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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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第87至112页；见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历史学年鉴》（北京，1981年—）有关明史的各部分；和季刊《史学情报》（1982年—），这也是在北京出版的。
台湾也出了有关晚明史的值得注意的著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光涛教授的作品。与本章特别有关的是他的《明季流寇始末》（台北，1965年），他的《熊廷弼与辽东》（台北，1976年），和他的《明清史论集》（台北， 1971年）中几篇关于军事和政治史的论文。台北出版的《明史研究专刊》经常有关于晚明史的当前作品的报道。台湾、香港和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社继续重印有关明史的各种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材料这个事实，对将来对这个时期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其中有些资料与本章所讨论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像在中国研究的大多数其他分支那样，关于17世纪时的中国，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很丰富，而且质量往往很高。与晚期有关的这一研究成果的概述，见山根幸夫的《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动向：书目介绍》，载《亚洲年鉴》，38（1980年），特别是第104至110页、第118至123页。又见森正夫的《明代的士绅》和谷口喜之雄的《晚明的农民起义》，均发表在《亚洲年鉴》，38（1980年），第31至68页；有关的文章，见琳达·格罗夫和丹尼尔斯·克里斯琴编的《中国的政府和社会：日本人关于明清社会和经济史的看法》东京，1984年）。
40多年来，研究17世纪中国的西方学者对恒慕义编的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深为感激。尽管书名引起误解，这部合编的巨著收入了不少晚明杰出人物的传记，附有简短的书目，指出在何处可以找到有关他们的更多的资料。富路特和房兆楹编的《明人传记辞典》，两卷（纽约和伦敦，1976年），补充了《清代名人传略》，但没有完全取代它。《明人传记辞典》仿照恒慕义的书，正如大家所推崇的那样，这是两部最重要的关于明史的西语参考书之一。另一部是傅吾康的《明史资料介绍》（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编写本章所用的许多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材料，它都有简短的说明。特别参见第32至33页傅吾康教授对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实录和第38页对谈迁的《国榷》的讨论。
《明人传记词典》的杰出撰稿者之一贺凯教授，长期以来在讲英语地区被视为晚明史研究的非正式领袖。贺凯教授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在过去30年中他用许多时间研究错综复杂的明代政治和制度史。与本章特别有关的，有他的《宿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见《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京都，1954年），第224至256页；《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见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年），第132至162页；和《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斯坦福，1966年），特别是第152至234页。贺凯教授还编了专题论文集《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纽约和伦敦， 1969年），它包含一些论及17世纪制度史的重要方面的文章。
晚明史的其他领域也有专题论文集。关于思想史，见狄百瑞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纽约和伦敦，1970年），和《新儒学的演变》（纽约和伦敦，1975年）。关于社会和政治史，见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卡罗琳·格兰特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年）；和乔纳塞恩·D。斯彭斯、小约翰·E。威尔斯编的《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
过去几年，出版了三本英文的有关晚明史的重要专题著作：威拉德·J。彼得森的《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希拉里·J。贝蒂的《中国的土地与门第：对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剑桥，1979年）；和杰里·登纳林的《嘉定义士：中国17世纪的儒家领导阶层和社会变迁》（纽黑文和伦敦，1981年）。两本新著也将大大地增加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理解：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伟大的事业：满洲人在17世纪的中国重建帝国秩序》（伯克利和洛杉矶，1985年）；和林恩·A。斯特鲁夫的《南明，1644—1662年》（纽黑文和伦敦，1984年）。
11 南明，1644—1662年
作者 林恩·A。斯特鲁夫
从书目的角度看，许多情况使得对南明的研究变得格外复杂。第一，从1644到1662年是一个非常动乱的时期，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事件层出不穷。个人亲历的事件只占这些事件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直接参与南明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人，没有活下来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或反驳别人讲的他们的故事。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字记录虽然很多，但极为零碎，而且可靠性成问题。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是关于晚明和南明著作的主要书目指南，尽管它列出1100多种已知从17至20世纪一直存在的作品的名称，但我们却没有出自任何一个南明朝廷的一份原始文件。我们所有关于南明的奏议、圣谕、诏令、中旨等的内容的知识，全都来自私家的抄本。换句话说，有关南明的历史记载几乎全由各种各样别史、野史、外史或稗史组成——就是说，是私家的、非官方的、道听途说的记述，作为史料，在质量和价值上差别很大。
这与清方与南明斗争的资料恰成对比。只有政府文献和官方历史档案而无任何一种参与其事的人的第一手个人记述。由于这个明显的差别，就必须把我们找到的非官方的南明资料与清官方的资料小心地结合起来。许多顺治朝的官方文献，保存在北京的内阁档案馆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其分10辑出版，名为《明清史料》。③但是，没有经验的探索者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卷帙浩繁的文献中，不如首先探索更易查找的顺治和康熙朝初年的实录，在七卷本《大清历朝实录》的第四卷，1964年重印。
