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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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大革命有一部分对大多数农民产生了直接影响，那就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运动。实际上，这是一次对传统宗教习俗的冲击。红卫兵（主要来自城市）要求毁灭所有的传统仪式目标。他们强迫农家搬出并毁掉他们最崇拜的圣物，捣毁刻着历代祖先名字的牌位，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坛上。他们没收并烧毁了含有宗教内容的旧书籍，摧毁神象和护身符，至少在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打碎了模具，这是家庭主妇用来做带有传统的护身符的米饼的。在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反宗教狂热的重压下，许多农民避而不搞以生丧嫁娶为目标的传统仪式。①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代替旧神的新神和鬼。毛（“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成了一个圣人。他的画像和语录被刻在所有农村的墙上。每家都要买几套充斥他的语录的红宝书，家里曾经供奉祖先牌位的祭坛现在摆放了数套四卷本毛选。一些地方的村民在开会之前，甚至要握拳宣誓和跳“忠字舞”，这种舞和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旋律，跳起来很像弗吉尼亚舞蹈。如果说毛代替了神，那么阶级敌人就代替了鬼。不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而且在更早些的运动中，人们打击的对象在官方文献中经常被称为“牛、鬼、蛇、神”，这个传统的称呼由一些危险的超自然怪物的同义词构成。新政府的节日，如元旦（在西方日历中）和10月1日的国庆节，在其意义和重要性上都是旧节日的对立物。50000447＿0692＿1②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一是，它提出的新神象征是如此的不可信。在毛的名义下，一群难以控制的乌合之众大行暴虐。由于获得了现代大众传播的手段，大部分村民都知道了困扰中国大城市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如果说这些事件太遥远没能对农民形成一场深刻的道德和感情上的冲击的话，那么，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在1968年发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农民的关系就太密切了，这场运动旨在惩处破坏法律和秩序的人。
清理阶级队伍确实波及了一些农村地区，它要求农民们在同村居民中找出一个定额（约3％），这些人要对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部分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肇事者相对少一些的村子也必须捏造出几人。按照毛主义者社会阶级的理论，阶级出身好的人通常不会搞反革命活动。所以，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浩劫的工人和贫农可能不是好阶级的真正成员，而是受到了坏阶级血统中隐藏的污点影响的人。如果公开的肇事者带有坏阶级出身的隐藏的污点，那么，这种隐藏的污点甚至会影响那些显然没做过任何明显错事的人。在广东“陈村”附近地区，至少这是对没有人缘的村民进行政治迫害而使用的逻辑。这些没有人缘的村民包括爱说闲话的老妇，村民说她们在土改期间被错划了成分，或是与错划了成分的人有近亲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以毛主席的名义干的。它导致了正义公理的公然失败，以至许多农民对毛是光荣的、革命新道德的源泉的说法完全失望。①随后在70年代初期发动了其他运动，例如1971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和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毛的名义下发动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印象：政府在农村采取完全不合理的举动。批判林彪运动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林彪从尊贵的地位上跌下来，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被告知，林彪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既然毛的形象已变得如此暗淡，那还有什么值得人们信任呢？
或许，许多农民通过回到自己的家庭获得了安慰。不管已为人们投身公益事业打下了多么坚实的基础，不管已为农村社会主义树立了多么好的道德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深深侵蚀了。这是一大讽刺，因为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创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由于害怕因用残存的传统方式祭拜祖先或进行婚丧嫁娶而受到惩罚，许多古老的家庭礼仪悄悄地复活了。不过，各家必须谨慎，不要明目张胆地进行这种“封建迷信”，他们还须临时凑用一些仪式物品，例如用几盘蚊香代替真正的柱香。传统的公共仪式或许永远消失了。没有对一个家族共同祖先的祭拜。没有对本地土地神或城隍的有组织的祭拜。不仅因为这些仪式被官方禁止，而且还需要支出一笔公共基金。而公共基金自土改以来就没有了。但是现代公众仪式——庆贺毛主席，庆贺国家或人民解放军——明显地唤不起人们的激情，而且除了获得几小时不工作的机会外没有什么意义。尽管（或许是由于）中国共产党20年的宣传，农民仍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基本上是在有道德观念的世界里，不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集体纪律。①受围攻的农村
除了对农村进行大肆宣传，以图加强农村与国家政体的道德和社会联系外，毛主义者的政府还从城市派来了数百万年轻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政府实际上禁止农民移入城市。事实上，跳出农村的唯一机会是参加人民解放军。然后，这个人便能周游全国，可能有机会学会像开卡车这样的一门技术，它能使这个人在县城、甚至是城市找到职业。然而，人民解放军只挑选一些最强壮的、政治上最积极的农村青年。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设立障碍的最终结果是两个独立的、但无疑是不平等的社会的形成。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工作、社交和文化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城里人倾向于把农村看成野蛮的、奇怪的和危险的地方，乡下人绝对低城里人一等。农民倾向于承认其生活低城里人一等。
