军事防务问题的学术著作。④虽然文字狱时期的种种限制在1800年以后已迅速减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但自十九世纪以来，很大数量的书院在政府控制和检查制度的双重压力下已蜕化成为专门教授科场文字的技术学校了。当时批评这一点的人举出了许多的理由，其中一种理由是，由于靠个人推荐和靠行贿以获取教职起了重要作用，致使教学质量下降；一种理由是指过分重视了考试的及第与否。⑤考试性质的变化也是求职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反映。一方面， 受教育机会越来越增加，也越来越规范化。其次，地方书院网建立以后，学生可以离开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希求上进发迹的愿望。在中国新开发的地区，升迁的机会更是有增无已。但就总的趋势来说，特别是在富饶而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上升的机遇则是每况愈下的。①在十九世纪社会中取得成就的合法道路上的这些滞碍，即教育和文官制度中的问题，促使人们诉诸非法途径，从而提高了非法途径的重要性，特别在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们中更是如此。这些滞碍也鼓励那些当权人物力图因人设事以用于收容一个朋友或报答一件恩宠，从而扩大了候补官员的队伍，他们麇集在水陆交通要道等候着不可能兑现的任命；同时这也在考核合格的谋求官职者中增加了荐举的重要性。②对社会升迁现存渠道的压力，无疑地促成了清代中国政治行为的特殊型式—一即庇护制网络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中负担的义务比他们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担的要多一些。庇护网结构有它传统的社会关系的根源。这种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共同的家庭纽带或者共同的乡里关系是与陌生人交往时应用的第一原则。它被用来确定社会的亲疏距离和等级制度，也被用来办理公务和确定相互间的义务。在没有这种纽带的情况下，通常就制造假亲属关系来代替它。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社会交往的基础，也是常设性社会组织——从诗社到秘密会社到商业行会——的支柱。在学界 和官场上，教育和考试制度也维系着同样的庇护人—被庇护人的关系，在这里上级就是先生（“老师”），下级就是学生（“门生”）。“老师”不仅包括学校中的教师，也包括政府官员，即乡试和会试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学。
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搀进些私人关系，这一趋势在社会交往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这种趋势在行政和公务中至少都被认为是发挥效率的潜在障碍，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它被视为腐化的根源。这样结合起来的私利能够破坏行政中的公益或者商业企业中的集体利益。招权纳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所有馈赠和小恩小惠，是中国官场的通病，而这种事实是被接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被体谅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消灭这些陋习，而是如何把它们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这种妥协需要比政府力所能及的更细心的平衡。通常的办法是由官方禁止一切行贿、馈赠和徇私枉法之举，因为假定：凡是继续偷偷摸摸地干的事，就能够把它们保持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因此，新皇帝登极时总是布告天下禁阻这种种弊端和搞这些活动的派系。那些被认为是国家官吏之间搞结党营私的行为，要受到弹劾和惩治。凡是这些政策被严格执行的时候，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不论在社会上和官场上，都不可能又要讨好上官而又不冒遭到批评的危险。一纸便条、一句话、一次访晤，都可能使这一行动的主、客体双方招致疑虑。
自然，由于社会交际从来不会禁绝，甚至严厉的禁令也不能阻止形成政府所反对的那种私人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因此，测量官场腐败到什么程度的好方法是看私人的派系纽带在某一时期公开表现，甚至夸耀到了什么程度。这反映在和氽⊥饷娴母哨苏呙磐ト羰姓庖怀笪派希卜从吃谝晃还僭钡难月壑校谠抻硪晃幌曰碌钠分适彼担拿拍诿挥兴饺烁哨苏摺９俪『脱Ы缰斜踊と吮槐踊と斯叵档闹匾裕约八窃诶糁位熳鞘贝摹”浔炯永鳎员踊と撕捅槐踊と死此刀急涑闪艘桓龈旱！Ｐ矶喙僭本芫碧嵫В蛭飧霾钍掠泄嗟恼我逦瘛Ｐ矶嗉暗诘氖孔用挥械霉伲蛭呛鍪樱蛘吒愀獾氖蔷芫讼蛴腥ㄊ频墓僭北肀砝械摹熬匆狻薄�
据说，中国的黄金时代是师即吏而吏即师的时代。十九世纪是教育腐败的时代，这正是因为它与官场风气联系太紧之故。由于老师是庇护人，而门生是被庇护人，也就明显地包含有政治义务在内。当然，政治关系的确立可以通过向要得到其恩宠的人送礼，并自称为他的学“门生”。用这种方式，虽然不光采，但可以变成权势人物的“门生”，即使前者年岁较轻和学识较浅也在所不计。①②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155—156页。
③ 1733年上谕，载同上书，第132页。
