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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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可能导致这一误会，其结果是和平谈判停止，而战争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1597年早期，双方恢复了敌对行动。在中国使节被给予回国通行证之后不久，据报200艘运载军队的日本船已抵达朝鲜海岸。夏季期间，另外1000艘这种军队运输船停泊在釜山。北京朝廷任命杨镐为一支新军的经理。控制满洲和北京附近地区的总督担任后方梯队总部和后勤的指挥官。这个官员邢玠作为防御的协调者，最后行使了高于经理的权力。同时，那些先前主张和平解决的官员被贬黜。沈惟敬到死被搁置一边。早些时候很得皇帝信任的兵部尚书因皇帝坚持而被处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据报他死于狱中。
中国文献指出，为这第二次战役起初调集了38000人的部队。它们由一支21000人的水师协助。邢玠说他计划了动用100000人的冬季攻势，但似乎是，他的军队的总数是这个数量的一半左右。一个近代日本学者认为，明的兵力和丰臣秀吉140000人的侵略军相等，但这似乎是太不可能了。③中国军队是靠在全帝国调动现役部队和招募而组成的。涉及所有的边境地区，有些士兵还来自遥远的四川、浙江、湖广、福建和广东。一个现实的估计可能是把明在战役高峰期间的陆军和水师加起来的兵力估量为75000人。
第二次战役在几个方面和第一次不同。这一次，几乎整个战役都在纬线36°以南，而不是沿南北延伸的战线进行。1597年8月，日本人推进到离汉城50英里以内；但是当明的援军到达时，战线变得稳定了。当冬季到来时，侵略者不得不撤回南方。此后他们便取守势。在第一次战役中已经认为重要的水师的军事行动，对第二次战役的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朝鲜人起初把水师将领李舜臣投入了监狱，并委任一个不胜任的军官指挥他的舰队；他们很快把闲山岛上的基地丢给了敌人。这个错误被纠正了。在这一年结束之前，水师将领李舜臣回来了，由于他的返回，朝鲜人很快恢复了对海峡水道的控制。他的成功迫使日本陆军沿东部蔚山到西部顺天海岸采取守势。
中国人也没有忽视海军力量的重要性。按照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万历皇帝下令筹办一支舰队，并派往朝鲜领海。它被置于中国水师指挥官、炮术专家陈璘之下，于1598年5月到达朝鲜海域。①天津的港口和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的港口被利用来运送给养。这支水师最后在和朝鲜人的联合部署或者在和中国陆军的配合进攻中加入了战斗。
尽管有这些战略上的优势，陆上的军事行动也决不是容易而顺利的。伤亡的巨大数字证实了战争的激烈。这次战役的中国一方还开始了党派性的争论，尤其是在战斗部队面临不利局面的时候。例如，1598年2月围攻蔚山，据说已接近于成功的结局。但是一支日本3000人的救援部队在最后时刻的出现引起了中国攻击部队的溃逃。经理杨镐因这次失败而受到指责。他因制止最后的攻击和其后逃命而受到批评。虽然他承认几百中国士兵死于战斗，他的对手却坚决认为这次损失很可能超过20000人。他和有很多敌人的大学士沈一贯的密切接触和这次批评有联系。这导致了杨镐的免职。
1598年春小西行长警告说，日本在朝鲜的阵地是守不住的。日本人依次下令撤退将近半数的侵略军，在朝鲜主要留下岛津氏族成员的指挥官们隶属的萨摩军人。这些人打仗很凶猛。在10月后期之前，丰臣秀吉于1598年9月18日死去的消息没有传到日本营地。那时，他们已在顺天和泗川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顺天之战是严重的失败，这在中国官员集团内是被承认的，虽然日本人声称他们斩首38700级，似乎是显著地夸大了。
这最后的挫折将北京朝廷（它还不知道丰臣秀吉之死）置于困境。提出了停止攻击和采取守势的建议。皇帝已经召集了主要大臣的会议以商议这个问题。就在这时福建巡抚向朝廷报告了丰臣秀吉之死。这个消息作为谁也不想继续的七年战争（日本人认为这次战争是“龙头蛇尾”）事实上的结束而受到了欢迎。
