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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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锖托∫笆つ辏骸段脑ǜ蟆⑹倩实睢⒒适穼k参观记》＇274＇，《东洋史研究》，5，1（1939年），第78—79页和第81—82页。皇史宬的照片见张国瑞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36＇（北平，1934年）。
④　黄佐：《翰林记》＇258＇，13，第165—166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丛书补编》，3，第3—4页。又见牟复礼：《诗人高启》＇399＇（普林斯顿，1962年），第147页以下各页。
⑤　《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038—5040页；《明史》＇41＇，217，第5731—5732页。
⑥　《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817页。
①　论《明实录》＇380＇的著作，见傅吾康：《介绍》＇172＇，第8—23、30—33页和列出的参考资料。最近的是间野的《明实录之研究》＇370＇，1963年修订本，第1—133页。
②　傅吾康：《介绍》＇172＇，第23页。
③　傅吾康：《介绍》＇172＇，第30—32页；更全的，见他的《明实录的纂修与传统》＇171＇，载《汉学研究》，1（北京，1943年），第12—33页；新近的有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第6—69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08—1612页。
①　《礼部志稿》＇622＇，97，第8—11叶；沈鲤（1551—1615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16页。菲利普·德·希尔博士关照本文作者注意《实录》中的实际偏见。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页。
③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13，第18—26叶；刘心学；《四朝大政录》＇348＇（2。8。18）（17世纪初；重印，《国学文库》，46，北京，1937年），第38—42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3—234页。
②　沈德符：《补遗》，见《野获编》＇468＇（1619年；1959年重印），1，第801页。
关于个别政府机构的半官方著作
官方的汇编和出版物不限于由皇帝倡议并在翰林院的监督下完成的作品。到16世纪下半叶，个别政府部门开始编纂有关它们自己机构的组织与活动的专著。不幸的是，它们很少保存下来。它们中最重要的之一是1620年的《礼部志稿》（6。2。1）。它是在前任和现任礼部领导官员组成的纂修班子的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一部100卷的综合性著述，包括行政与礼仪规定、诏谕、奏议和其他有关礼部及其下属机构的文献。还有从开国至天启初在礼部任职的高级官员名单。此外，还提供这些官员的传记资料和在礼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的传记。有专文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典礼、仪式、祭品、考试、礼节、与外国人的关系，以及公共设施如庙宇和学校，只要是在礼部管辖范围之内，都包罗无遗。这部著作含有实录或《大明会典》、《大明集礼》所没有的重要材料。
有些关于其他部门的专著是私人主动撰写的。这些著作现存的有关于南京户部和刑部的（6。2。3和6。2。5）。其他的则论述主管作坊和仓库，或者南京城外的船厂的具体部门（6。2。2和6。5。1）。也有谈翰林院的专著（6。2。7和6。2。9）。所有这些著述都包含有官方文献，它们必定是作者在他们仕途中的某一时期曾经接触过的。
这种半官方类型的一部独特的著作，是《万历会记录》（6。5。1），这是一本政府收支的官方记录，特别提到来自明帝国不同地区的各种赋税收入。它是由户部的五个大臣编就呈送皇帝的，刊印于1582年。这部著作包含统计表，并对隆庆末年的岁入提供了精确的数字。它提出了其他著作包括实录在内所没有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明经济史资料。
正如明代最完全的书目《千顷堂书目》的有关部分所表明的，有一大批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这种半官方汇编，它们在清初尚可得到，但今天其中只有极少数保存下来。除去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论述关于食盐管理（6。5。12和6。5。13）、关于灌溉和航道特别是大运河以及通过运河和海道运送的漕粮（6。5。4—9）、关于官用马匹的供应与扶养的组织和管理（　6。　5。　16）、关于预防和解救饥荒（　6。5。17—19），以及关于少数其他问题的专著。
半私的和私人的综合体和编年体编史工作
除去明显地是奉敕纂修并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奉敕刊行的官方著作外，半官、半私和完全是私人的汇编之间的界线，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划分。绝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著作，不是在朝就是在野的官员所写。在朝的官员通常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以他们的官员资格进行撰写。这类著作尽管有某种程度的个人或集团偏见，但总的来说表达了政府的观点。在野的官负难于或不可能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感到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人观点甚至批评政府。
有些著作可以相当清楚地归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员的名下，但其他许多著作却难于清楚地分类。此外，尽管在个人或集团之间有敌意和斗争，但所有的官员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都是以官员的身份来写他们的同僚，不论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们原则上都对宦官抱有偏见，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同僚所做坏事的责任推到宦官身上。③因此，“半私”这个词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区分的情况。《千顷堂书目》的作者黄虞稷（1629—1691年）也注意到一些这样的问题。①有许多历史著作是作者个人主动用综合体编纂的，②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体裁，有些则不。然而黄虞稷不仅把《元史》，而且把几种非官修的汇编列入正史类。其中现存的有，16世纪后期邓元锡的《皇明书》（　2。1。2）和1634年左右尹守衡的《皇明史窃》（2。1。4），它们都有纪传；后者还有志和世家。这样，它们就接近于官修断代史的体例，列入目录的其他著作则不完全遵循这种体例，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类著作的部分。这类著作有：1567年郑晓的《吾学编》（　2。1。1），它有纪、表、传、述、考；1640年何乔远的《名山藏》（2。1。5），它由35篇“记”（应为37篇——译者注）组成，内容包括本纪、诸王、世家、列传和志；和　1632年朱国祯的《皇明史概》（　2。1。3），它有纪和传，纪分为三部分，按年代和题目编排，传分为两部分。
