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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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怨恨，原因是每户的财产都须由官方进行评估，对财产的普查最主要的是由政府官员进行，但由于百姓对官吏无情征掠的普遍不满，一度也改由乡贤主持。这种根据评估征收财产税的制度则为这一事实所困，即财产状况在两次评估之间常常发生变化。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沦为贫困的户却仍然需按他们原来的财产征税，而一些新富起来的户却可以按照他们以前财产而交纳少得多的税。在经济地位上的变化之普遍，表明了社会中存在着等级之间的变迁性。我们并没有哪类财产应该交纳多少税的具体数字，但我们知道在一年中（1198年）从这项财产税征收的总额是250万贯，这远远少于原定计划的300万贯以上。原定计划中有大约1/5因为贫穷和无法纳税等原因而被勾销。
1180年制定的商品税率规定，金银的税率为1分，而所有其他商品为3分。后来又提高到金为3分，所有其他商品为4分。在战争的危急关头，还征收过额外的财产税，第一次在1163年。我们不知道具体数目，但透过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强行掠夺的现象肯定一直在蔓延。最后，通过出劳役或者出驿马来免除租税，也可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来源，但这里也完全没有可资利用的数据。毫无疑问，在货币方面，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的一项是榷盐，但是国家的生存却还是主要依靠粮食，而粮食在国民经济中却是最不稳定变化无常的因素。
① 金朝拥有的马匹数还不及一个世纪以前的1086年辽朝拥有马匹数的一半那时的一次籍查曾查出辽朝共拥有马100万匹，见＇645＇《辽史》，卷24，第291页。
① 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金朝统治下对于物价的详细记载，只发现了一些有关价格的零散数字，例如，在楼钥（1137—1213年）记述宋朝使节出使金朝（1169—1170年）情况的《北行日录》中，曾有一些关于物价的记载，如在金朝边界附近一个州的集镇上，楼钥曾用210文钱买了1磅面粉，120文1斗粟或其他谷物，240文1斗米（＇582＇《北行日录》上，12b）。在河北，上等绢一匹为2500文钱；1盎司粗丝值150文钱。马比一头最好的驴更贵，值4万文钱《北行日录》下，8b）。
① 关于金属冶炼与采煤业的详细论述，可参见＇178＇罗伯特·哈特威尔：《中华帝国经济变化周期：750—1350年中国东北的煤和铁》。
② ＇646＇《金史》，卷49，第1106页。
① ＇243＇加藤繁论证了宋金间贸易的经济作用，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第247—304页。
② 见＇646＇《金史》，卷50，第1114—1115页。
① 应该作为一个奇特现象提出来的是，1223年发行的钞币不是印在纸上而是印在丝绸上，这是一种想给钞币自身以价值的无益的尝试，但发行量很小。只有很少的几张当时的纸钞和一块印钞用的刻版留存至今；参见＇331＇闵宣化：《1214年的钞版》。
② ＇646＇《金史》，卷46，第1027—1031页。
① ＇597＇《大金国志》，卷32，第236页。
② ＇590＇《刘豫事迹》，36b。
学术、文学和艺术
南宋文明的灿烂光辉，甚至当蒙古入主中原后，也曾深深打动过诸如马可·波罗一类的外国人，它确实使金统治时期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问一问，这威力影响中国知识阶层在后来几个世纪的价值判断到什么程度，这里指的特别是明朝，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外族入主中原不过是野蛮人对从宋到明延续下来的历史的一段干扰。仅仅是在另一个由外族也就是满族建立的朝代，金朝的作者才受到了更多的注意，他们的作品才被重新刊行或者被从各种各样的史料中搜集起来编成文集。金朝在学术史和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就是以后来收入各种文选和诗集的那些金代著作为衡量标准的。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那就是在儒家学说的大传统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属于金朝的学者的位置。