① 这个问题的经济含意不应被夸大。许多不赞成派遣中使的人利用了孟子的论点，国家决不应当与民争利，这种考虑是道德的而不是经济的。他们反对开矿还出于风水的考虑。另一方面，强调东林党人代表商人利益的现代学者们过分依靠1613年亓诗教上呈的一份反东林的奏疏，转载于《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9691—9693页。这份文件在揭暴“富商”出席东林会议时，决没有表明党人采取了一种亲商人的政纲。正相反，富商是和其他不受欢迎的社会分子一道列入名单的。上奏疏的人以这种方式通过坚持正统的儒家态度为他自己在东林党人被认为优于他人的领域内博取声誉。
① 参见前《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① 参见前《后果》和本节前文。
① 关于东林党人在随后国家事务中的作用的论述，见后《梃击案》及其以下的文字。
① 见黄宗羲：《明儒学案》＇259＇（1667年；重印，《四部备要》C79－82，台北，1970年），32，第2、11叶。
② 参见前《东林党》。
③ 在许多当代中国著作中，李贽要末似乎是平等主义的维护者，要末似乎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尽管关于他已经写了很多文章，但他的主旨并没为被充分了解。缺乏了解部分地是由于李自己没有写一篇系统的论文造成的。他的随笔和历史评论以旁注的形式出现，没有用推理方法来予以加强。许多语义学上的陷阱很容易引起误解。但是，如果读者全面地、批判地研究他的著作，包括《焚书》＇315＇（1590年；重印，北京，1961年）、《续焚书》＇316＇（1611年；重印，北京，1959年）和《藏书》＇317＇（1599年；重印，北京，1959年），他的论征还是不难概括地论述的。他的传记材料也常解释了他的个别观点；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07—818页。liketradingone’sownroomforthatofanother，据此翻译——译者。
① 参见前文《东林党》、后文《“梃击”案》。
满族的挑战
帝国的创建者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这使他比万历皇帝年长四岁。他的通古斯人的建州部属于女真族。1635年以后他的后代才开始把他们自己叫做满族，这个词的起源不清楚。但是“建州卫”这个名称是明代新造的用语。永乐皇帝承认这些部落的作战能力，用这个名称于1412年设立了这个部族的卫，因而在理论上使这个部族成为中国帝国军队的一个附属部分。可是这种承认没有什么内容。明帝国从没有明确地划定这个卫的疆界；除了可能在最初的年代以外，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部族的首领的顺序继承是保持在帝国的严密监督之下。
在整个明代，满族人从他们靠近现今朝鲜和苏联之间的边界地区的较早居住地，移居到西面大约300英里的满洲中心地带。在16世纪，他们沿着相当于现今辽河以东的南北铁路通道一线和中国人做买卖。和中国居民的冲突变得频繁了。努尔哈赤最终成了在腐败而专横的中国官员们手下受到恶劣对待的直率的满族人的维护者。实际上，满族部落之间的内部冲突是频繁的。其模式通常是以婚姻关系和联盟开始，而以背叛和吞并告终。中国的地方指挥官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他们不能避开日益增长的满族人口的压力，常常在较弱的首领和较强的首领争夺权力中谋求给予前者以帮助。他们以这种方法改变力量对比，对局势保持某种控制。这样，到了17世纪第一个10年，明政府、它的军队和中国移居者都已长期参与了和满族人的各种关系。
努尔哈赤自己的亲属（他们对首领地位的要求，按照父系和母系血统似乎都被证明是正当的）成了异常情势的牺牲品，这种异常情势使他开始了作为满族人首领的生涯。1582年晚期，这个未来清王朝的创建者的父亲和祖父都在阿台的要塞内，阿台是和明将李成梁交战的一个首领，这时他们因中国军队猛攻这个要塞而遭到杀害。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李秘密联系的人。在这一事件以后，努尔哈赤去见李，李安慰他，待他很好。有的记载甚至说，这个未来的满族首领成了李成梁的义子。
