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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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前一部分，我已描述了建康的南陈政体的虚弱和领土日益沦丧的情况。文帝继承了北周大为扩大的版图，建康的王朝因丧失了四川和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其侧翼受到包围，因此从581年起，就只能苟延残喘了。在长达六七年的时期内，杨坚一心对付东突厥人的威胁（见上文）和致力于改革和巩固政权等问题。但他即位刚一个月，就任命他的两名最有成就和令人生畏的将领总管与南陈接壤的长江下游边境，他们在那里据说开始准备以后的进攻。杨素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四川边境的长江地区的总管，开始建立远征的水师。同时，粮仓制正付诸实施，运河体系的第一段工程已经开始。587年，文帝灭亡傀儡国家后梁，直接控制了长江中游。在此期间，他倾听了大臣们征陈的许多建议。虽然他似乎注意听取意见，但他最后采纳他以前的老学友崔仲方的计谋。
有人猜想，此计划之所以吸引杨坚，是因为它详细周密，并且列出了许多应急的对策。588年，文帝给陈主一封加盖御玺的信，上列一个暴君的20条罪行，故取其领土并非罪过，实乃天意。同时文帝又下诏书，以道德和政治的理由为即将发起的进攻辩解。他在诏书中指责陈朝背信弃义，骄奢淫逸，杀害忠贞的诤谏之臣和其他罪行，并且提到了一些明显表示触犯天怒的自然异常现象。他在整个南方分发了30万份诏书，以期软化抵抗力量。这很可能是早期在心理战中使用“宣传品”之一例。
589年初期，远征开始。一切都按照在长期准备过程中精心制订的计划进行。从四川至海，装备精良的军队攻击陈朝。最扣人心弦的时刻是在杨素指挥的舰队和防守的南陈舰队在长江三峡交战之际。杨素指挥有几千艘船的“黄龙”舰队，在黑夜偷偷地靠近南陈的舰队，黎明时南陈的舰队被南岸和北岸的陆军突然袭击，彻底战败。在下游，陈的将领在长江安置铁链，以期摧毁隋的舰队。但杨素和另一隋将取陆路摧毁了保护安置铁链的栅栏。在决战中，杨素的四艘装有撞角并由四川人驾驶的大“五齿”船摧毁了陈的防御舰队。杨素驶往武汉，与秦王俊指挥的大军会合，后者从襄阳直逼汉水流域。小股部队渡长江逼近建康之东面和南面，然后向陈都进军。晋王杨广和高颎统率的主力军从淮河正南的寿阳（今安徽寿县）东移，渡过建康以东的长江。陈军以重兵防守通往其国都的几条通道，但他们缺乏统一的战略，他们的最高统帅陈后主，仍旧昏庸无道——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在京城的北门防御还在进行，但一个陈的将领却向隋军打开了南大门，并对其士兵说：“老夫尚降，诸军何事？”①当陈朝的许多权贵以应有的尊严迎接胜利者时，陈后主及其两个宠妃却被发现藏在一个枯井中。他们不光彩地被拖了出来。陈后主最后被带往隋都，在604年死去。
随着陈后主的被俘，沿长江的陈的地方长官都向隋军投降。只有建康以东和以南的诸地仍在坚持，但它们最后被隋的水师征服，这支水师从今东海附近的一个港口抵达海岸而在今上海附近登陆。平定偏远南方的战役意味着要对付一批批土著部落和分散的汉族聚居地。一次，晋王命被俘的陈后主写信给一个部落首领，说陈已亡，他应向隋效忠。结果南方的全部部落首领均投降，并都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赏赐。隋共接管了30个州、100个郡和400个县，即整个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诏令命毁掉曾充当南朝的京城达282年之久的整个建康城；其城墙、宫殿、寺庙和房屋都要拆毁，土地则恢复为农田。陈后主父子、贵族和高级官员都被押往隋都。在隋都，陈朝的高级贵族和他们珍藏的财富被带到隋宗庙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几天后，陈后主及其200名贵族大臣被带到皇城的大门前。文帝在门楼上俯瞰。经过了一番开场白后，他宫内的一名官员宣读了他的诏书，内容是指责陈后主及其官员不能相辅，致使其国毁于一旦。“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①诏书宣读完毕，隋帝就宽恕了他们。最后的盛典是隋帝给凯旋归来的军队大摆筵席。这次对所有人共赏赐布3000万段。
对陈朝上层人物的宽大是隋旨在逐渐缓和南方敌对情绪的策略的组成部分。陈朝中央政府的有些官员被吸收进隋的官制，陈后主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几个儿子在北方边境区被赐给土地。对民众有更直接影响的措施是，隋在原陈朝的各地区免税10年。人们怀疑隋朝官员能否有办法收到任何税收。原来陈的行政单位大部分以隋的州和县来代替，陈的官员被隋任命的官员取代。在岑仲勉对隋的州官进行的大量研究中，我未发现陈原来的州官被隋重新任命。在该著作中，我注意到隋在589年和590年期间重新命名或建立了30个州（陈原来共有42个州）；所知的州刺史都是北人。②如果我们回想起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和语言的不同（文帝和被俘的陈后主两人甚至因此不可能交谈），就能看清楚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件事触发了冲突。一是苏威提出的对行为背离儒家准则的人稍加惩罚之事，这就是关于“五教”的奏疏；所谓“五教”，我认为是关于对上司和长辈应表示何种适当敬意的道德说教。一是谣传隋朝正计划把南朝陈的人民全部迁往西北。于是许多地方爆发了叛乱。隋朝官员遭到攻击；有的被割而食之，有的被取出内脏。据说当地人对被害人说：“更能使侬诵五教邪！”①叛乱的规模有的有数千人参加，有的达数万人，真是乱上添乱。
残酷无情的杨素再次应召镇压。在艰险的地形中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杨素设法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区征服了叛乱者。裴矩（本章将详细叙述此人情况）在偏远的南方也战胜了叛乱的部落集团。扬州被赋予特殊的地位，称为江都。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在约10年中，杨广实际上是东南的总督，并且毫无疑问地对所采取的巩固措施负责。关于这些措施，有许多我们不甚了了或者毫无所知，但关于他对南方佛教的政策，我们却有大量材料。
