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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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谢诺编《中国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所收的论文是研究农村非法组织这一重要方面的指南。中国的史学者看来似乎对造反比对秘密会社本身更注意一些，但是秘密会社也已得到应有的注意。蔡少卿著《哥老会与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和胡珠生著《青帮史初探》就是实例。
民间教派已吸引学者更多的注意。欧大年著《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欧大年著《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及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著《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提供了总框架。韩书瑞著《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是19世纪初一次重要的起义的个案研究。其他教派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于《现代中国》季刊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专题论集。孔斐力著《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把太平天国的太平盛世观放在中西理论框架内。鲁道夫·G。瓦格纳著《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宗教在太平军造反中的作用》是对洪秀全宗教的内容及影响之倾向的革命的分析。
近来的论著已把农村社会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突出起来；许多论著已把研究集中于其社会关系未必与更稳定、繁荣的农业核心内的社会关系一致的动荡不安地区上。裴宜理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运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社会战略的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极贫困部分100年来的动乱；而哈里·J。拉姆利著《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研究广东省地方性不稳状态。艾恺著《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研究民国时期农村分离派、军阀领袖人物的上层社会。R。G。蒂德曼著《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地区的事件》和菲利普·比林斯利著《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提供关于民国时期华北社会动荡不安的更多情况。
戴维·富尔著《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研究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非常不同环境中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罗克珊·普拉兹尼阿克著《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研究清代最后十年出现的新社会紧张状态。阿瑟·罗森鲍姆著《士绅权力与1910年长沙米风潮》是一篇详细研究大城市风潮的论文，周锡瑞著《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也用不同的方法分析这次风潮。
当然，有许多别的不属于上述分类的论著。乔舒亚·A。福格尔和威廉·A。罗编《关于变化中的中国的若干看法：韦慕庭教授纪念论文集》编入各种各样研究民国的论著。妇女史也已受到注意。这方面的优秀入门书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谢尔曼·科克伦和安德鲁·谢译《中国一日，1936年5月21日》，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那一天的五花八门的（确有进步倾向的）个人生活自述文集的删节本。该书丰富多采的内容是这类1870年以来报刊上尚待研究资料的初步发掘。
苏联关于晚清及中华民国的研究
在一个尚告完整的世界，所有国家研究中国的史学者都会出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来了解中国近代史，即使看法纷纭。在这样一个思想世界市场，全面一致大概会小于全面争论，但是，撰写出来的历史要坚持做到更充分地掌握可核实的史实和理论解释。近来，研究中国的史学者的接触和交流已在中国、日本及大西洋共同体三大中国学区域之间迅速增加，但是，与第四大区域苏联的接触和交流增加不太迅速。这是由于若干原因。苏联境外研究中国的专家，能阅读俄文者不多，苏联研究中国的专家派往国外不多，苏联出版物不易获得。研究主题，和研究者一样，在苏联受到政治标准的鉴定和限制。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学术成果自1960年以来已经在苏联出现，其中很多涉及一些对研究中国的非苏联史学者来说有兴趣的题目。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在《苏联对前近代中国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评估》所说，“苏联作者的中国史及文学研究项目非常众多、范围很广，而且往往在主题的选择上具有特色或在解释上具有创见”。罗兹曼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贾士杰教授在上述著作中论述了苏联学者的种种晚清民初研究论著。研究主题包括早期广州人的爱国精神，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与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孙逸仙，立宪运动与革命思想，以及辛亥革命。关于社会经济变革，有很多论著论及城市、手工艺行会、早期资本主义与土地关系；也论及农民造反、1925—1927年革命、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农民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研究兴趣的广度由讨论中国社会与国家问题年会出版的报告百余种表现出来，这些报告印数有限，一般编成三卷，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部L。P。杰柳辛编。总之，苏联的中国学家，即使与外国隔绝接触，还是和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国史学者一样，利用同样的史料，研究许多相同的课题。
2。和10。中国的对外关系，1911—1949年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侵略由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提供最好的介绍。关于日本在民国初期卷入中国内政，见同作者所著《日本人与孙逸仙》。更多的情况，主要根据中国史料，可从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所收欧内斯特·P。扬和马德琳·池的论文得到。在用日文撰写的研究论著中，最有用的是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明治后期国防环境的变化》；以及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二十一条要求研究》。