1583年，努尔哈赤24岁，开始创建他的帝国。他后来夸耀说，开始时，他的军队只有13副盔甲。他有李成梁的同情，并借口他是为他的先人之死报仇，他能够不受惩罚地采取行动。但是在1587年，当他开始加强他驻地的防卫时，辽阳巡抚断定努尔哈赤被纵容得过分了。他组织了一次先发制人的反对这个建州首领的战争，但他后来不得不予以放弃。如同当时典型的中国政治关系，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局面存在不同意见。一个和辽东巡抚意见不合的下属地区的行政官员坚决认为，应当靠引导或“抚慰”把努尔哈赤争取过来。使得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下级官员从北京监察官员们得到的支持比巡抚本人多。在努尔哈赤可能变得过分强大以前摧毁他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这位满族人的领袖还是以不太好战的办法向着他的目标前进。他已经控制了黑图阿拉（后来的兴京）河以南的地区，和四个女真后裔的主要部族政权保持真诚的关系，与其中一个首领的女儿和另一个首领的孙女结了亲。较小的部族被劝诱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他仍在等待时机，与明帝国同样和好。结果，万历皇帝于1589年授予他称号和军阶。第二年他以他自己的朝贡使团首领的身份到了北京，后来在1597年，他再次访问了中国京城。
中国和丰臣秀吉的战争给努尔哈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1593年他击溃了他的叶赫部的内兄弟所组织的联合进攻，扩大了他对在满洲的蒙古人的影响。他提议率领他的部队参加明在朝鲜的远征，被婉言谢绝。尽管如此，北京朝廷还是不得不谦逊地对待他。他还从垄断与中国人的珍珠、貂皮和人参的交易中获利；这样获得的财源有利于他的扩张计划。几乎不能相信人人在这时都能看出努尔哈赤迟早将起而向明王朝挑战，可是也没有提出抑制他的办法。1592年，在抵御丰臣秀吉的战役的前夕，来自满洲的一份中国公文表明，这位满族首领大约有了30000到40000骑兵，加上大约40000到50000步兵。努尔哈赤精锐部队的质量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普遍认为它甚至胜过日本人。①在这个世纪结束前后，努尔哈赤采取两种措施把他的机构提高到高过部族政权的水平。一种措施是在1599年研制一种独特的女真字母字体，代替以前所用的蒙古字体。另一种措施是在1601年创立“旗制”。在四个旗的每一旗下大概各有25个300户的牛录；1615年又增加了四个旗。这些旗和牛录不只是作战的单位，还起军事行政区的作用。全部居民都在它们的下面登记，包括部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奴隶。在和平时期，它们是行政和税收单位。在战争时期，登记在牛录的士兵很少同时被征召；它们奉命从每一牛录出规定数目的士兵，这取决于动员的程度。
1603年，努尔哈赤与明在辽东的将领们达成一项协议以划分他们之间的疆界。此后满族人的土地便紧靠中国的移民。中国人没有实行这项协议，这种情况曾被努尔哈赤作为他的“七大恨”之一而提了出来。
努尔哈赤的战术的核心是由10000至50000骑兵组成的骑兵兵团的灵活性和打击力量。由他的儿子和侄子们统率的各旗配合得很好。这些作战兵团行动的高速度使它们能够抵挡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火器。在1619年的战役中，努尔哈赤能够迫使中国在开阔的战场上（满洲人擅长于此作战），而不是在围攻和消耗战（中国人擅长这种作战）的一系列正面战斗中和他打仗。努尔哈赤于1615年派遣他的最后一个朝贡使团到北京，显然是为了分散朝廷对他真实意向的注意力和掩藏他的即将发动的叛乱。
他看出明帝国的虚弱已有很长时间。例如，他告诉他的部下说，如果一个明的将领奉派来惩办他，这个将领只是形式上奉行调遣，然后谎报他的功劳。他把以鲁莽出名的明的山海关总兵官杜松说成是疯子。总之，他是怀着仇恨和轻蔑对待中国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从不缺乏中国顾问，其中之一据说为他尽力达30年之久。
最后的迹象
到了1618年，除了叶赫和海西外，努尔哈赤已并吞了所有的满族部落；叶赫和海西在中国人保护之下，没有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