我们只有明朝方面的非官方资料和清朝方面的官方资料这个事实，表明南明著作的政治敏感性，这是造成书目问题和复杂性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当然，清朝是胜利的一方，因而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帝国的权力和影响，操纵对征服时期的历史的阐述，使其为自己服务。清朝的官员显然感到，写奏议比写回忆录稳妥。但是，南明同情者的担心是对的：除非个人把他们所知道的事记录下来，希望后人终有一天会知道，否则明朝斗争的历史将烟消火灭。下面将提到，清朝当局确曾采取措施，企图改写和销毁有关南明的历史著作。但他们并没有雷厉风行和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因此，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出版家和藏书家对检查和迫害的威胁，感受各不相同。结果，有些作品写成后立即发表，大多以传抄的形式流传（它们已辗转抄过许多次，有许多错误）；另一些作品则被巧妙地藏起来，直到20世纪才重见天日。在流传的作品中，特别是印出来的作品，为了符合清朝的政策而进行改动的程度是难以估计的。此外，南明著作的政治敏感性使得许多作者匿名或者用化名写作，这样，作品的错误归属不大可能引起争论。这种情况在南明研究中引起无数证实原作者和原文真伪的问题。
当然，如果征服对汉族人没有这样深刻的含意，如果有关南明的故事不是这样流行不已，清朝当局也犯不着进行检查。这两个因素，民族意义和名誉，使得从清代直到今天的历史家的工作变得复杂。清的征服较之东亚次大陆历史上先前任何这样的动乱，直接影响了更多汉族人和更多有文化的汉族人的生活。明末和清代中国人口的惊人增长和这个时期出版业的明显增长，颇有助于证明有关南明的著作是很丰富的。
从积极方面说，这导致保存下来的有关清的征服和南明的资料，比先前任何改朝换代时期都多。从消极方面说，这引起对南明著作的不讲道德的出版者和书商的广泛谴责，他们用各种手段窜改原著，不知羞耻地助长偷印和剽窃——一切为了迎合虽然热情但大都缺乏鉴别力的读者大众的趣味。此外，关于南明的现代第二手著作，甚至那些以学术成就自命的著作，是肤浅的和新闻性的，目的主要在说教或灌输，顶多不过是表现出对原始的和第二手的、真的和假的资料之间的区别，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因此，在检查清代的旧文献以及民国和共产党时期的著作和文章时，一个认真的南明研究者面临的任务，是从一大堆糠秕中筛出少数历史证据的谷粒，用以建立真实可信的历史。
为了给一般能得到的最好的南明史原始资料和本世纪对那个时期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编一份目录，读者应参考林恩·斯特鲁夫的《南明：1644—1662年》（纽黑文和伦敦，1984年）中的书目提要。在评价这些资料和其他18和19世纪的著作时，认识到这样一点是有益的，这就是从顺治到现在的各个阶段，不同的渲染和偏见一直成为对那个时期的研究的一个特点。
大多数第一手记述自然是写作于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它们所描写的事件刚过去不久。这些作者处在混乱的中心，很少能在他们的著作中保持一种坚定的客观态度。大多数作者带有强烈的偏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为赢得后代的同情，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问题同他人争论。在前明的知识阶层当中漫着一种负罪感，这引起了许多自我辩白的文章，它们相应地谴责个人报复、党同伐异，或某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行为。此外，由于清初私人抄本流传并通过晚明政治文学团体的残存网状组织最有效地保存了下来，我们所得到的记述也许带有比原来更多的党派性。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之前，在两方面有所好转。第一，被视为晚明的主要折磨的党争，既受到政府也受到公众的谴责。第二，康熙帝通过缓和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族政权仍然怀有的仇恨和害怕，诚心争取把他们团结在清朝的庇护之下。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成功地发起一个编纂《明史》的大规模计划，并采取不寻常的步骤，谋取受到广泛敬重的以同情明朝知名于世的学者们的合作。此外，他试图让学术界放心，崇祯以后明朝的朝臣在他的指示下将受到宽宏的对待，任何人都不必担心1661—1663年迫害历史家的事会再次发生。在这样一种比较说来是宽厚的气氛中，对南明的兴趣高涨起来。到这时，经历过征服的一代人已经年老，已没有多少时间能写出有关事件的第一手证词；此外，许多人也明白，尽管康熙朝廷对南明的研究表示宽容，但事实上那个时期在《明史》中不会得到适当的论述。这些情况促使温睿临写作《南疆逸史》（完成于1711年前后），成为清代头200年中出现的关于南明的最重要的综合史著作。④这个阶段南明研究的特点，是浪漫精神和伴随而来的用大量想象去给事实添枝加叶。在更为安定的康熙时期生活的人们，回过头去看南明，把那时看成一个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时代，一个社会大溶合和互相拉平的时代，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机会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对清和晚明的矛盾感情所引起的高度悲怆，不仅表现在历史著作中，也表现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它是康熙晚期最流行的传奇。 ①在18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对南明的兴趣明显下降，在雍正和乾隆初期，也许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情况似乎主要是由于那些在童年经历过征服年代的人已经过世，也由于康熙帝的去世，他的宽容政策成为一场极端刻毒和奸诈的储位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气氛中，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出版的有关南明的著作，被他的政敌劾为“狂妄”，他以大逆罪于1713年被处决。雍正帝于1723年即位后，赦免了所有牵连进这桩案件的人，但后来他在同情明朝的著作和当前煽动叛乱的关系问题上，挑起一个更大的争论。1729年，湖南一个名叫曾静的叛逆者，被发现部分地受到已经过世的浙江文人吕留良（1629—1683年）的某些著作中反满内容的鼓舞。雍正帝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他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文告和书，是清朝第一次企图利用晚明著作，其中有些是关于南明的，来达到阐述满族清廷的政治思想的目的。
在此后几十年中，关于南明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工作，人们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无害的形式，如地方人士对死于明清斗争中的人所写的谨慎的纪念文章。出乎意料的是，正是通过这类“社会传记”的积累，全祖望（1705—1755年）在18世纪对南明研究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