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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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 她是隋唐史乃至中国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千百年来，毁誉不一，至今犹争论不已。本书在全面分析了她的作为后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称684至705年为“武韦之祸”，是“欠公道的”。因为首先，它忽视了武后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其次，没有确凿证据能说明在她执政最后几年以前，政府受其统治作风的危害。第三，武后时期农民生活比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那样在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本书认为，武则天之受谴责，原因在于她的许多行为不符合儒家准则，如沉溺于佛教，延长服母丧期以提高妇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结婚等。武则天的消极面表现在：她最后几年的统治每况念下；她的统治作风高度独断，以至当她失控时，行政结构立即出现裂痕，而她这时反而不能以其一贯的无情手段，断然采取措施。对中外学术界有争议的以下一些问题，作者也一一加以剖析。（一）支持和反对武则天的两派斗争问题。过去主要有两种看法：陈寅恪认为这种斗争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是掌权的贵族统治阶级与新兴地主之间的争权夺利。本书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都是对当时社会认识过于简单化的结果。作者认为，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掌权者与以拥武为升迁手段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武则天利用后者夺取了权力。（二）武则天迁都洛阳问题。本书认为，从政治和经济上解释这个问题，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很可能还有第三种因素，即她惨杀王皇后等人后，内心恐惧，无法再留在长安。（三）以周代唐问题。一般认为，武则天取国号为周可归因于她追赠其父的封地（周）。但这种看法难以成立。她以周为国号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以前王莽等人也都采用过这种手段。她的目的是想建立周朝所达到的至治之世。（四）科举取士名额增加支持了武氏政体的问题。本书认为支持这种看法的史料很少。武财天在660年后10年间根本没有开科取士。 660至683年进士年平均数也仅18人。（五）武则天代表什么阶级或集团的利益问题。本书不同意她为商人之女，所以就代表“新兴的商人阶级”的看法，因为其父及兄弟均仕于隋、唐。本书也不赞成武则天代表东部地区利益反对西北贵族的观点，因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出身。
唐德宗 本书认为，传统史籍把唐德宗说成刚愎自用，贪得无厌，但又说他轻信和柔弱，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关于他允许宦官和节度使自行其是的记载也是夸张之说。所谓唐德宗779至781年的励精图治同样是记载不实。实际上，他的政策和行为，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他志在振兴中央权力，以使满朝文武相形见绌。由于尽量保存现有中央权力并非易事，他必须与藩镇作必要的妥协，这是审慎之策，不是人们指责的姑息之政。对唐德宗完全听从家奴的指责，也不符事实，因宦官并未损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统治者。所谓外廷受宦官压抑，这是史籍对宦官影响的夸大。
唐宪宗 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唐中叶以降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不少人认为宪宗上台后大力镇压二王集团，是反对革新的保守派头子。本书力图抹掉投射在宪宗评价上的阴影，认为他对二王集团的处理非常慎重，除二王外，无人被处死。清洗范围仅限于真正的参与者，而不像历来那样殃及亲朋故旧，甚至与二王集团关系极密的韦执谊的岳父杜黄裳也被重用为宰相。宪宗鼓励朝臣大胆讲话，坚决削平藩镇，选用武元衡等一大批五十岁左右的优秀人物当宰相，实行一系列改革以推进军事中央集权运动，在“中兴”李唐过程中打开了德宗时代的僵局，所以他是唐后期几乎重建“贞观之治”的人。关于宪宗之死，作者认为，他被宫监陈弘志所弑的看法不可能获得证实或反证。但他的死却使宦官在拥帝问题上开始拥有大权。对于宪宗因服药过量而卒的说法，儒家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道德堕落的结果，但本书认为，这种意见虽有理，但还不能让人了解更重要的政治背景问题。总之，唐代宫廷阴谋，模糊不清，真假难辨。
李林甫 此人历来受到责难，被视为“口蜜腹剑”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盛而衰的罪魁祸首之一。本书虽不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说他是务实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唐玄宗统治时期许多重大而有价值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和张九龄当宰相时进行的。李林甫时彻底修改了整个税制和地方费用规定，使财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实际，这确是一大成就。他修订的全部法典，至14世纪初仍保持其权威性。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权力比以往更顺利、更有效率。李林甫执政时的政府对外连续取得了辉煌胜利。在姚崇、宋璟和张说任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而在李林甫漫长任期内，唐玄宗已不再起积极作用，故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姚崇等人全面，杨国忠根本不能与他相比。有人说李林甫任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因为后者反对他擢升，这种意见并无确证。所谓他的入相与武惠妃有关和他与裴光庭之妻私通的传说，都可能自出虚构，因为当时史家大多仇视李林甫，所以尽量给他抹黑。
二、历史事件
“安史之乱” 本书指出，过去不少人将“安史之乱”视为“在国内进行的外患”，因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出身非汉族。这种看法虽不是毫无根据，但无说服力。陈寅恪发展了的夷狄论的变种观点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谷霁光从河北对唐廷的长期异化的角度来解释叛乱的论据也无说服力。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联系”。尽管人们都说“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影响巨大，但语焉不详。本书则非常重视这种影响及其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军方成了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二）地方行政结构被改组。（三）许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会威望。（四）国家财政结构崩溃。（五）土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六）人口大规模南移。（七）丧失了对河北和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八）江淮几道取得新的关键地位。（九）唐帝国丧失了领土和威信。本书将这些变化贯串到此后至唐亡的历史论述中去，这样做是很有眼光的。
