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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

沙汀画传-第56部分

小说: 沙汀画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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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天,沙汀足迹走遍双龙,观看了水塘、渠道、水库,参加过车水、改土的劳动,差不多每一晚都要夜战,不知道与多少人谈过话,开过会。高峰社社主任赵复祥同他父亲围绕“超支”引起的冲突,团支部女书记文素芳两次离婚的纠葛,和这个社的无数人物,后来都写进了小说。

  与上海、睢水时期的写作不同了。那是依靠故乡生活的长久积淀来虚构的。现在他是个“内行”的采访者。内行到在干活中可以指出水车架设地点的对或不对,以及改修沟道如何节省劳力。但是采访影响了他的想象。如果对比《青㭎坡》与他的双龙乡札记,你会惊异于他大量采用实际记录来构造小说的创作方式。

  他记录了全部见闻。这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先进”高级社,干部带领群众苦苦奋战的缩影。苦战的成果,群众得到、看到了一些。谁也没有去想,洒下的汗水之多与所得的利益之微,根本不成比例。沙汀参与设计、试验土抽水机,运土,做燕儿窝,失败了重来。当看到梓江的水终于翻上了山坡的时候,他与农民干部都狂喜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看到的绝对是事实,他的受感动也是事实。

  下个月,他带着从双龙获得的情绪到三台尊胜,看到那里的水利工程,他感到:天很空旷,浩大,上上下下都可以望得很远。心情非常开朗,舒畅。感觉到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奔驰。①在双龙、尊胜,他也不是完全看不到无休止的改土、并社、夜战带来的弊病。水利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宽,劳力紧张,把大春耽误。有些活路不讲科学性,只凭体力硬干。但是经过“反右”,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从脑际掠过,他也会用学来的“主流”论、“本质”论,一一加以澄清。群众积极性挫伤产生的不满,用“阶级斗争”学说一套,也便释然。因为故乡的建设不够“典型”,他另辟生活基地,每年不辞辛苦地下去。结果是先验地在寻找与“政策”对应的例证。他没有想到“先进”的试点是按照特殊的条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实的虚假。他远远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驰”驶入错误的航道,酿成的是悲剧。

  (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意思?不是。农民的劳动是真诚的。也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虚假。但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你、我,都沉醉在一天早晨醒来便摆脱掉民族贫困的浪漫理想中,是历史的虚假。像你的《假日》,那里的食堂不久都垮了,你写的是在历史面前黯然褪去光色的“事实”)

  所幸他写得很少。四年里,写新农民、新矛盾,似乎略有所获。写到“反右”以后,就不那么有信心了。

  十三陵水库是中国“大跃进”的一个象征。文学跟随政治,忘乎所以地奏起了“畅想曲”。他在北京开会,作协总会副秘书长一连找他谈了两三次,动员他去劳动一段时间,可以担任水库工地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进行创作。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答应,推荐了艾芜。艾芜就像赴鞍钢那样欣然同意,去了,搞成了几十万字长篇的半成品,却从此搁浅。想到让老朋友做“替身演员”,他很感歉意。后来是他通过刘白羽,由作协党组出面好不容易劝动艾芜,才将小说放弃的。

  这是不是由他的自知之明产生的农民式的“狡猾”呢?

岁月不平静

  谁料到大跃进紧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作为一个社会风习的研究家,他在笔记本和各种纸片上随处记录下见闻。

  1960年,双目失明的大哥摸到成都来诉苦,说高征购给家乡带来的困难,加上天灾,顺义坝那样的好田土都荒芜了。老百姓病倒或纷纷逃荒流亡。他完全不相信兄长说的情况,答应每月给他增加生活费用,批评了他的情绪。

