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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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1972—1973年秋冬季号）第8页〕则估计约有38％；而根据多姆斯的估计，八大中央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占40。3％，九大占50％，参考于尔根·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210页。
③ 参考表4。
① 有关西汉取代秦朝的情况，请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卷第110—127页；隋唐变迁，则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143—168页；元明变迁，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44—106页。
①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4章。
②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383—388、529—534页，以及第12卷第4章。
③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6章。
④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540页。
① 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4页。
③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4章。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4页。
⑤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明显违反了毛确定的避免没有胜利把握的大的攻势的 原则。在彭的回忆录中，他承认没有同中央军委协商就考虑该战役，包括过早地进攻，是错 误的，但他同时引用了毛的一份电报，作为毛同意发动该战役的证据。当事情过去1/4世纪 的文化大革命中，彭仍然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猛烈的批判，似乎当初发动这场战役，违背了毛 的意愿，或者至少违背了他更高明的判断，他的同意，可能仅仅意味着以此维持一个团结的 门面。有关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思想，请参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80—183，227— 232页；有关彭德怀的观点请参考他的《一个中国元帅的回忆录》第434—437页。
① 参见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 1945）》，第68—71页。
②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
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通过长期战争夺取政权，他登基后不久，很快就谨慎地授予所有大将 以尊贵的爵位。见《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105页。
④ 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2章。
③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请参考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5页。
林彪的覆灭
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九大应该标志着恢复正常状态：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内乱得到控制。早在1968年10月，毛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林彪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④谈到前途时，林彪说，要“继续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⑤，也就是建立一个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对胜利者（如果不是对受害者）来说，当他们能够最后重写历史时，文化大革命到此便应该结束了。1969年这一年，原预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新的开端，就像20年前的解放那样。
但假如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它本应预示的平静却是短命的，就像人们用这一名称所形容的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那样。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英们之间决定谁有权塑造未来的权力斗争，它就远未结束，而且实际上不久就发生了更危险的转折。斗争将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重建；国家机构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务。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斗争背后，是林彪权力上升召致的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党的重建
由于所有正当组成的基层党委都遭到破坏，参加九大的代表恐怕只能通过地方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组织“协商”产生，①或简单地根据上级的指定。②既然解放军控制着革命委员会，③军队代表人数在九大急剧增加，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随着许多解放军干部在九大上得到提升，地方党的建设过程反映军队占优势的现实，就更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早在1967年10月“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批示中，毛就指示，党组织应该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号召开始党的重建工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重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号召。虽然中央领导人希望从基层开始重建，1970年又大力宣传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及上海国棉17厂的整党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①但各地的党组织仍然难以建立起来。
到1969年下半年，整党重点转到县市一级，但即使在这一级，进展也十分缓慢。1969年11月到1970年11月，全国2185个县中，只有45个县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大概认识到从基层建党的做法已经失败，中央领导人指示先在省一级建立党的委员会。1970年12月，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第一个建立了中共省级委员会，华国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到1971年8月中旬，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党的委员会，解放军在其中占有明显重要的地位。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有22个由解放军将领担任；各省级党委中62％的干部是军人。②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报道，在党的重建过程中，清除了大批老干部，同时接纳了大批具有破坏性的“造反派”分子。1968年5月发动了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虽是清除极左派分子，但据说网撒得太宽，无辜干部也遭到打击。③毛对运动的发展趋势很不满意。看来他本是希望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再教育后恢复他们的名誉，重新起用，以此作为恢复秩序和凝聚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林彪和军队显然没有接受毛的指示：要他们帮助重建文职官员的党，使党恢复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④早在最后几个省委组成之前，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解放军要像控制省革命委员会那样控制省委。而且，林彪也表明他要控制省和国家的核心组织。