④ 傅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纽约1966年重印版），第47—49、61页。
⑤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17—219页。关于当时人的观点，例如可看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第61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18卷。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242页。关于书院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见孟森：《清史讲义》，第390—391页。
② 关于任命制度，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1—55页。关于荐举制度，见吕元聪：《清代初年的翰林院》，（伦敦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第206—207、212—213页。要得到荐举有时得付钱；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第323—324页。
①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6第6页；徐珂编：《清稗类钞》，卷7（《师友录》）第65号第8—10页。
嘉庆的改革
嘉庆帝认为，掐断了和谋踊ぶ仆缃峁沟幕ǘ洌母瓯慊嶙匀豢菸Ｋ鸩降爻坊徊⒈岢饬撕瞳｜在各省政务中的一大批有权势的追随者。他对和贝员３至嗟哪切┰谇∈逼诒恢赜玫墓宋拭窃俅伪硎拘湃危思此忧暗氖Ω抵飓暋⒕蟪级竞颓岸加妨踯Ｋ耪俟勒械奈侍猓罟僭泵强梢灾苯雍兔孛艿馗献嘁椋恍肭笾谠晌瞳｜影响的中心的军机处。②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他决定要祛除军机处的私人阴谋活动，派了一位御史来监管军机处的科室。③但是，上层行政的改革不能医治十九世纪官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病。省级行政是如此腐化，致使嘉庆帝在掌权六年之后尚未恢复乡村的秩序，尽管他下狠心要根除秕政。
嘉庆帝把他们的改革集中在两方面：撤换官员和节约开支。和贝蟛糠质∫患陡吖俣家驯怀坊弧�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①这些改革是把和睦吓笥鸦怀闪嗽捶炊怨娜耍谛矶嗲榭鱿拢窃蚝瞳｜的关系受到过贬谪。例如，取代景安为湖广总督的吴熊光，曾经因和�1797年用了计谋而未能保持军机处的职务。1799年弹劾和囊晃桓倍加分指呤轺耄蛴牒瞳｜冲突而被贬往西部边疆地区任职。和篮螅呤轺氲鄙狭嗽乒笞芏健Ｆ渌僭倍加芍飓暭鼍俚礁魇∪沃埃和醣罕蝗蚊幽系暮拥雷芏剑５狼蝗蚊不帐〉男卵哺В钤虮蝗蚊憬〉难哺А＂谠谡獯胃母镏邢绿ǖ恼庑┦〖豆僭保际艿接访俏煊实壑匦鹿憧把月贰薄哉信赖拇城馈铣实牡雷嗾碌闹缚亍＂鄣牵实圩笥业囊晃宦迩淄跞慈衔吻斓墼缭谡馐币郧熬鸵丫帕酥已裕⑶以谙瞳｜集团的行动中乾纲独断地作出了决定。④根据最近的考察，嘉庆时代开始了汉族官员在清朝省一级政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局面，而这种种族比例的变化原来被人们认为开始于太平天国叛乱的时期。⑤因此应该注意到，许多满族御史 是属于1799年响应改革的号召和提出弹劾的人。①这个时期的任命中是否考虑了种族界限，这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至今尚远远没有证据表明，嘉庆初年的改革是执行了一条种族主义的路线。
1799年迅速接连发布的新任命在事实上是否预告省一级行政在进行一次真正的改革，这一点还不太清楚。所有新的被任命者都是和贝倭耪蔚囊徊糠郑还芩鞘欠袷粲诤瞳｜集团。况且和胖行矶啾怀分暗娜嗽保院笥殖鱿衷谄渌傥簧希蛘咦夹硭潜Ａ艟粑皇媸娣赝诵荨Ｏ衷谡诮械难芯勘砻鳎�1814至1820年标志着汉人在省级官职中逐渐占上风的转折点。 ②在以林清叛乱（1813年）和道光帝继位（1820年）为标志的这一时期，也在省一级行政的上层发生了同样迅速的人事变动。这几年让好些新人参加了省一级政府，被任命者都已得到了功名并且在和贝蟮玫搅斯僦埃堑敝性嚼丛蕉嗟娜硕际谴雍喝苏加攀频亩疾煸汉秃擦衷禾岚紊侠吹摹Ｏ蠊ヒ谎实厶厣宋锸强考父鲂母构宋实耐萍觥Ｕ庑┬氯蚊咧械男矶嗳耍ǜ母镎吆先颂珍谀冢际墙潱ǖ笔钡挠罚罄吹绷耸∫患断曰拢┑耐呕蚺笥眩澅救嗽蚴呛壕烊恕Ｋ且惨虿渭恿吮本┑囊桓龇钦绞纭葱鲜纭舜肆嵩谝黄穑飧鍪绾罄椿拱酥摹熬乐掠谩甭鄹母镎吡衷蛐旌臀涸础�
这个时期的汉族文人在清代官僚行政中重新得势，可以被看作是太平天国叛乱及其后的同治中兴时期以曾国藩及其门徒之兴起为顶点的这一趋势的开端。它也表明，翰林院和都察院中汉人对省一级政府职务的兴趣有了增长。
嘉庆及道光两朝的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大肆宣扬减少宫廷浪费和重大消耗的节约开支活动。嘉庆帝终止了豪华的南方巡游的传统，而这正是他父亲的统治的一个标志。他想通过官方政策和以身作则来放慢中央国库资财流出的速度，来改变贵族和官场成员中泛滥的懒散生活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停止了边疆省份省级官员的每年贡奉，皇袍也被人颂扬地说上面打了补钉。可是，这些改变不论在京师地区的满洲贵族身上或在各省的官员中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在给乾隆皇帝服满国丧之后这些变革便遭到了顽强而成功的抵制。①例如，对日益繁衍而贫困的北京旗人人口和内务府的供应，就仍然是财政上的大问题。②② 《大清仁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