“牛李党争” 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本书针对主要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本书认为是出自始于宪宗时的个人恩怨。至9世纪20年代个人恩怨公开化，形成党。党不过是政治人物的松散结合体。因史载阙如，很难弄清产生朋党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化状况。本书认为，朋党领袖拥有政治权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随者。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党的发展，若宣宗直接继宪宗位，朋党之争将会缓和得多，甚至会使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关于朋党规模，日本学者砺波护编制的两党名单中，有几人被列入或划出，其标准尚可推敲。他关于门生故吏依附上层朋党成员，朋党结盟影响向下层发展，从而形成金字塔形式的看法，虽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不少问题。本书认为，依附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大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是否存在，值得怀疑。有人想找出形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书建议最好把李德裕对李宗闵等的敌意追溯至808年的制举。但是，将皇甫湜的对策文看成整个牛党共同观点的看法并不合适，因为他后来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几位最重要的领袖的文章也未将其哲学观点和政治组合联系起来，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为牛党或李党的。关于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的问题，本书认为，不应把李吉甫与李绛之争，与十余年后的“牛李党争”等量齐观，没有理由把李绛视为牛党的精神追随者，也不应忽视牛党成员卷入9世纪各种军事斗争。所以把牛党宰相看成是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就未免简单化了。很难想象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小兵变，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很深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史籍中塞进伪造材料的可能性。陈寅恪等对“牛李党争”的社会学解释，虽有不少理由使这一假设颇具说服力，但因文献不足，很难说中举者必出自寒素，庇荫者定来自名门望族。想在朋党上层作前后一贯的社会学区分，证据还远远不够。
“会昌毁佛” 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书不否认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但认为武宗除有几名宠幸道士外，似乎并没有打算促成敌视佛教的“道教压力集团”。一些历史著作声称李德裕为武宗毁佛推波助澜，也无充分证据，所讲的动机更是含糊其词。本书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毁佛的原因是：（一）它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二）促进国家礼仪以支持他的活动。（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权。（四）可能受了843年政事镇压摩尼教的启示。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法虽非创见，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
“大中兴佛” 有些论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毁佛之策时，给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复旧现，并一直持续至唐亡。本书认为，847年兴佛诏令在后来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体表现在：裁减过分费用，只许在人口稠密处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强对佛教的控制。这一政策延续了许多世纪。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这段历史向来倍受中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较多。以国内而言，解放后已出隋唐史专著七部，居断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不够全面，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则天、安史之乱、均田制和唐末农民战争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唐后期、五代十国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较少，不少问题若明若暗。这种状况近年来已有较大改变。本书不仅表示了要改变隋唐史研究详略不均的意愿，而且确实将此意愿贯彻到实际编写工作之中，并做出了显著成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以往的隋唐史，讲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书对从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几乎每个皇帝（特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和文宗）的宰相、大臣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都做了简要论述，从而大大地充实了当时政治史的内容。
（二）以往的隋唐史研究较少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点来评说其活动，而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它使人们看到那些纯属个人气质的种种因素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得过于抽象的弊病，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丰采。本书对隋文帝、隋炀帝、唐德宗、唐敬宗、唐宪宗和唐宣宗等的论述，就是如此。
（三）本书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又尽量发幽钩沉，积极探讨过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猎较少或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给人们描绘出唐后期比较清晰的轮廓。书中对唐德宗时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确立和加强中央职官权力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宪宗时裴垍的税制改革、乌重胤建议的军政制度改革、9世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特点、监军使制度、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军事化、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朱温降唐后对宣武镇的控制，以及885年李克用进攻长安时唐僖宗出逃情况等问题的论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这样的宏观探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被揭示得比较清楚，读者从而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及它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如在论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问题时，本书从秦汉帝国的崩溃、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一直讲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在论述“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大趋势的角度进行剖析。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