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5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政府在平定长安正北约300公里的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长城边缘地带草原时却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难。这里，沿今日宁夏和陕西的交界，住的是唐古特人（党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半游牧部落联盟，源出吐蕃人种。唐古特人在7世纪和8世纪被搞扩张的吐蕃王国赶出了吐蕃东北部（今青海省）的老家。多少年来他们都被三大强国所排挤压迫。最后在9世纪初年，他们定居于长城附近的夏州—银州地区。这个地方很贫瘠，不适于大规模农业生产，但可用来养马，同时也是长安与回鹘首都之间进行贸易的理想地方。唐古特人在政治上从属于唐王朝，他们的所在地被分为若干羁縻府州，归中国任命的节度使管辖。这些节度使（他们大多有中外混合血统）成了9世纪那个地方不稳的根源。他们压迫唐古特人，以谎称的公正价格来骗取唐古特人的马匹和骆驼，用敲诈行商负贩之法来牟取暴利。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唐古特人不顾严厉的禁令开始用从中国走私出来的武器进行报复。到了武宗时代，唐古特人原来断断续续的袭扰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叛乱，而且由于唐古特人得到了来自无家可归的回鹘人和吐蕃人的支持，这些袭扰甚至变成了危及长安的潜在根源。宣宗作出和解的姿态，撤换了搞贪污的节度使，但是袭扰并未停止，他于是命令一位前宰相统带一支讨伐大军去惩戒唐古特人。但是，宣宗的方针是派一些可信赖的文职官员到战场上去，希望他们能够把文明的品德灌输给游牧民，所以在军事上没有收效。它花了五年时间，耗费了大量资财，才勉强恢复了平静。唐古特人虽经这次失败，仍很强大。他们的骑兵在反对黄巢的叛乱中助了唐皇室一臂之力，他们的商人在9世纪后期的贸易中更加财源茂盛。到了五代时期，唐古特人挣脱了中国人的控制，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便是11世纪和12世纪西夏王国的基础。
中国在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南方殖民地前哨的事务，也和9世纪中叶云南人的国家南诏的有增无已的领土野心互相纠缠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的关系的形成由来已久。唐王朝向岭南道（今广东和广西）以及进一步向河内地区的扩张，是它开国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目标。这个广大的热带地区被政府分为几个军事辖区，再被细划为若干州，但此举并没有能够防止北方统治者和他们南方臣民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正像肖孚所指出的，“华人从来未能完全战胜过蛮子。”①安禄山之乱以后，长安的官员们似乎还把这个遥远的南方视为一潭死水，因此他们多半都允许地方官员随心所欲地虐待人民，这种情况与北方的唐古特各地区毫无二致。当土著反叛看来有成功的机会时，唐王朝就派兵去恢复秩序。②858年，继几十年不分胜负的小冲突之后，安南爆发了一场大叛乱，它的领袖采取了向南诏求援的空前步骤。
南诏在进入9世纪以前本与唐王朝有联盟关系，但它这时已变得强大得多了。南诏各统治者在9世纪之初热心地学习了唐王朝的政府和文化的许多特色，最初是在韦皋和其他四川节度使的教化下进行的，因为韦皋等人认为，以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来开化这些异域民族乃是传统的责任。例如，南诏显贵的子弟们被派往成都学习，而当他们回去时便把唐朝的行政管理方法带回了他们的故土。可是，这种和平的交往并未持续多久。在9世纪20年代，四川的中国戍军由于得不到节度使的充分给养而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向南诏的边境部落寻求他们的必需品。不久，南诏的领袖们甚至比他们原来的老师更了解四川防务的优点和弱点。在829至830年，南诏多次进攻四川，深入到成都的郊区，扬言要把中国人民从他们自己长官的荼毒下解救出来。他们实际上得到了戍军中兵变的支持。虽然达成了停战协议，而且后来的诸节度使恢复了中国军队的风纪，但唐王朝不能再指望南诏成为恭顺的盟友了。西南边疆地区在后来的几十年内仍然局势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唐王朝在安南的殖民地变成了南诏通过红河和黑水流域进行军事冒险的天然目标——这两条河把云南高原的水引入东南的东京湾（北部湾）。安南叛兵和他们的南诏盟友组成的这支联军，在9世纪50年代之末和60年代之初使中国戍军遭受严重的损失；他们在863年拿下了交州——设于今河内的行政中心。唐朝一位受人称颂的将军高骈仅在几年之后就战胜了这支大规模的入侵部队。868年以后这个偏远的南方安静下来了，但是这个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价才获得的。①正像上面讲述的那样，唐王朝这时正被许多内部叛乱所困扰，而且不久又经历了由一个名为庞勋的军官所领导的兵变的蹂躏——它严重地扰乱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①另外，王仙芝—黄巢的大叛乱仅在五年以后也开始了。
① 人们可以把宪宗的即位算在里面。见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第112—115页。
① 《资治通鉴》，“考异”，第769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2第7796—7799、7807—780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2第7805—7806、7808页。
① 例如见《资治通鉴》，卷241第7778、7781—7782、7783—7784页；卷243第7828页。
② 据《旧唐书》，卷18第501页记载：“戊辰，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歘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遂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译者① 见《旧唐书》，卷650第3—4页。
② 也称“二李党争”，因李宗闵和李德裕而得名。
① 例如李家和牛家便是如此。《旧唐书》，卷137第3769页。
② 《册府元龟》，卷337第21页。
① 《册府元龟》，卷337第21页；《资治通鉴》，卷241第7790—7791页。
① 见戴维·尼维森：《和退闹缚卣呙牵菏耸兰偷囊馐缎翁驼涡形罚啬嵛蛙俏质俦啵弧缎卸械娜褰獭罚ㄋ固垢＃�1959年），第220—232页。
① 特别可看《旧唐书》，卷174。
①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 1957年），第397—423页。
② 可是应该注意，李逢吉和裴度两人都曾请求立他为太子。《册府元龟》，卷242第7822—7823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3第7836—783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4第7851—7852页；《旧唐书》，卷17上第522—523页。
② 参照《旧唐书》，卷17上第523—524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3第7851页；卷244第7866、7869、7871—7872、7880—7882页。
①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载《东洋史研究》，21。3（1962年），第1—26页。
