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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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9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牛党共41人
（甲）郡望出身者：20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
2。仅中进士举者：12人
3。荫庇除官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5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
2。仅中进士举者：2人
3。胥吏：1人
（丙）出身不详者：16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
2。仅中进士举者：7人
3。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
李党共22人
（甲）郡望子孙：12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人
2。仅中进士举者：5人
3。荫庇除官者：2人
4。仅中制科举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7人
1。中进士举者：4人
2。武人出身者：1人
3。入仕方式不详者：2人
（丙）出身不详者：3人
1。中进士举者：3人
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朋党成员的具体情况，还不允许我们做出社会或经济状况的分析。实际上，朋党领袖们有许多类似的特性、经验和目标，这充分证明最高层的斗争主要是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以辟召的方式选用官员肯定可以使某些下层人物脱颖而出，但是，如果要在诸朋党的上层之间作出前后一贯的社会学的区分，证据就远远不够了。
835年的甘露之变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王叔文及其一伙在805年想改变唐王朝政治轨道时发生的事情。9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一件最有兴趣和有同样悲惨后果的事件。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发起的。事实上，他曾两次想打击宦官和朋党：第一次是在830—831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帮助；第二次在835年，它利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谋者。
那些废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当他们还想继续控制敬宗的继任人时一定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极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们以为文宗不够精明，不足以危害他们，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除了少数例外，①这时期反对宦官的舆论的声浪已经减弱，因为他们权势太大，同时也很清楚，文宗自己也正在为他统治时期的缺点而大为苦恼。据说，他特别恼怒自己无能力控制宦官王守澄和给穆宗治病的医生，即出入宫禁的常客郑注（835年死）。在皇帝看来，这些内廷显贵都是政治腐败的象征。830年，文宗开始秘密地与宋申锡（833年死）讨论此事；宋申锡此时是翰林学士，既不附牛党，也不属李党，因而是皇帝可以信赖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们两人决定从政治上裁抑宦官。
宋申锡被擢升为宰相并开始拟订计划，但所进行之事竟以某种方式泄漏给宦官了。①他们马上转入反攻，声称已获得表明宋申锡实际想废文宗而立其爱弟漳王的证据。在这关键时刻文宗动摇了，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得不到可信赖的忠告，又害怕自己有生命之虞。他下令勘讯宋申锡，另外，宦官们从他的亲友中搜捕到许多可疑的人。牛党的宰相除了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外，并无一人仗义执言出来救他一命，只有几位中级官员冒着极大危险劝说文宗把审讯从内廷移往外廷——换言之，使宦官不能控制。宋申锡被宣判有罪，但幸免一死；他大约于次年卒于贬谪之所。
文宗除了对宋申锡事件感到震惊以外，他还对朋党领袖的行为感到灰心失望。他不时听到和看到不体面的损人利己的话语和小动作。他继续在两党之间举棋不定。831年为一次不大的边境事件召开的廷议中出现了政见的公开交锋，此后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为宰相。但是， 833至834年的李德裕的执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执政期一样，充满着斗争。除了上述这些麻烦之外，这位年轻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次病与顺宗的病历有着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话，他也是害了暂时口不能言的病。可是，由于郑注的护理，文宗的身体状况挨过冬天后稍有好转。在大约此后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虑着国家的政局，几乎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注视着事态。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闵重新上了台。他在834年抱怨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②到了这时，文宗似乎已在后悔他在宋申锡事件中的失误，同时他也认识到，朋党和宦官专权必须同时予以击败，否则将一事无成。因此，尽管风险很大，他又搞了另外一次阴谋，其高潮是835年以失败告终的甘露之变。
很明显，建立任何第三种势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党也不受其各自宦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这一次皇帝与之密谋的人不是像宋申锡那样以刚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员，却是两位宫廷政治老手，即御医郑注和新任翰林学士李训（823年登进士科，835年死）。郑注虽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却与其他许多宦官形同水火。833年甚至有一个神策军将军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训是原来牛党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世纪20年代的贬逐时期对牛党的政治丧失了热情。这两个密谋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却不是像他们的敌手后来所指控的那种坏蛋；郑注的医术很受人称道，而李训则是一位对经典古籍有一定造诣的学者。要打破朝政中历时15年的朋党之争，而代之以郑注和李训的单一的新政制，这对文宗来说似乎并不理想，但因为这两人胆大而有谋略，所以皇帝认为至少有改变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两党关键领袖人物的嫌隙之后，郑注和李训被皇帝在职官制度内予以升擢，接管了原来被两朋党宰相所执掌的权力。我们在上面看到，王叔文集团在805年预先策划的政变中因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而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相反地，经过精心策划之后，郑注做了长安以西的凤翔节度使，他从他所统率的军队中暗中调集了禁军突击部队。李训那时在做宰相，他得到了京师许多官员的帮助，这些人被准许有自己的警卫队听候调遣。他们的基本想法是引诱宦官脱离神策军的庇护，然后一举聚歼；这个战法一直严格保密到最后一分钟。