这类中最重要、形式上最接近正史的两部著作，是明亡后明遗民所著，故未列入《千顷堂书目》。它们是查继佐（1601—1676年）的《罪惟录》（2。1。6），它有帝纪、志、传；和傅维麟（死于1667年）的《明书》（2。1。7），它有本纪、记、志、世家和列传。《明史稿》和《明史》（　2。1。9）分别完成于1723和1736年，是清朝的官修史书，基本上反映了清人对明朝历史的看法。
明代有许多编年体著作涉及不同的时期。最流行的有《皇明通纪》（1555年，1。2。1），据说是陈建所著。这部书在后来的版本中有许多增补（　1。2。2—12）。这是第一部内容广泛的明朝历史，起1351年，终1521年，即正德末年。它很快就流传开来。跟其他写于16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著作一样，《皇明通纪》根据的材料相当冗杂，对文献和传闻不加区别。它出版后不久，就受到严厉的批评，说它包含了错误的叙述，有歪曲史实之嫌。皇帝甚至下令禁止并销毁印板。但像过去和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禁书只不过增加了书的名声。
它被反复重印、增补、重编，直到1627年，即天启末年。有朝鲜版和日本版。沈国元的《皇明通纪从信录》（1620年，　1。2。6）是其中很流行的一种修订增补本，有批语和旁注。作者改正了《皇明通纪》中的一些错误，他的本子被认为是这部著作最好的版本，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加区别地收入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同一作者关于泰昌和天启时期（1620—1627年）的《两朝从信录》（1621年，1。2。6），则主要依据实录。
其他一些流行的编年体明史是在清初出版的。一部是《通纪会纂》（　1。3。8），被认为是（可能是骗人的）锺惺（1574—1625年）所著，此书写明朝历史到1646年为止。锺惺是著名诗人。也许由于他的名气，编者和出版商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来替伪作做宣传，这种做法在17世纪的中国似乎是司空见惯。
一桩臭名昭著的公案涉及《史纲评要》，这是一部起自古代终于元末的编年史。这部著作包含被认为是李贽写的评语。它在文化革命中被“发现”并重印，当时李贽作为一个“反对儒家和赞成法家”的人物享有盛名。但是，四人帮垮台后，李贽的作者身份证明是假的，《史纲评要》则是晚明的一部抄袭之作，根据的是姚舜牧（1563—1627年）的《史纲要领》（1610年）。③另一部流行的历史著作是《通鉴明纪全载辑略》（1696年，1。3。9），它的有些版本甚至包括了南明，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清初学者朱璘所作。德马拉甚至利用它编著他的多卷本中国史。④尽管这两部著作都有许多不同名字的版本并广为流传，但作为史料都没有多大价值。与真正的官修作品相比，这类作品可以认为是真正的野史。
不过，在编年体历史著作中，也有比较博学的。包括下列几种：薛应旂的《宪章录》（1573年，1。3。1），终1521年；黄光昇的《昭代典则》（1600年，1。3。2），终1527年；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1619年，1。3。5），涉及同一时期。
这类著述中最突出的，是谈迁的《国榷》（约1653年，1。3。7），起1328年，终1645年，包括了整个明代。它根据文献资料，写明朝的最后25年最为详尽。最后这部分占整个著作的六分之一。第一次铅印本根据几种不同的抄本校勘，1958年出版于北京。⑤有几部编年体著作只涉及有限的时期。关于明初的，可以举出吴朴的《龙飞纪略》（1542年，1。4。2），起1352年，终1402年。这类著作中的大多数写嘉靖和隆庆两朝。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1582年，1。4。4）写嘉靖时期，据说包含实录所没有的资料。清初万言等人编撰的《崇祯长编》（1。4。9）是崇祯时期（这个时期没有修纂实录）的编年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保存的66卷手抄本，可能是现存最完整的。这部著作中有少数几章印成了文集。
第一部新颖的按题目编排的重要历史著作，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1658年，2。2。11），它模仿《通鉴纪事本末》，在体裁上是综合体的一种变体。但它又不同于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内容重新整理的《通鉴纪事本末》，它所根据的明代资料范围很广，其中有不少现在已经失传。它被认为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早期明史著作之一，经常被翻印，日本早在1843年就翻印了。
还有一种综合体的变体，是同一作者限于某一时期历史的各种论文的合集。这类著作一方面在内容上不如本节第一部分谈到的著作那样广泛，另一方面又区别于一个作者著作的总集。在中国目录中，这些著作通常列入史部的别史类。这类著作包括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1590年，2。2。6）和《弇州史料》（1614年，2。2。8）。
第二部著作是在作者死后编成的。两部著作偶尔有重复。前者包含若干论文、系谱、研究和重要的《史乘考误》。⑥后者增加几种志，其中一些涉及中国与外国人和这样一些国家的关系，如安南、哈密和蒙古；以及传记和传记材料、有关明史话题的各种评论。王世贞（1526—1590年）⑦是16世纪的杰出学者和批判的历史著作这个新趋势的富于创造力的代表。
③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82—185页；朱彝尊：《书两朝崇信录后》，见《曝书亭集》＇105＇（1714年序；重印，《四部丛刊》，第155—156函，上海，1926年），45，第12叶。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241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43—1347页；王鏊：《震泽长语》＇531＇（4。5。10）（16世纪初；《纪录汇编》，1617年；上海重印，1938年），125，第12—13叶。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204页；郑晓：《今言》＇64＇（4。2。2）（1566年；重印，《纪录汇编》，144—147，1617年；上海重印，1938年），145，第2叶。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1—793页；郎瑛：《七修类稿》＇304＇（4。3。3）（1566年或其后；北京重印，1961年），13，第190—192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0—1191页；沈德符：《野获编》＇468＇，8，第223—234页。
⑥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39—1242页。
⑦　引自姚名达：《邵念鲁年谱》＇614＇（上海，1930年；1934年重印），第16—17页。
传记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