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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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50匹。①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933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②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932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后唐邠州（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933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933年萌发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935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967年去世为止，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32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漏之后，李彝敏与其同盟者（包括一个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绥州以南340里，这时属后晋（936—946年）控制。后晋朝廷答应了夏州首领提出的送回叛乱者的请求，命令延州官员将李彝敏的同党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处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员有二百多人与这次阴谋活动有牵连，结果在党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李彝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从宥州调往绥州，以替代李彝敏的位置。此后不久，这一地区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杀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后汉（947—950年）管辖的地区。948年，李彝殷请求后汉朝廷允许他越界惩罚■母部，但是被后汉拒绝。①对于这次战乱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的原委，史书中都阙而不载。
几年之后，庆州以北的野鸡族在952—953年聚众起义，反抗庆州刺史的掠夺。朝廷本来想以招抚的方式平息起义，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反而使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同以往一样，战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那些相对比较富足的部落。与中国北方饱经战争蹂躏的定居乡镇相比，这些部落显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军队往往都得自筹粮草，所以有时允许他们保留类似这种绥靖战役的战利品。①对于契丹人，夏州党项一直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944年，当辽军准备南下进攻早先由契丹册立的后晋政权时，李彝殷答应后晋，派遣4万军队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契丹领土，以起牵制作用。不管他是否这样做了，总之，后晋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讨使的职衔。
948年，李彝殷派军到达了延州边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兵，现在还不清楚。从表面上来看，这次出兵是应一位叛乱将军的秘邀来援助他的。很可能李彝殷此举是为了与他的对头延州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作对。当逼近一支后汉军队时，李彝殷的军队就撤退了，但是这次行动是夏州在一年内第二次显示它的实力（请比较■母事变）。作为对党项的让步，后汉朝廷949年将静州划归定难军管辖，并授予李彝殷中书令的荣誉头衔，而夏州则向后汉献马作为回报。
当短命的后汉朝溃灭之后，兴起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后继国家，即北汉（951—979年，位于太原）和后周（951—960年），其中北汉与契丹有着密切的关系。党项人李彝殷最初与北汉和后周都保持着交往，但是最后还是正式承认了后周，与北汉的关系逐渐疏远。为了表示感谢，后周授予李殷彝陇西郡王的衔号（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过这个封号），并在954年册封他为西平王，竭尽笼络之能事。②后来，夏州与后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诚挚的关系。962年，党项首领向开封献马300匹，以表示对宋朝为消灭北汉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支持——北汉最终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毁的。
在困扰夏州政治局势的本地势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独立的和总是处在敌对立场的党项部落，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东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带，这里曾经是沙陀的统治区。他们的首领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敌，后来又效忠于宋朝，与西夏为敌。拓跋氏与折氏间的家族世仇绵延不绝，直到北宋灭亡之后，女真金朝为了协调与西夏间的关系，在12世纪中叶将折氏家族成员流放到了遥远的山东，他们间的家族仇恨才告结束。①当967年李彝殷去世时，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谥号。虽然自963年起，朝廷就决定禁止非汉人在陕西西北部沿边地区担任镇将，但是宋朝皇帝还是任命李彝殷的儿子李光叡（克叡）执掌夏州军政大权。②然而，权力的平衡还是在朝着对中央政权有利的方向发展，979年，当北汉灭亡之时，在党项东部边界沿线，宋、辽之间的缓冲国也就随之消失了，北汉的灭亡使宋、辽及党项间的形势变得更加不易捉摸。由这些事件引发的李氏内部的危机，在981—982年的继承权问题上达到了顶点。
① ＇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页；＇572＇《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35—140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41—155页。
② ＇570＇《五代会要》，卷29，第462—464页；＇568＇《旧五代史》，卷138，第1845页；＇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2—913页。
① ＇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57—159页。