郑注和李训夺取了他们原来的庇护人王守澄的权，接着投之于狱，最后处死于狱中。为了做这件事，他们暂时与王守澄的宦官对手仇士良（781—843年）结成了联盟。可是，甚至在处死王守澄时，李训和郑注就在计划收紧包围仇士良的网。835年12月末某日早起的时候，宫内大臣通过事先的安排，奏称“甘露”（天降的祥瑞）于前一夜降于外廷的石榴树上。①文宗完全知道已为宦官设下了伏兵，他便遣仇士良和其他宦官到外边去察看这一奇异现象。正当他们来到伏兵即将突起的后院时，一阵风吹起了李训兵士藏身的帐篷的一角。兵器的当啷声惊动了宦官，他们大多数人都乘宫门关阻之前惊骇地跑回了内廷。他们在里边强迫文宗返回李训和其他政府官员力量达不到的后宫。仇士良和其他宦官马上召集令人震畏的神策军，它的各小分队便被派往官员住宅区屠杀可疑的朝臣。仅在政府区一个地方，据说士兵们就杀了一千多人，并毁坏了许多印信、档案和文卷。以后几个星期军队不仅逮捕了主要的密谋者及其属吏，也滥捕他们的全部家族和其他许多完全无辜的人士。他们大搞逼供信。三位宰相及其家属公开在长安西市被处决。宦官们允许血洗，直到836年初宣布宽赦和限制进一步审讯时为止。
宦官们随即着重考虑如何维护权力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首先要对宫廷的突发行动提高警惕，并且要在自己队伍内部查出密谋活动。他们还决定以神策军仗卫宫内，但马上发觉不值得费此精力；如果把他们的部队置于这样众目睽睽的地位，这只会激怒保守的舆论而不会有多少具体收获。②旧的銮仪卫队（南衙卫）已不起作用，而且，如果再要发生危险，神策军就近在咫尺。只要把宫禁卫队骨干所拥有的长矛短剑一概没收，仇士良和其他权势宦官就能够达到更加安全的目的。
总的说来，骚乱平息以后，宦官们就想照老样子行使他们的权力，也就是说要避开公众的视线。这部分地是因为有些节度使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以阻遏赤裸裸的宦官专政。①而且还因为宦官也愿意与官僚阶层重建一种李训和郑注上台以前曾经存在的工作关系。一个引人注意的不同之处是，朋党双方的成员都同时做宰相，而在以前权力却走马灯似地在两个朋党之间来回倒换。另外，朋党的次要成员实际上被任命为宰相，而那些知名领袖的地位的恢复却很慢，他们从方镇上回长安要经过严密监督的步骤。这可能反映了宦官在政府内廷的会议上有了更大的势力，影响当时官僚个人安全的状况同样也反映了宦官们的这种势力。宦官说服文宗撤掉保护宰相的卫队（这是自815年武元衡被刺以来就实行的办法），其目的无疑是要使宰相感到自己更易遭受压力。如果个别官员的言行出格太远，宦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例如宰相李石（784—845年）在838年就曾险遭不测。
甘露之变的失败似乎使文宗神情沮丧。836年宦官的意图变得一清二楚之后，他对政务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他无精打采，凄凉惨淡，厌于廷议对问，甚至再也没有兴味谈诗了，他饮醇酒求醉，并且悔恨过去的错误，他开始盘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839年他要求观看《起居注》，以了解对他的写法，但却被编纂的官员谢绝。这表明，他担心被写成了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皇帝。②他在喝醉时曾对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赐酒并呜咽地说，古代最不堪的君主只受制于诸侯，而他本人却糟糕得多，竟会受制于家奴，即宦官。这一年他旧病复发，840年初去世，时年30岁。
皇位继承问题的危机随着文宗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发展，这是晚唐历史中继承问题比较复杂的一次。原来的太子，即文宗唯一有资格继承的儿子，在838年被杀死。太子之死的情状疑莫能明，但文宗显然同意处死他，因为文宗越来越不宠幸太子之母，又被太子的年轻浮躁所触怒。①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敬宗的一个冲幼的儿子当了太子，但由于他的年岁和有病的体质使局势很不稳定。另外两个皇位候选人出现在宫内，他们都是文宗的幼弟。安王溶是后宫中有权势的杨贤妃之子，他得到母党族人、又是牛党宰相的杨嗣复及一些宦官的支持。另一可能的帝位继承者为颍王，他是神策军中尉等人拥立的对象，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文宗本人对这最后的选择竟无能为力，因为他一贯不能在这样重大的事件上下决断；总之，到了839年，他耗费了大部分时间来哀痛他儿子之死。中尉仇士良及其盟友能够假传圣旨立颍王为摄政王。文宗死后颍王即位，他是穆宗的得以君临唐帝国的第三个儿子。获胜的宦官集团立即设法处死了另外两位王子、杨贤妃以及他们在宫禁中的支持者。②武宗朝（840—846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后，政治报复行为从内廷蔓延及于外廷。最初的打击目标是牛党的宰相杨嗣复和李珏（785—853年）；这两人是在文宗时代的末年爬上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罢他们的官，又要他们的脑袋，因为他们支持过武宗的弟弟和对手。武宗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也可能让人们处他们以死刑，若不是最不可能为他们辩护的李德裕出头干预的话。李德裕在840年末被任命为宰相，他不顾朋党的利益，激切地为他的政治对手们的性命请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陈词，并且动员朝廷的舆论来支持他的行动。最后武宗咆哮着向李德裕说道：“特为卿等释之！”③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李德裕在这位反复无常的天子面前所享有的如此特殊的恩宠以及他如此善于发挥宰相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时五十几岁的李德裕，已为获得这样的机会准备了一辈子。他的传记和诔词异乎寻常地谈到了他的抱负、克制和干劲。但是，除了他个人的奉献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还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个可能推进他的事业的关节。自然，他是宪宗时代的贵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从一开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务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偶然机遇之赐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