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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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③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④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①这些行动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②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降至最低点，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有一些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对中国来说，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虽然还未公开）。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③爆发边界冲突的客观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香港的骚乱
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符合毛所定的易点燃社会经济革命之火的地区的标准，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过去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
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遭到逮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
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升飞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面对袭击没有屈服，更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的危机在7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①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示，香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反过来被用作进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①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②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③仅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敦没有采取这一理所当然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压、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①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②在东南亚的蔓延
金边的形势因越南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西哈努克亲王想利用中国声称的友谊，阻止越南冲突向西蔓延，尽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红色高棉。中国的目的是不让柬埔寨领导人，过分担心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活动；让金边保持对越南的绝对独立；维持红色高棉的活动，但不把它公开当作中国的工具；支持西哈努克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立场。③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不但俄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都各行其事，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向外输出已变成了另一个致乱因素。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的内部政治。①西哈努克对这些故意冒犯他的举措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他依赖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他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②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决。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问的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动的控制。③此外，中国仍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内政。④再加上8月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遂导致西哈努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来随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奠定以后支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度，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能够合作，缅甸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年与缅甸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而大力镇压共产党势力时，中国听之任之；而且，1964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分开反对。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共产党白旗派在内部的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纯政治军事组织，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②其次，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刘少奇、陈毅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访问了仰光。③此外，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主义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把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部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官返回了仰光。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①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确实太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的规定摘下佩带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反华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要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规模示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②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支持共产党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的话，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北京还让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