要想搞清这究竟是由于后人的偏见，还是由于金朝学者在质的方面确实有所不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按照纯粹的标准衡量，金朝在章注学以及诗、文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相当可观的。①不幸的是，这些写作于金朝的文学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我们今天都仅仅知道篇名，作品本身却散佚了。这又一次让人联想到后世那种有意的视而不见，它还让人不得不想到这种态度是否公正的问题。说到底，传统也是包含有选择的，但按照汉族的传统，在选择过程中却把金绕过去了。在朱熹（1130—1200年）这个大人物的遮蔽下，中国北方的学术贡献只不过就是些述而不作的章注之学了。
学术界的因循守旧，满足于对唐和北宋思想的重复，似乎成为金统治下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征。虽然宋金两国间并没有相互隔绝，但是交流上的自由往来和学术上的接触却急剧减少了。在金朝的知识界中，对于南宋的许多书籍的确是一无所知。事实上，就是朱熹的那些主要著作，也是当1235年金朝覆亡之后，才由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名叫赵复的南宋学者介绍到北边来的。①因而，北方学者的乡土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这种缺乏交流的状况而引起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用来解释北方文化相对荒芜的惟一原因。
金朝最初几十年间绵延不绝的战争固然造成了有害的影响，除此之外，随着宋朝从开封迁都到杭州所造成的人才枯竭也确实应该被考虑在内。开封作为两个世纪以来的国都，现在降到了地方城镇的地位，多少年来，凡是从宋路经开封的目睹者无不为当年光辉的凋谢而叹息。在这种萧条的学术气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改变只能是逐渐的。
在熙宗朝，皇帝亲自参加尊孔活动，提倡崇儒。1140年孔子的第49代后裔被授与衍圣公的爵位。从此时起直到大约12世纪末，一个以汉族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使汉族文人大大增加了入仕的机会。学术和艺术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恢复。到12世纪末，在汉人、汉化的女真人和契丹人中间都有学者涌现，他们都是金朝科举制度的产物，都因世宗朝长期的和平而获益。当蒙古人入侵这个国家之后，这些人便在最广阔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在中国北方的蒙古统治者之所以能逐渐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正是这些在金朝时就曾使中国文化传统形成并且将其保持下来的人们的伟大成就。即使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与他们同时代的南宋学者那样的学术高度，但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狂暴的、天翻地覆的时代，中国传统价值之得以存在下来，这些金朝文人，不论他们是什么民族背景，都是功不可没的。
自然科学如同哲学一样，金的贡献更多地是在传统地墨守成规的那些方面，而较少创新。对于从北宋所继承的科学遗产，没有任何新的从理论上进行的讨论和突破。具有诸多宇宙哲学因素，因而在中国一直属于实用学科的天文学，在金朝的发展则仅限于司天台等官署之中。金朝时颁行过几次新历，最后一次在1180年，这一历法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蒙古人的元朝于1281年又颁行一个新历之后才被取代。金人也撰有几部地理学著作，还刊行过几种在金朝领土上的游记，但在这个领域里，也像在天文学的一样，重在阐述而非理论上的创新。与此形成对照的，倒是金朝（还有元朝初期）中医学的繁荣，这种繁荣可能与中国北方对道教的普遍尊奉有直接关系（见下一节）。①金代的文学也像金代的学术一样被后世所忽略，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在此后几百年中逐渐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个别作者收集起来的少数文集。不过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包括被清代汇编的由个人创作的诗词。散见于这些文集中的诗词共有5500余首，出自大约400名作者之手。如果我们考虑到与宋朝相比，金是一个存在时间相对较短，国土相对狭窄，人口相对较少的朝代的话，这已经是很值得注意的数量了。用古汉语创作的诗和散文仍然沿袭了由北宋文学大师尤其是苏东坡所建立的模式，在整个12世纪，苏东坡在金朝文人中都享有极高的声望。