  但到了1961年,农村的灾情蔓延到城市,蔓延到他身边,不由他不信了。

  他亲眼看到锦江剧场的巷口墙脚边,有人在啃从附近饭铺拣来的骨头。商业场门前路灯下,摆篮子卖凉拌“无缝钢管”(蕹菜),居然有穿呢制服的人蹲下去买一盘吃。小学中午和下午放学,一路吵吵嚷嚷算粮食帐,算自己这个月还剩多少。父母子女每天要声明一顿吃几两米,弄得不好便会发生争吵。招待所里每顿也离不开“无缝钢管”。厚皮菜比“无缝钢管”还要难咽,能把你肚里的油水全刮光。1962年开始恢复,市面上有点东西卖了,但价格贵得吓人。他和玉颀在重庆南泉住,实一块不到一斤的红苕,一元多钱。家里主要吃瓜菜煮面片,只给他一人吃鸡蛋,一元一只。三年里花光所有存款,《祖父的故事》就是为还清出版社的支款而编起来的。

  没有“当前的现实”好写了。1960年还有情绪写大跃进。《你追我赶》在《人民文学》发排后,为了某几个字句,他还会给千里之外的编辑部发航信、发电报,要求修改。现在写什么呢?

  参与《红岩》的修改、加工,似乎释放了他一部分无处散发的写作热量。早在1958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到成都西门外沙汀家拜访。坐在房前的凉台上,沙汀拿出重庆文联刚寄到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指着其中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预备合写“中美合作所”的长篇一条,说:“这可是个大题材哟!”

  这个选题原是以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做底子的。出版社跟沙汀一样有眼力,当即决定去重庆约稿。到1960年初,小说初镐铅印了一百本征求意见,暂名《禁锢的世界》。听说有人持否定态度,他拿来一气读完,发现它虽然粗糙,显然是一块璞玉,是有厚实的加工基础的。5月,他把原订去武胜的路线改变了,先到重庆,征得市文联负责人王觉和市委文艺处的支持,由林彦、向晓和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陪同,一块到市委机关的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去找另一作者罗广斌,商谈进一步修改的计划。

  他看到的罗广斌,是个放达、热情,说话诙谐的汉子。杨益益言则稳重、深沉。罗、杨和因1957年鸣放的“错误”中途退出写作的刘德彬,都是渣滓洞囚犯中的幸存者,现为团市委干部。他们在解放后做过几百场报告,对狱中的情况相当熟悉,写作情绪饱满。

  沙汀与他们当夜在农场招待所长谈。次日临行前又谈了一次。体提议加强许云蜂、江姐、成岗等人的描写,不要坐在渣滓洞写渣滓洞。要从真人真事中跳出来,从单纯的“禁锢”中跳出来,联系全国的形势。《红岩》的修改能打开局面,与他的这个思想有关。

  从长寿湖再返重庆,他让王觉、林彦向任白戈、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转达他的建议,给罗、杨充足的写作时间,让他们专门去北京参观革命历史文物,开阔眼界。然后,他才放心地前去武胜进行他的访问。

  罗广斌、杨益言1961年8月带着在北京新改的本子返川。沙汀一拿到稿子,连读两遍,发现改动很大,长寿湖夜谈提出的意见被消化得不坏。他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再详细提供看法。这样,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罗、杨每天或隔一两天,就来到他这时居住的新巷子十九号谈长篇。总共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省文联宿舍新巷子十九号的前门,就对着布后街文联、作协机关的后门。两处都是旧宅院,比较宽大。沙汀从西门外搬进十九号第二进正房,房前有一个小天井。已是酷暑天气,三人围坐在天井一张木方桌旁,挥动扇子,一谈就是一下午。第一次谈,他就说:

  “稿子写得不错了。开头铺得很开,我原先怕你们后面收不拢,狱内狱外的交织写法驾驭不住,现在看这个估计错了。”他掩饰不住对改稿的满意,决定逐章与作者进行讨论。这天,对于第一章 工人斗争的侧笔究竟应如何写合理,谈了很久。小说人物于新江,是回头看到兵工厂的那场火好呢,还是看到岩石上映出的红色好。在把握艺术的含蓄、深刻的分寸上,两代作者交换着意见。还有一些工厂的描写总感不真切,他建议压缩。后来作者把它们大部分删掉了。