为了弥合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为了缓和城市过分拥挤引起的人口问题，60年代初期，政府开始派少男少女“上山下乡”。首先，这个活动是自愿的。政府鼓励满怀理想的中学生献身于建设农村这一光荣的工作中去。然而，甚至在用这些理想化的术语表述时，到农村去的基本思想也承认：这是一种献身行为，言下之意是农村生活水平比城市低。在这个运动期间，从1962至1968年，约有120万城市青年“下到”农村。1968年后，这一活动大大增加了。1968年到1978年间，1200万左右的城市青年被下放，这个数字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1％。不过，此时这个运动看不到一点自愿的样子了。①甚至当数量较小、动机很好的年轻人到农村后，他们的表现经常是破坏性的。他们对农村生活中的肮脏和不讲究卫生感到吃惊，不能胜任农业劳动，却坚信自己文化上高人一等。许多城市青年很快就丧失了理想主义并企盼回家，正如一位前上山下乡的青年在与B。迈克尔·弗罗利克谈话时指出的，想回到“文明世界”。②对村民来说，城市青年农活做得不够多，养活不了自己，他们是“饭桶”，是本地经济的一个负担。甚至当他们想为贫下中农服务时，这些城市青年也因为以恩人自居的态度而招致农民的反感。有时，农民把城市青年当成是有利可图的人。前上山下乡青年回忆起许多轶事时说，农民侵吞国家为照顾城市青年提供的款项，挪作本村使用，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城市女青年进行性虐待的例子，这刺激了农民伤风败俗的丑恶陋习。③在知识青年下乡活动的最初几年，有时在发展城里人与农民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步；而且城市青年帮助农村提高识字率以及在医疗保健和新型工具的使用方面发展本地的技术专长。但自从1968年后大批青年被派往农村，这些有益的事情就很少能实现了。第一批到农村的许多人是以前那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他们把自己被派往农村看成是对他们在1966年和1967年敢于造反的惩罚。由于没有任何动机使自己融入农民的生活，他们耗费了农村的资源，抱怨自己命运不佳，挑起事端，有时还从他们寄宿的村主人那里偷粮食和蔬菜，而且冥想苦思能离开他们所在的农村。①到70年代初，政府颁布政策，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中学毕业后可以留在城市；这就是说其他所有孩子都必须去农村。受教育差的城市人口大量流入农村，经常超过了农村所能承受的数量。
因此，青年下乡活动不仅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总的说来，反而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村民们可能把自己的村社看成是城市过剩人口的倾销地，城市青年可能自认为被抛弃了，“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正如一个这样的青年所指出的。②城乡之间的敌对增加了。对许多村民来说，外部世界——城市和政府的世界——似乎必定是弊多利少的根源。
这种感受由于70年代前半期制定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农业政策而更强烈。例如，中央政府中的激进派开始发布一刀切的命令，要求各地应种植某种作物，这完全脱离了经济现实。例如，命令华南的农民种棉花和小麦（基本的理由是，在苏联进攻时，中国北方种植的这些作物可能会受到危害），即使这些作物在亚热带气候的华南不能很好地生长。③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存在其他什么问题，政府对农业的做法通常至少是有助于增加生产的。现在，许多农民又必须适当对待政府日益僵化的命令，这些命令不符合农民们最熟悉的现实——成功地经营农业的条件。
他们也必须对付日益增加的强征粮食。政府以各种借口，要求农民把较大数额的粮食以国家规定的人为低价出售，留给农民自己消费的数量极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在整个70年代，农业生产率逐渐下降。
这些惊人的趋势由于村一级小规模工业化的成功而得到部分缓解。到70年代初期，农民应该“以粮为纲”的口号被修改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在农村组织的公社一级和生产队一级，在政府鼓励下，当地干部建立了许多小工厂，用于制造和修理农具、制造化肥、加工粮食等。这些工业为本地提供了受欢迎的新式服务，使公社更加自给自足。工业上的利润也增加了经济的影响力，公社，尤其是生产队因此而能对自主的生产小组施加影响。新式企业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型的工作经历，农民用机械工具进行稳定的户内劳动，而不是靠自己的双手随季节变化在户外劳动。新工业中的职业是吸引人的，而且把农民的胃口刺激得更大。①不过，这些不可否认的积极发展有时会产生农民与国家日益疏远的效果。当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在经济上都更为自给自足。就改善生活质量而言，他们似乎对政府没有太多的需要，实际上，政府索取的比给与的更多。
较年轻一代农民似乎尤受这种疏远感的影响。适中的新的经济发展景象，由大众传播媒介传送的大量信息，至少是小学教育提供的知识以及下乡的城市青年讲述的关于城市生活享乐的故事——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无法满足的奢望。一个广东农民说：“我父母仅想能填饱我们全家的肚皮，我们年轻人想要从生活中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②但在7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停滞的时候，更多的只能是想一想而已。
① 见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59页；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67—101页；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37—73页。
② 关于“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的关系的简明分析，见理查德·H。所罗门：“关于积极性和积极分子：把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动机与政治作用的毛主义者的思想，”《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第76—114页。
③ 到1960年农村地区党员的统计数字，见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371—372页。我还没能找到此后农村地区党员的精确数字。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在中国10亿多 人口中，党员总数3900万。
① 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95—96页。
② 对这些运动的生动描述，见欣顿：《翻身》，第319—400页。50年代广东省影响到农村干部的各种运动的编年史，见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尤其是第109、133和153页。
① 欣顿：《身翻》，第157页。
② 引自鲍姆的《革命的序幕》，第24页，译文和有关社教运动的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