重建国家结构
1970年3月8日，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国家结构的意见。他提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再设国家主席。第二天，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意见，并在3月16日确定了有关四届人大会议和修改宪法的几项原则，送交毛审阅，得到了他的赞同。3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充实业已同意的事项。但不久林彪亲自参与了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4月11日，他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并请毛担任国家主席，否则“就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①而在1959年，毛泽东就把此职交刘少奇担任。毛泽东很快拒绝了这项建议，并在4月12日告诉政治局：“我不能再任此事，此议不妥。”在4月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又引用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个历史故事进行类比，第三次明确表示他不会担任国家主席，并且主张不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
然而林彪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活动。他在政治局的两个军队里的盟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是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5月中旬，林让他们在宪法修改草案里写上国家主席一款。尽管7月中旬毛第四次表示反对，指出不可因人设事，林的夫人叶群在幕后仍不断要林的支持者们提出设国家主席。叶抱怨地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表明如果毛继续拒绝担任此职的话，林彪对国家主席一职有兴趣。
为什么毛在党章里正式确定的接班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抗他呢？为什么林要求得到国家主席这样一个没有实权的礼仪性职位呢？须知当国家主席的威信并不比他在党内的地位高到哪里。菲利普·布里奇海姆认为，新宪法将使林彪在政府中的位置低于周恩来，周是总理，而他只是副总理、国防部长。而且，这暗示毛正在仔细考虑确立林、周联合领导来接他的班，这使林彪很沮丧。②我们也可以认为，毛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给这个职位抹上了一层光辉，从而使它成为比总理更高的职位，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经历也已经表明，它意味着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曝光，并保证了值得重视的知名度。
不管怎么说，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在这件事中的行为，关键是反映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他的性格和疾病所造成的相对孤独，又可能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①早在1966年他就已经作为毛的主要伙伴出现，但他仍然要求得到从来没有给予刘少奇的保证，在党章里确定他为接班人。现在他又希望当上国家主席，寻取进一步的保障。撇开个人心态不说，这种不安全感可能部分地源于一种担心，即他的权力上升的方式是不合法的，而且他同辈的领导人中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对此忿忿不平。如果他对毛的支持充满信心，这也倒无关紧要。但毛曾向他建议，既然他（林）也老了，他也应该有一个接班人了，张春桥将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对此他实在感到不安。②林彪覆灭以后流传出来的文件表明，他似乎已经把毛看成一个随时准备在他最亲近的伙伴背后捅上一刀的人：今天他用甜言蜜语诱惑你，明天就会捏造罪名置你于死地。……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你是否明白）那些他最初支持的人，谁最后没有被他宣判政治死刑？……他以前的秘书，不是自杀就是被捕。他的少数几个亲密战友或可以信赖的助手，也都已经被他送进监狱。③那么，为什么林彪胆敢公然反抗毛呢？可能他认为主席会宽恕；可能他想利用这个问题试探一下毛对他的态度；也可能因为那些聚拢在他周围的军方伙伴，使他感到自己现在已强大到足以迫使毛让步；毕竟，由于红卫兵的得势，毛曾经依靠人民解放军，但后来将军们对局势的忧虑，又促使毛对他们进行了压制。难道将军们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不能用来促进国防部长的利益吗？
进一步说，在林彪追求国家主席一职的过程中，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盟友陈伯达，毛长期的意识形态顾问和一段时期的政治秘书。①陈从1966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起，就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这证明了他和主席的亲密关系。不久他就擢升到中央领导层的第四位，紧靠毛、林和周恩来之后，从九大上摄制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地位。然而一年以后，在多年忠诚地为毛服务之后，陈却选择支持林彪，向毛反复讲的观点进行挑战。
一种解释是，1969年下半年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剥夺了陈在九大后的群星中的明星地位，他可能已经感觉到反对极左派的运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②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结成的支持毛的同盟，由于1966—1969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已经瓦解了。这可能使陈伯达感到孤立。上海左派张春桥、姚文元，通过江青（毛的夫人）这条线同毛联系；确实，年轻的姚似乎已经取代陈伯达，成为毛宠爱的文件起草人。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姚，甚至江青都曾是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下属。在筹备九大时，陈最初被选为林彪的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人，张和姚做他的助手；但当陈不能及时完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草案时，张和姚取代了他的工作，康生负责监督。康长期以来一直是毛在内部安全领域的助手，与江青是同乡，并有密切联系，陈伯达似乎已对康的这种联系怀有妒忌心。①另一方面，林彪以解放军为基础，巩固了他的地位，似乎不再需要左派的支持了。确实，林彪和他的追随者，同江青和她的追随者逐渐分化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集团；虽然林可能对他的位置是否安全可靠长期以来一直抱有担忧，但他似乎绝对相信短期内可以支配江的集团。可能陈伯达远瞻未来，认为他最好的前途，是像他过去为毛服务那样为林彪服务，②当然，这个决定对陈个人的生涯是灾难性的。
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斗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达到高潮。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会议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毛又一次卷入一场与一位国防部长的斗争，虽然这次他对自己的力量无绝对把握，也不能肯定这位部长是否敢于在这个阶段冒直接对抗的风险。
会议召开的前夕，8月22日，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了全会的主要议题。毛着重强调了加强团结、避免宗派活动的必要性，这是他每次剪除反对派之前的习惯性动作。③但林彪和陈伯达再次提出保留国家主席职位，要求毛担任这一职务。毛又一次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一针见血地说谁想当国家主席谁就去当。④第二天，全会正式召开。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没料到，在没有事先向毛打招呼的情况下，①林彪（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