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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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早期即强调发展农业，使工农业能平衡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不多见的。虽然为了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农业也受到“压榨”，但其交换条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对农业极为不利。土地改革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为工业生产中的非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过去的地主由于不能再兴办农场，也开始向工业投资。
台湾当局早期作出的其他经济决策，对50年代经济均衡发展也有重要作用。50年代初，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国营公司（主要是化学、化肥和石油公司）占工业生产的56％。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不再扩大国营企业，上述企业保持已有的水平，而将资金用于扩大基础建设，并创造条件发展私营工业、生产消费品，以替代进口消费品。据此，政府开始投资扩建乡村公路网，改善铁路交通（铁路密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增加电力生产，以满足未来对电力不断增长的需要。
由于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工业生产逐渐由出口食品加工业转向生产纺织品、橡胶和皮革制品、自行车、木制品等国内市场消费项目。生产这些商品需要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低，因此可以由经验不足的台湾人办的企业生产。为此，台湾人在大城市四周或小城镇兴建小厂（可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50年代，由于工业下放，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的速度相对减缓。由于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许多新工人宁愿住在农村，乘车去城镇工厂工作，也不愿迁入城市。“以工兴农、以农促工”的格言，正付诸实践。
50年代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到50年代末，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已发展到饱和程度。进口的消费品在全部消费品中仅占5％。在某些方面，生产能力已大于实际需要。这时政府需要决定是否将重心转向生产原先进口的耐用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还是出口已在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经过一段犹豫，政府选择了后者。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台湾已明显地增加了工业产品的出口。1952年，92％的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只有8％为工业产品。到1959年，工业品的出口已上升到总出口的24％。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外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为工业品出口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大门。台湾工业得以从主要利用国内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转向利用劳动密集工业加工进口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①1960年的台湾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它的农业不是现代化农场与大批落后农民并存，而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多数受过教育，生产技术较高。它的工业没有搞国营重工业项目，而是集中力量进行基础建设并创造有利气氛，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乡村和城市工业平衡发展，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蒋介石及其同僚（包括严家淦、蒋梦麟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技术专家）为六七十年代不寻常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1960年还没有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起飞。金门冲突记忆犹新。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1％。大陆中国粮食短缺，加之乌托邦式的大跃进失败、苏联专家撤离，这些使台北又有了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像杜勒斯国务卿所说，可能真是“一个瞬息而过的而不是永久的阶段”。蒋介石和许多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依然认为台湾建设的目的是准备有朝一日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统治时为收复大陆提供机会。
①　《国务院公报》，1950年7月3日，第5页。
①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0—253页。
②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7页。
①　关于对1954—1955年与1958年沿海岛屿对抗形势的具体分析，参见J。H。卡里基：《中美危机的形式》。
①　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的发展，参见拉尔夫·N。克拉夫：《岛国中国》；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庄宏达编：《中国与台湾争端》；卡尔·洛特·兰金：《在中国任职》。
①　关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形势，参见克拉夫：《岛国中国》；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中国与台湾争端》；道格拉斯·H。门德尔：《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彭明敏：《自由的体验》；保罗·T。K。西编：《现代台湾》。
②　蒋的目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样板省，作为收复大陆后进行建设的坚实基础。参见董显光：《蒋介石》，第490页：布赖恩·克罗泽：《丢掉中国的人》，第353页。
①　“二·二八事件”后，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外国观察家最翔实的描述是乔治·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第14章“三月屠杀”。克尔系美驻台北副领事。他估计大陆人死亡约30—100余人，台湾人死亡人数可能像福摩萨作家经常使用的数字那样约2万人。然而，克尔说：各方面都夸大自己的伤亡数字。他在《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中写道，至少有1万福摩萨人被杀死或监禁，数千人被迫逃往海外。另，维克托·H。李估计死亡“数千人”（“台湾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言”，载于李所编《台湾的前途》第2页）；约翰·斯里明的《青梅竹马》第133页说是“7000人”；道格拉斯·门德尔：“1万至2万人”（《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第37页，援引卡尔的数字）；林天奔（音）：“2万人”（“黑色的1947年3月”）。
①　陈诚：《台湾的土地改革》，第21页。
①　关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发展最新和最全面的分析，请参见沃尔特·盖伦森编：　《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中华民国战后的经历》；尼尔·H。雅各比：《美国对台湾的　援助：外援、自助与发展之研究》；T。H。沈编：《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台湾经验》；　K。T。李：《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简·S。普赖拜拉：《台湾的财富、发展、稳定与公正　的社会目标》；以及雪莉·W。Y。郭：《过渡中的台湾经济》。
①　关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情况，参见约瑟夫·A。亚格尔；《台湾农业的改革：农村　重建联合委员会的经验》。
