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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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苏联对其发展的影响当然就是广泛而深刻的。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对于苏联在这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持有不同态度。毛逐渐地，而且是比较晚地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相反，对于中国不仅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小伙伴，而且应该使中国完全从属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丧失个性的观念，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接受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对这个问题已作了总体概述。当斯诺问，共产主义胜利后，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是不是会出现“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政府”时，毛回答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毛泽东否定了斯诺的猜测后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而只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①延安时期苏共和中共、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不属本章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1949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注意一下毛对斯大林在1945年内战爆发后的艰苦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评价，看来是合适的。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毛回顾了1960年以来中国因“反赫鲁晓夫”被迫将注意力离开国内事务的情形，他批评道：“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问题”，接着，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继续说：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②1949年6月，在内战胜利前夕，毛仍然宣布，与苏联的联合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此，他作了如下总结：“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在回答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这一指责时，毛对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虽然这是1949年就已经明确宣布了的外交路线，但是斯大林的态度使毛执行起来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像毛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于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为了获得斯大林对中国提供在毛看来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耗费了他两个月的谈判时间，“等于一场斗争”，当然，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50年代以“社会主义阵营”著称的大统一体中的地位冲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谈判中的态度：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对另一个最终可能成为苏联竞争对手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或者至少对于世界舞台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问题上要求享有发言权，而且还有毛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长达20年的冲突。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认识中国这个客观社会”当然就意味着抓住在一幅员广大而且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情况，设计一个以土地改革和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形式。而且它也意味着设计一套新办法，以便一旦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假如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苏之间的冲突发展尚未公开化的话，那么困难时期里，中苏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冲突就渐趋白热化。
在这个时期，国外和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之后，中国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提供的经济援助会减少，因为要稳定东欧局势，必须在那里付出更多的代价。就这点来说，中国特别在1958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个人的武断，而且也是对国际形势客观现实的一种对策。与同一时期在某些其他国家充当顾问和技术专家的“丑陋的美国佬”相比，“丑陋的俄国佬”显然不算更有魅力。而且抛开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依靠外国专家来领导，就产生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人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当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互联系的各方面问题的总的态度。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他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50000447＿0063＿0①毛的这段论述，强烈地显示出应有的民族尊严。他说，照抄外国的经验，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战略。在1958年，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试验刚开始实行时，毛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知道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拒绝盲从他们而不满——而且他们不能不介意。在关于打破“盲目迷信”苏联样板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样板的必要性的讨论中，他指出，“有人说，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不准备照搬他们的经验，这使他们很不高兴。我们也要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照搬中国的经验了吗？如果他们说没有，那么我们也会说：如果你们不照搬中国的经验，我们也不会照搬你们的经验”。②毛坚持突破苏联模式的动机，并不简单地是出于自尊的需要；在1958年前的几年，他日益对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的价值及其中国的适应性产生怀疑。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他试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理论体系的开始，毛宣称：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来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①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有这些疑虑，而且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迷信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作为辩证法理论家的缺陷，他对赫鲁晓夫1956年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方式和性质，仍持严肃的保留态度。现在，到了我们更加系统地考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时候了。
非斯大林化与“现代修正主义”
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是长期以来推测和争论的主题，这些推测和争论只是根据一方或另一方所发表的零碎材料，直到现在才有大量文献材料使考察这一问题成为可能，尽管这些材料还不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6章已讨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对斯大林做出了评价，纵观其一生，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按照这个分寸”写的，尽管具体数字实际上并没有在社论中出现。②虽然斯大林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毛认为三七开评价是“公正的”。③半年之后，针对波匈事件的后果，毛在1956年11月2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这把刀子”和“列宁这把刀子”的著名评论。在毛看来，即使是前一把刀子，也不能用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名义简单地把它抛弃。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觉得应当保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至于“列宁这把刀子”，作为反对“议会道路”坚持“十月革命”的典范，毛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①这种思想倾向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继续，与4月的那篇社论相比，这篇更加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看法，其中多少有点不同的态度。
本章第一节里我已经引述了关于斯大林一贯排除异己的一段文字，紧接着这段话，毛以镇压反革命为题，继续对中国与苏联之间运用与滥用革命暴力的差别作了比较：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不好？缺点是有，但是和别国比较起来，我们做的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和匈牙利比较，没有那样右。
他也承认，中国过去也时常犯左的错误，但大多是在南方根据地时期，受苏联影响而发生的；1942年关于反对乱杀、滥抓的指示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甚至在那以后，也曾有些缺点，但丝毫不同于斯大林执政时的苏联：“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另一方面杀错了许多人，许多重要的人物，例如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这里，毛首先提到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出的被害者数目，然后承认中国在1950至1952年镇压了70万人，他认为中国的分寸掌握得还“基本上正确”。②除了批评斯大林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送入集中营或处死的政策之外，像他在1957年1月对党的书记们的一次谈话中所讲到的那样，毛再次提到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缺陷。但这次，他走得更远，自称他的哲学创见堪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当然也可与斯大林相比：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他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着。那就是说，资产阶级打倒了，但人民之间有矛盾。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的性质。人民内部矛盾有没有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列宁没有详细观察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①列宁没有能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作出阐释，毛认为这是由于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缺乏经验。②另一方面，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把它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对辩证法固有的不适当的理解。③毛总结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指出此事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不加分析，不考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毛说，在与苏联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我们已提出过抗议，说他们是大国沙文主义者。④当1957年11月毛泽东再度访问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毛谈到那时说他仍是“满腔被抑制的愤怒，主要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