① ＇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3页；＇570＇《五代会要》，卷29，第354—355页。
② ＇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61—163页。
① ＇646＇《金史》，卷128，第2761页；＇865＇韩荫晟：《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
② ＇644＇《宋史》，卷1，第14页。
党项人谋求立国，982—1002年
李克叡死于978年，不到一年，他的继承人相继去世。因为后者的儿子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继捧担任节度使，李继捧的就任显然没能得到其他氏族首领的赞同。这样就引起了对宋朝态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长辈间的不和，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由于对李继捧继位是否合适存在着争议，于是李继捧请求宋朝出面予以干预，而绥州的党项刺史则借此机会迫使李继捧向宋廷称臣。我们并不清楚李继捧称臣的动机，但是称臣的结果，使李继捧不得不随宋朝派到夏州的使节一起返回开封，在朝廷上，李继捧正式将夏、绥、银、宥（根据其他说法，还包括静州）献给了宋太宗，“帝甚喜之”。这样一来，宋朝就在982年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后唐在933年以武力手段没有能够得到的东西。
李继捧的堂弟继迁以勇敢、尚武知名。963年，李继迁出生于银州。在父亲死后，由一位长辈当了他的保护人，李继迁就是在这位长辈照料下长大成人的。据说，李继迁的保护人在981年因在夏州袭击李继捧失败而丧命。当宋朝官员开始将李氏成员抓起来，赶到内地重新安置时，李继迁与他的同伙逃往北方，进入了平夏的牧场，在这里，他恢复了党项各部落间的联系。形势变化的结果，在党项氏族内部清除了汉化程度较深的成分——这些人大部分都自愿迁移到了内地，而由留下来的拓跋部落传统的保护者们创建了独立的鄂尔多斯政权。
李继迁在距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建立了他的第一个营帐。宋朝规定的税收不时激起银、夏地区的动乱，李继迁纠集了2万人的军队，开始袭击银、夏二州地方政权。①在鄂尔多斯北部和黄河北岸，有几个以游牧为生的党项大部落，他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将“贡”马送往宋廷，以换取作为礼物的茶和丝绸，同时又常常阻滞和劫掠宋朝马匹的转运通道——最初是与契丹共谋，后来是作为李继迁的同党。但是在这些部落首领中，有许多人也尽量想保持对宋朝的臣属关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提高自己的声望。此外，李继迁这时正在向这些部落首领施加压力，使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与宋朝脱离关系。当然就这些部落而言，他们与宋朝保持关系，无疑也是为了提高自身在与李继迁交往中的地位。与宋朝断绝关系，就意味着拒绝将马匹卖给宋朝的代理商，而这样做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抵触的。
在李继迁与宋朝交界的南部边境沿线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而且种族不同的吐蕃—羌人集团，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党项部落。对李继迁来说，更为棘手的是解决好这些部落的问题。这里的部民被内部倾轧和相互冲突的臣属关系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反对一切外部的控制。许多首领长期向宋朝提供武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礼物，故而他们在宋朝与李继迁的关系中或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帮助宋朝攻击李继迁。①但是这些部落与宋朝间的这种脆弱的臣属关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它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武力来重建。这样就使党项人在争夺部落属部的斗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尽管如此，与宋朝政权的富足和强大相比，李继迁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而他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结合成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牢固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边疆官吏的暴虐统治的斗争中，李继迁以自己的氏族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与此同时，他还与他们结成联姻关系，以权力和劫掠作为诱饵，所有这些，都是李继迁用以保证他们臣服于自己的策略。李继迁本人在强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选择了一位妻子，于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早期的上等“内”氏族之一。野利后及其氏族在西夏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他们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与萧后氏族在契丹国的地位相当。①李继迁与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联姻关系。986年，李继迁表示归顺辽朝，向辽请婚。989年，他如愿得到了辽公主，并在990年被辽帝册封为“夏国王”。②与辽新结成的联姻关系，给西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对党项人来说，臣服辽朝从来也没有妨碍过他们与宋朝的交易，但是随着党项与辽的联姻，在三方关系中不断产生出层出不穷的猜疑和争吵。而且，居住在辽朝边界以内的党项部落也成了西夏、辽两国间多年摩擦的根源。1004—1005年，在与宋朝缔结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之后，契丹可以从容考虑在与党项人争夺河西贸易的控制权和对回鹘附庸国的支配权造成的威胁了。然而对于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而言，党项与契丹名义上的联姻关系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时宋朝并没有对党项采取敌对的态度，也没有向鄂尔多斯边界地区派遣大批军队，而是依靠劝说、施加经济压力和威胁来保持与党项的关系。通过在边界地区战略要地设置要塞，通过“抚绥”边界地区宋朝管辖区内非汉族群落的造反，通过鼓励与吐蕃和回鹘的进贡贸易，宋朝很轻易地利用了党项部落的分裂局面。其实，宋朝与党项之间自始至终都处在某种非正式的战争状态。党项人往往将与宋朝交易得来的钱币熔化，用来制作兵器。从983年起，宋朝开始限制边疆贸易，并以货物代替钱币来交换马匹，这样就减少了流入党项的金属。993年，宋廷又计划禁止在沿边界地区出售优质的党项盐，希望以此来阻塞李继迁同伙的财源，并逼迫他们归降。但是这条禁令引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