民国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课题。例如，可见到彼得·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和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后一部著作把美国政策放在差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会在美国国内和在中国的影响是一种吸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一些写得极好的专题著作已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有瓦伦丁·拉伯：《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年》；和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从二十一条到凡尔赛和会的喧嚷时期已由许多作者论述，但是，几乎全部在于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运动方面。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佳著作仍是马德琳·池著《中国外交，1914—1918年》。关于激起五四运动的山东问题，见拉塞尔·法菲尔德：《威尔逊与远东》；诺埃尔·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对外事务研究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可以从多萝西·博格著《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着手，该著作的开拓性贡献已为其他一些著作扩充，这些著作有：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及外交官》；沃伦·I。科恩：《中国派：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东亚关系》；以及罗伯特·奥尔伯特·戴耶：《在华的银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华盛顿会议以后亚洲国际关系仍是一个生动的讨论课题。研究华盛顿会议的最佳著作是罗杰·丁曼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至于主要概念的介绍，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些专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些专论有马场伸也著《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顿著《田中义—与日本对华政策》，细谷千博和斋藤真著《华盛顿会议体制与日美关系》中的几篇论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贺贞编著《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贞雄、宇野重昭和大畑笃四郎的论文。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华盛顿会议体制”的崩溃，在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远东危机本身也有学者研究，专著有绪方贞子著《在满洲的挑战》；臼井胜美著《满洲事变》；詹姆斯·B。克劳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岛田俊彦著《满洲事变》。至于对美国帮助中国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动乱所作的极好论述，也见小詹姆斯·C。汤姆森著《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予以生动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这位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写种种事件。许多与这位学者同时代的人，以及年轻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顺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后一部著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学家的七卷论文集，仍然保持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产生的新鲜感。这部论文集已有若干卷译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突然爆发。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和满洲事变，1928—1932年》。用英文撰写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扩张主义思想的最佳专著，有马克·皮蒂著《石原莞尔》和迈尔斯·弗莱彻著《对新秩序的追求：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
史学界有研究西方列强对中日冲突的反应的权威著作。关于美国的反应见多萝西·博格著《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关于德国的反应，见约翰·P。福克斯著《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英国的反应，见安妮·特罗特著《英国与东亚，1933—1937年》，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著《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罗杰·路易斯著《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变前夕亚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学者热烈讨论的课题。主要问题是中国在造成日美之间的危机和最后终于爆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专著，如彼得·洛著《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和戴维·雷诺兹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专著，有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的两卷多国合作的论文集《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所收的多篇论文，和伊恩·尼什编《英日疏远，1919—1952年》。
可惜，论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专著不多。这种状况部分地反映文献资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学者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共关系。几乎全部通过日本及西方史料来研究中国对外事务的反常状态，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矫正。同时，学者应利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专著，如吴天威著《西安事变》，以及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所收苏珊·汉·马什、易劳逸和入江昭的论文。关于近年研究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应的日本学者论文编目，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战后日本之国际政治学》。
战时中国外交事务已再度倾向于由学者通过大国对外政策来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书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本的战争，1941—1945年》，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和入江昭著《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年—1945年》。
由于美国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问题在战后美国政治中引起的争论，战时和战后的美中关系成为一个特殊范畴。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是这个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专著，现在已由其他学者利用邹谠当时不能获得的档案文献加以增补，虽然并未完全取代。例如，见拉塞尔·D。布海特著《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肯尼思·彻恩著《在中国的困境：美国政策辩论，1945年》，保罗·A。瓦格著《门户的关闭：中美关系，1936—1946年》，威尔马·费尔班克著《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和加里·梅著《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验》。美国战后对华战略已由学者充分研究，有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所收的论文，罗伯特·布卢姆著《限制：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由来》，南希·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