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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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⑧ ＇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321—324（1853年再版；台北，1965年重版）。
⑨ ＇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年版）。
⑩ ＇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年重印）。
① 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40—50页、64—74页。
② ＇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 2608—2609。
③ ＇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④ ＇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⑤ ＇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⑥ ＇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⑦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台北，1978年版）。
⑧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年版）。
①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② ＇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③ ＇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版），第361—447页。
④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⑤ ＇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⑥ ＇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112＇《蒙古人：生态环境和社会视野》。
① ＇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
② ＇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
③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
④ ＇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⑤ ＇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⑥ ＇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⑦ ＇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
① ＇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②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页。
③ ＇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
④ ＇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⑤ ＇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⑥ ＇101＇海老泽哲雄：《蒙古帝国的东方三王家族研究》。
⑦ ＇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时期东方三王研究序说》。
⑧ ＇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⑨ ＇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辑》。
⑩ ＇857＇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① ＇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② ＇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
③ ＇776＇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④ ＇736＇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⑤ ＇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1978年版）。
⑥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⑦ ＇253＇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
⑧ ＇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
⑨ ＇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739＇《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
⑩ ＇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
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②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③ ＇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东京，1951年版）。
④ ＇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
⑤ ＇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⑥ ＇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⑦ ＇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
⑧ ＇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
⑨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⑩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① ＇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坎布里奇，1956年版，1967年再版）。
② ＇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③ ＇127＇傅海波：《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莱比锡，1949年版）。
④ ＇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
⑤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⑥ ＇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年版）。
⑦ ＇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
⑧ ＇774＇吴辑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⑨ ＇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⑩ ＇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②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③ ＇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
④ ＇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⑤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译注（洛杉矶，1966年版）。
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蒙古初起至宁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1333—1368年的顺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1332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12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9月16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12月27日）至济南，其咨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辇还京师（南京）。
巳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复诣阙上进。①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①《庚申外史》，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②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③的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1368—1370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读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W。G。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④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⑤在中国大陆有周清澍的书目。⑥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吴晗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的长文。50000441＿0829＿0①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②从1982年开始，元史研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③因为元后期的研究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个是《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一个是《明史研究》。
① ＇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② ＇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庚申外史》（柏林，1963年版）。
③ ＇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威斯巴登，1969年版）。
④ ＇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G。宾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⑤ 山根幸夫、小川尚编：《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东京，1970年版）。
⑥ ＇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1983年版）。
① ＇773＇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②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
③ 《元史论丛》，元史研究会编（北京，中华书局），第1辑，1982年；第2辑，1983年；第3辑，1986年。
8。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1369—1370年）、《元典章》（编于1320—1322年）和《通制条格》（编于1321年）。④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⑤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语序的汉译”。①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汉文。②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苏联语言学家I。T。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出版的元史专家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③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廉二出版了两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57）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文的语言形式。④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译注，亦包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