①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第10—15页。
①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
② 《资治通鉴》，卷241第7790页；《登科记考》，卷17第11—12页。
① 《文苑英华》，卷489第8—17页；皇浦湜：《皇浦持正文集》，卷3；《唐大诏令集》，卷106第545页；《登科记考》，卷17第14—22页。
① 冯承基：《牛李党争始因质疑》，载《文史哲学报》，8（1958年），第135—146页。
② 例如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外集）》，载《全唐文》，卷708—710。
③ 《全唐文》，卷682第10—12页。
① 例如可看831年的维州事件；《资治通鉴》，卷244第7878、7880—7881页；又见《李文饶文集》，卷4第6—7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1956年再版），第2编。
② 取得功名和利用荫庇特权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版）。
① 《资治通鉴》，卷243第7856—7858页。
① 《旧唐书》，卷167第4370页；《资治通鉴》，卷244第7871—7872、7875—787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5第789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5第7910—7922页。又见横山裕男：《唐代的官僚制和宦官——中世纪近侍政治的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和文化》（东京， 1970年），第417—442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5第792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5第7923—7924页；《旧唐书》，卷161第4232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第7940—794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6第793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第7943—7946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6第7949—7951页。
① 《旧唐书》，卷176第4557页。
② 这一点可用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中的资料予以证实。
① 《李文饶文集》，卷10第9—11页；《旧唐书》，卷18上第607—608页。
② 《李文饶文集》，卷11第6—7页。
③ 《李文饶文集》，卷11第3—4页；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台北，1973年），第105页。又见《唐会要》，卷64第1112—1113页。
① 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第105页。又见《唐会要》，卷64第1112—111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8第802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8第8009—8010、8020页；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
① 《资治通鉴》，卷246—247；《李文饶文集》，卷13—15；参照山田信夫：《游牧回鹘国的灭亡》，载石母田正等编：《古代史讲座》（东京，1965年），卷11，第199—22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7—248；《李文饶文集》，卷15—17。
② 《资治通鉴》，卷247第7980—7981页。
① 赖肖尔： 《圆仁游唐记》（纽约， 1955年），第237—257页。
② 《旧唐书》，卷18上第604—605页。
③ 陈观胜：《会昌灭佛的经济背景》，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年），第67—105页。
① 雅克·热内：《五到十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面貌》（西贡，1956年）。
② 崔瑞德：《中世纪的寺院和中国的经济》，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3（1957年），第526—549页；崔瑞德：《唐代中国的寺院庄园》，载《大亚细亚》（新版），5（1956年），第123—145页。
① 《旧唐书》，卷18上第603—606页。
②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第254—255页；欧大年：《民间的佛教》（麻省坎布里奇和伦敦，1976年），第3章。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86、637页；《李文饶文集》，卷20第3—4页。
① 《旧唐书》，卷18上第606—607页；《资治通鉴》，卷248第8017页；参照《旧唐书》，卷18下第614—61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9第8047—8048页。
③ 《旧唐书》，卷18下第615页。
① “宣”（Hsüan）与“玄”（Hsüan）在罗马拼音法中相同，现按照威妥玛翟理思拼音体系，在“宣”字拼音上多加了一个“i”字母而成为Hsiüan字，使宣宗与玄宗的拼音有所区别。
② 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年），卷1第7页。
③ 《东观奏记》（《图书集成》版），1，第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5—807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3页。
① 《东观奏记》，卷2第14—15页。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51第15页。
① 《东观奏记》，卷2第12页；《资治通鉴》，卷248第8032—8033页。
② 《旧唐书》，卷18下第628页。
① 《旧唐书》，卷18下第627、629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57—58页。
③ 赖肖尔：《圆仁游唐记》，第4—5章。
① 详见本书下面第10章。
① 《资治通鉴》，卷239第7701—7702页。
②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2卷第600—604页；李方桂：《公元821—822年唐蕃会盟碑研究》，载《通报》，44。1—3（1956年），第1—99页。
③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2卷第696—699页。
① 札奇斯钦：《对回鹘马问题的一个看法》，载《食货月刊》，1。1（1971年），第21—28页。
① 《唐会要》，卷6第75—78页。
② 《旧唐书》，卷174第4522—4523页；《册府元龟》，卷994第7—8页。
① 王重民等人编：《敦煌变文集》（北京，1957年），第1卷第114—120页。
① E。H。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61页。
② 见同上书中之表，第61—69页。又见下面第10章。
① 《旧唐书》，卷746第17页。
① 戴何都：《868—869年的庞勋动乱》，载《通报》， 56（1970年），第22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