  以后的讨论,围绕江姐、许云峰的时间花费最长。江姐看到丈夫彭松涛被杀的告示,沙汀认为写得过于冷静,应当允许妻子泄露感情。江姐用手拢头的习惯动作,他提出应挖掘不同的含义。他认为小说中有些破绽,是因为对当时的经济生活、粮政兵役、社会风尚研究不够造成的。谈到有人认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色彩太重,和全书不太协调,他明确表示:

  “生活里本来就有传奇的东西,作品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点?何况读者的兴趣是广泛的,有这么一点,读者面可能会更广泛些。”

  由于他的主张,双枪老太婆的情节在定稿时没有再更动。

  他与《红岩》和它的作者的关系,绵延很久。他曾给重庆市委写信,促成它早日出版。在玉颀病重的情况下,读完《红岩》的电影剧本。1965年,他主持省市两级文艺部门总结创作《红岩》的经验。这部小说的发表后来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他的精力还放在培养其他业余作者身上。这也是风尚如此。那次从长寿湖农场回渝去武胜,大约住了两个月。选择这个生活基地,起因是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开展得好,是省里一个典型。由重庆沿嘉陵江北上,过了合川,便是武胜。他到烈面、桥亭、礼安几个公社去参观,辅导农民作者,帮助武胜建起全省第一个县文联。他不大住在县城垦,住的时间较长的是烈面镇。

  烈面位于武胜西北部离南充不远的江边上。1960年春天,这里的“大跃进”余波未尽,烈面区委的驻地人来人往不断,大家还有精力闹“文化”。沙汀在区的“劳武大学”做过双百方针的报告。他喜欢烈面一出街便是生产队。这一次虽然不像以后再次来时,对他的创作发生那么深的影响,但他结识了一批有性格的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包括烈面的大队社书记、陈家大院的二麻哥、妇女干部陈秀碧、幼儿园老师曹惠芳等。这些人迟早要走进他的作品。

  从武胜回来便去北京开第三次文代会。全国的困难局面逐渐明显,国际形势也是紧张的。1961年3月,他接到通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开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为了第二次出国,他穿上并不十分熨帖的西装。

  代表团团长是巴金。这个老朋友的早期著作在1959年前后受到一次粗暴的批判,但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他的真诚待人的品格一如既往。其他七人是刘白羽、冰心、叶君健、李季、韩北屏、杨朔、林林。代表团负有严峻使命,团结亚非作家朋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纪律严明:不能单独出门,不能在室内谈重要问题,不记日记和不写家信。来回路经香港都住在鹰天岭,从半山上可以俯瞰林立的摩天楼。在一次文化界茶会上,见到三十年代认识的叶灵凤。叶告诉他,在港的作家每天至少要写五千字,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此地生活标准与吃“无缝钢管”自然不能相比,反差之大,使他心里不太好受。

  东京会是在3月27日开的。住过两处地方,后一处“福田家”是有名的和式旅馆,颇有风味。讨论时,他同苏联的西蒙诺夫分在一个政治问题小组里。叶君健和这位留有小胡子的《日日夜夜》的作者熟,戏称他为“西公”。许多外国作家都来询问中国的灾情。

  与巴金合作总是愉快的。他们共同拟定了代表团团长在羽田机场群众欢迎会上的讲话稿。会议后半段,团里把他抽出来专门起草了两项发言。会后,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实际由我方负担费用),进行访问。在东京访青野季吉、土歧善磨,在镰仓访藤森成吉,参加东京大学座谈会、宫本百合子纪念会,在内滩访问反对美军基地的农民,他都与巴金在一起。日本友人热爱巴金,认为他有学者风度、长者风度。后来回国在广东从化作总结,他和巴金的观点一致,认为不要把我们的作用夸大了。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唱赞歌。

  解放以来,他和巴金的关系加深,起媒介作用的是每年都要开的人民代表会。从1954年第一届开始,两人都是四川选出的代表。大会组织者总是把他俩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十年中毫无例外。难怪1964年报载巴金改为上海选出的代表,巴金马上来信说: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那么下次开会,我就不能同你住在一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已经习惯了。①

  (第一次开人代会,巴金和我住在前门饭店的一个房间。《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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