被毁坏的建康城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皇室和贵族的佛教中心。甚至它被侯景叛乱者洗劫后，许多大佛寺仍得以在城内重建，在南朝的陈统治的34年中，据说在其全部国土上建造的寺庙达1232座。但此时一些慷慨的施主——皇室、贵族和官员——已被带到北方，寺庙已被破坏，建康和地方上的许多僧人处境极为困难。但正如前面论意识形态的一节所述，隋朝争取利用佛教来打破地区壁垒和文化壁垒。早在590年，隋帝的一份诏书命令重新委任南方僧人的圣职。一位曾在南陈时动员僧人服役进行军运的老律师开始“净化”僧人，即挖出那些有名的具有反隋和叛逆情绪的人以及那些对宗教职守懒散的人。592年，天台宗创建人智（他曾在陈的朝廷中讲道）写信给晋王，抗议破坏建康的寺庙或把它们用作俗事的行动。智收到一封措词和缓的复信，但是资助许多寺庙的施主已经离开。有材料证明，隋朝把南方许多佛寺拨给官方使用。
但晋王逐渐成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诚和体贴的施主。他命令他的军队收集因侵陈和以后的内战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经；在扬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设立一个专门收藏精选的经籍的馆堂；其余的经卷经过手抄，增至903 580卷，然后被分发给扬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他在扬州建立四个道场，他召集学识渊博的佛道两教教士充当一段时期的王府的僧侣。智死后，他继续成为天台宗主要佛寺的正式施主。意义最重大的事也许是扬州的建设规划，此规划开始给扬州添加它后来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辉，同时又赋予了建康作为文化中心长期拥有的那种繁荣和吸引力。随着僧侣的南来北往，对南方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宠以及官方对信仰的赞助，反隋的情绪逐渐缓和，最后几乎化为乌有。①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创建
虽然人们通常把开凿运河与第二代隋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一网络是他的父亲文帝开始建造的。584年当文帝刚进入新都时，他就命宇文恺设计一条运河，从京都东流至渭水与黄河汇合处附近的潼关要地。②这一运河名广通渠，它的开凿是受了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是京师区域缺粮（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更加严重），粮食必须从东部肥沃的平原运来。第二种压力是，在京师正北东流在黄河大弯处与黄河汇合的渭水受到淤积和季节性枯水的威胁，新运河提供了一条较可靠的水路。文帝的诏书如同宣布建造新都计划的诏书，宣称徭役劳动者的短期辛劳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即他答应新运河既用于官运，也可用于私运，会带来很大的方便。他还希望代北（今山西省）的资源将由汾水水运而下，然后经黄河上游，最后通过运河被运到京师。广通渠的工程迅速完成，这可能是因为此渠的路线大部分沿着一条汉代运河，后者在700年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建成的。当589年长度接近100英里的广通渠竣工时，文帝亲自出京城视察，并赏给各监督徭役的官员适量的丝缎。在渠的东端隋还建了广渠仓作为主要的储粮地，当歉收时可由此运粮供应京畿或其他地区。
这是运河工程的开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才把开凿地区性的重要运河转到建设全帝国的水运体系。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① 《资治通鉴》，卷175第5439—5440页。
① 《隋书》，卷42第1208页。
② 《隋书》，卷2第51页。
③ 《隋书》，卷2第46—47页。
① 据法经和尚于594年送呈的《经卷目录》，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第149页。
② 法琳和尚作《辩正论》，卷3，载《新修大藏经》，卷52第509页。
① 费长房编：《历代三宝纪》，卷12，载《新修大藏经》，卷49第107页。
② 《新修大藏经》，卷49第108页。
③ 道宣编：《广弘明集》，卷17，载《新修大藏经》，卷52第213页。
① 《辩正论》卷3，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9页。原书未找到此引文，现按英文译出。——译者① 《隋书》，卷1第17页；《资治通鉴》，卷175第5457页。
① 见《考古学报》， 3（1958年），第79—94页关于该遗址的初步考古发掘报告。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年），第17页。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年），第25页。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 6（1956年），第17—23页。
② 《唐会要》（国学集本丛书本，北京，1955年），卷74第1333页。
① 《隋书》，卷66第1562页；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105页。
② 《北堂书钞》（1888年本，1962年台北重印），卷62第2页。
① 《周书》，卷23第386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291页。
② 《通典》，卷13第81页。
③ 《玉海》（华文本，台北，1964年），卷115第9—10页。
④ 《隋书》，卷76第1747页；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京都，1956年），第521页。
⑤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20—524页。
① 《隋书》，卷28第783页。
① 滨口重国：《论所谓隋的废除乡官》，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年），卷2第778页。
② 《北齐书》，卷4第62—63页。
③ 《尚书古文疏证》（皇清经解续编本，1888年），卷6下第30页；岑仲勉：《隋唐史》（北京， 1957年），第3—4页。
④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台北，1961—1963年），卷4第896页。
① 《隋书》，卷46第1253页。
① 《隋书》，卷28第792—793页；滨口重国《论所谓隋的废除乡官》，《秦汉隋唐史研究》，第781页。
② 《北齐书》，卷43第576页。
① 《通典》，卷14第81页。
② 《隋书》，卷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