①　参见K。T。李1969年写的文章：“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载于李：《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　经验》，第30—73页。
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
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将军陈仪在台北接受日本投降，并出任台湾省主席。他控制的这个地区，其历史与中国其他地区差别甚大。中国人在台湾定居较晚，是在16世纪和16世纪以后，当时一些福建人移居台湾。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①日本人统治台湾的50年期间台湾物质条件与台湾人民态度的诸多变化，对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台湾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日本人早期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偶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中建立法律和秩序。日本人首先采取军事行动，随后建立广泛的警察机构和行政、法律制度，以保障台湾社会的和平与安定。日本统治者非常严厉，有时甚至是独裁，但他们在台湾创造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环境。这种情况与20世纪前叶中国大陆由于内战、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日本军事入侵而形成的局势截然不同。
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台湾人民。但是，其发展过程却使台湾人民的生活稳步提高。到1945年，台湾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大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例如：30年代初期，台湾拥有2857英里铁路，而整个中国大陆只有9400英里。台湾的发电量与整个中国大陆的发电量几乎相等。①日本人大大改善了台湾的公共卫生条件，扩大了初等教育，修建港口与公路，并开始建立工业基地。他们通过土地勘察、明确土地所有权，革除了大规模逃避土地税的旧习，从而理顺了公共财政，并为后来国民党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日本人通过扩大灌溉设施、引进新的耕作技术、组织农业协会，使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台湾人虽然为他们在日本统治下取得的物质成果感到高兴，但对日本人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极为不满。台湾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以及行政、管理、技术等部门的高级职务均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台湾人中能够受到小学以上教育的几近于无。②台湾活动分子为争取在台成立代表政府，并在日本国会中增设台湾代表，进行了长期斗争，但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收效甚微。一些日本自由主义人士同情台湾争取政治代表权的愿望，但是，日本统治集团的主流认为只有当台湾人在语言、文化和对天皇的忠诚等方面完全被日本人同化时，才能给台湾人以同等的政治权利。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则断然拒绝这些殖民地的臣民可能被同化并且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看法。
1945年战争结束时，台湾人热烈欢迎把日本人赶出台湾，赞成台湾归属中国，认为他们将继承被充公的日本财产，继任原先由日本人担任的职务。但他们看到台湾被一些新霸主接管了。这些新霸主的的确确是中国人，但操不同的方言，经常看不起甚至歧视当地人。他们大失所望。1947年台湾人的愤懑情绪统于爆发成为暴力行动，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成了国民党面临的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
自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撤到台湾以来，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台湾的历史贯穿着三条主线，即要求台湾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斗争；努力发展经济；在情况不断变化的压力下调整内部政策。美国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作出了对台湾安全的保证，20年中，这种保证为台湾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庇护。但是，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开放政策及中华民国失去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台湾人民对美国保证的连续性日益感到怀疑。美国从广泛的地缘政治因素出发，认为1972、1979和1982年美国为维持与10亿中国人民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而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所做的让步是必要的。可是，这些让步引起了台湾的不安，尽管美国对台重新作了安抚。北京关于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将允许台湾政治上自治的承诺，对台湾政府和人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台湾政府和人民认为，只有继续保持其单独的地位，才能更好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台湾的经济发展是过去30年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其发展之快，是由诸多不寻常的因素结合而形成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比较发达的基础结构；拥有成千上万的来自中国的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商人和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前15年获得的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政治稳定；上层官员愿意听从专家的意见。进入80年代，台湾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地位，其人均生活水平在亚洲名列前茅，其经济发展成果已使广大台湾人民普遍地得到益处。
台湾没有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的困扰。自1947年台湾起义以来，极少发生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那种政治动乱及其他社会骚乱。面临来自北京的威胁，自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两个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的统治的合法性为众所公认，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有助于政治稳定。批评家们曾指责台湾的政治制度僵化和不民主，反对大陆人通过国民党一党专权，反对取缔反对党，反对继续实施军事管制、逮捕政治上的反对派并限制新闻自由。但是，多年来台湾的政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加入了国民党，台湾人在党政部门也可担任要职。独立的政治家参与了地方和省的选举，有时还在一些重要的竞选中击败国民党的候选人。自1969年以来，国家选举机构不断增选新成员。虽然仍禁止谈论某些敏感问题，但近几年来允许新闻界争论的问题的范围已有所扩大。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政府内部和政治反对派之间都造成一种共识：政治改革必须加速进行。
当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重新出山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时，形势是严峻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防务崩溃之迅速比毛泽东预期的还快。由于国民党驻济南部队司令投降，山东省1948年9月失守。紧接着，国民党驻满洲（东北）的精锐部队亦被围歼。共产党的军队迅速包围了北京和天津，同时集结部队在南京以北进行了对胜负具有决定意义的淮海战役。此一役，国共双方共投入兵力100万人。1948年12月，徐州要地失守，打乱了国民党防御的阵脚，整个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