南宋发展起来的文学风格显然并没有传到北方的金朝，无论风格还是形式，金朝的诗词仍然遵循唐和北宋的格调。中国文学史专家曾经指出，金朝诗歌是在这个朝代已经衰落的时候才达到它的巅峰的。金朝杰出的文人元好问（1190—1257年）一直活到金亡后的蒙古时期，他在所纂的《中州集》中，收集了由金人创作的2000余首诗，不仅仅收入了出生于金统治时期的作者的作品，还收入了曾接受女真人的官职因而站到金朝一方的那些宋朝作家的著作。正是后者使元好问招致了偏激的文学批评家的责难。
金代对于11世纪北宋著名文人的特别尊崇，恐怕不能仅仅从美学的角度解释，其间可能还有着潜在的政治原因。像苏东坡、司马光、欧阳修和黄庭坚（只举几个人的名字）这一类文人属于所谓保守派，反对倡导新政的王安石及其追随者，恐怕并非偶然。宋徽宗统治时期保守派不仅被逐出权力圈子之外，甚至在一段时期内，连他们的著作也遭到了排斥。1127年金兵攻陷了宋朝国都时，曾将他们对手的失败归咎于蔡京及其党羽的灾难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他们看来十分荒谬，而蔡京等人是王安石倡导的改革政策的支持者。攻占宋都之后，金朝就着手派人搜寻保守派的著作和抄本，而将他们发现的皇家所藏的王安石著作统统丢掉了。①元好问拒绝为蒙古人效劳，他把自己看成是已经灭亡的金朝的遗民。也许正是对蒙古人的拒绝加强了他在中国文人中精神上的地位，以至于他成为蒙古统治初期中国北方的一个领袖人物。金朝灭亡前不久，他就以金初的两部诗集为底本，开始编纂《中州集》。他这种以一个朝代的作者为主编辑文集，并且在每个作者的作品之前附上简短传记的方法，被看成是一个创新。后来的许多文集都是遵循这种方法编成的。元好问编纂文集的主要目的，是想使中国文学的价值能够在这一时期保存下来，同时他还想为那些他认为有价值作为传世之作的作者留下传记。也就是说，谁的作品能够被收入他的文集，取舍标准不仅是其文学价值，还有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评价标准。对于后一种标准，他的作法更像一个历史学家，而且的确，他写的一些传记，后来被收入了《金史》。②除了具有史料价值外，《中州集》对于金代的诗词包括律诗和曲也都给予了评价。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国评论家对于金诗的文学水平褒贬不一。在这里，要想弄清楚哪些属于偏见而哪些是客观的评论，实在是很困难的。不过对于金诗，似乎自有公论，即作为一个规律，金诗是质朴率直的，排斥在艺术形式上进行更多探索。1215年蒙古入侵之后，金代文学又出现了一种新曲调，此时金朝旧有的领土已经土崩瓦解，这个王朝的覆亡指日可待。敏感的人们已经预感到世界的末日正在逼近，文明化的人类将会被一种难以形容的野蛮时代所统统吞噬。后世的中国文学批评认为，正是1215—1234年之间的丧乱，启示了这个时期的诗歌精神。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哪一首诗曾像元好问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金朝最终覆亡的1233年所写的那样散发出如此绝望和无助的气息。
不过，上面所提到的较早的文集和诗选，却没有将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的作品收入进去，但如果我们想对金朝诗词成就的概貌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就不能不将这个群体的作品考虑在内，这就是道教教众的诗作。这些诗作不见于通常的文集，而都收在道家的道藏之内。它们往往是用文言和隐语混杂在一起写成的奇特作品，在内容上是神秘主义的，与非道教作者所选的题材也完全不同。这类宗教诗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还从未被人提到。但是无论这些诗词本身，还是作为在宗教信徒中间的一种情感表达，它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兴趣。这种宗教曾在广大群众中，甚至也在非官方的文人圈子中广泛流传。
金朝文学中还有一个非正统的类型，是一种说唱伎艺，汉文叫做“诸宫调”，从这个名称就可看出它属于音乐占很大成分的类型。诸宫调由长短不一的套曲组成，每套曲子都带有一个序目和终曲。曲子之间用不同的宫调区分，各种宫调并不重复。除此之外还要插入唱、念，以至于从某种形式上说，它被当作元代杂剧的先驱。我们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