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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沙汀画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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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人不修边幅,一年四季老是那一套洋装,但有时也喜欢穿长衫,因此,我们不时也能瞧见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摇摇摆摆地出现在桃源邨中,这种寒碜而且带点稀有的打扮,是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①周扬很高兴他回来协助工作。周立波其时一人也住在辣斐德路,两人的弄堂离得不远,来往方便,沙汀常跑去看他。除了讨论写作,正碰上筹建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这几件大事。

  他在安县葬母期间,“左联”已经解散了。去安县前,即1935年12月中旬,在周扬家里曾开过一次“文委”的扩大会,非“文委”领导成员的沙汀、周立波、于伶等列席。①大家都已知道,巴黎《救国报》上党的《八一宣言》、《国际通讯》上的季米特洛夫报告,特别是萧三给“左联”的长信。萧三当时是“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他的信提出解散“左联”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信是经过内部的交通送到上海史沫特莱处,然后由鲁迅转到周扬手里的。沙汀读过。上海左翼文化界自1935年春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失去党的关系良久,现在得到这些文件,其兴奋状态可以想见。所以会上大家对于解散“文委”所属各联,都无意见。等到沙汀从故乡转回来,一切付诸实行。

  鲁迅先生对解散“左联”和如何解散“左联”,有不同意见,他很久都不知道。待建的统一战线的新组织,开始定名为作家协会,后有人提议扩大范围,才改作中国文艺家协会。沙汀是三十四个发起人之一。艾芜携家返沪,他参加发起是沙汀邀的。他们散发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的材料,协会的筹备在积极进行。但鲁迅不同意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随着两个口号问题的提出,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甚一日。

  这年2月,周立波于《大晚报》发表《“国防文学”与民族性》一文,“国防文学”的口号得到许多响应。沙汀所在的小说散文组里产生分歧。他自然是赞成的,欧阳山他们不表态度。周扬与胡风在报刊上公开展开的关于典型和现实主义的论争,并不能维持在理论讨论的范围内,双方的意气越来越盛。

  沙汀也认为周扬同鲁迅的“误会”多半是胡风造成的。他与胡风的友谊跌到零度以下。胡风在四处传布鲁迅对文艺家协会与“国防文学”的不同看法。周扬这一边1934年秋天以来,便在传布胡风在南京孙科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的事。沙汀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早就与他断绝来往。他们想利用此事来影响鲁迅与胡风的关系,结果反而引起鲁迅的反感。

  4月初,沙汀将茅盾约来家里与周扬会面,希望茅盾从中调解。茅盾也是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他过去多次调解过,这次表示无法说服鲁迅先生,拒绝了。

  不久,听说中央特派员、大家的老朋友冯雪峰由陕北负使命来上海已多日,却一直不会见这边的人。周扬的不满“传染”了沙汀。等文艺家协会连章程、宣言(宣言是茅盾起草的)都已印好,会址租好,召开成立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一切都已就绪,突然,6月1日新出版的《文学丛报》上发表了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他们都认为这是胡风用来对抗“国防文学”的,于是掀起轩然大波。沙汀已经在5月份,被安排参加《文学界》的编委工作。《文学界》、《光明》是周扬、夏衍努力搞起来的刊物,一创刊便卷入两个口号之争。沙汀不是爱动是非的人,他对两个口号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兴趣。当时发生的这场带有宗派情绪的内部纷争,表现出新形势到来以后,革命内部不同的理解。沙汀考虑不深,主要还是在人的品格上考虑得多,认为周扬的人品比胡风的好,因而信任周扬,但鲁迅先生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鲁迅是他的前辈,文学启蒙导师,与鲁迅的某种“背离”使他困惑。不过沙汀是个只认定自己能看到事实的人,他除去埋头写作,主动的社会活动有限,所见所闻都与周扬有关,这就不能没有局限。

  《文学界》6月5日创刊前,茅盾曾约集一批原“左联”成员,在《文学》杂志社座谈。沙汀、荒煤、艾芜、徐懋庸都参加了。茅盾企图说服大家放弃口号之争,但没有见效。散会后,沙汀单独留下一会儿与茅盾谈话。沙汀请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一再说,这口号是党提出来的。沙汀把“这是党提出来的”说得极其认真。茅盾不住地摆头,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始终连一个字都没讲。

  (你当时没有从茅盾的苦笑中感到事情的复杂吗?你让茅盾单方面再发表拥护“国防文学”的文章,可见你不了解事实的全部。现在想来,我是冒冒失失用了“这是党提出的”这句话)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就发表在《文学界》创刊号上。6月10日《光明》创刊,徐懋庸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便出来公开批评胡风另立口号。这一期还有茅盾小说《儿子去开会去了》,夏衍的《包身工》。沙汀在这两本创刊号上,发表的都是小说,即《在祠堂里》和《兽道》。刊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文学界》主编周渊不是周扬,这仅是个假名。直接领导者,是“左联”负责组织工作的党团成员戴平万,通过原创造社的邱韵铎,打通光华书店得以出版。稿费很低,书店能提供的编辑费也很少。编辑部就设在邱韵铎家里,编委还有杨骚、徐懋庸、沙汀。

  在邱家,沙汀开过两次编委会,讨论刊物的内容。徐懋庸自告奋勇,愿为刊物写一篇抗日小说,便是《火焰》,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文学创作。徐早些日子,经任白戈认识沙汀。此人其貌不扬,人很聪明,名士派,也有浙东人的倔强。他一度追求过关露,给她留条子写得也怪:“女人!哪一天我来陪你看电影!”有一次,徐去找关露,恰不在,他就坐在楼梯的最下一级等着。上海普通房子楼梯都很黑,关露回来一脚踩在他身上。他这时与曹聚仁住在一道,沙汀一去,他就叫菜请吃饭。他杂文写得多且好,有鲁迅风,鲁迅为他的《打杂集》写了序。朋友们谈起来都感到徐懋庸是很有趣的人物。

  戴平万很长时间领导沙汀。他是太阳社的成员,沙汀二十年代末在《太阳月刊》上读过他的作品。自加入“左联”以后,从来没听到过戴平万的消息。周扬告他戴刚从东北义勇军折回上海,这时住在一家商号里。戴平万,广东人,中等个子,谈吐幽默。成立文艺家协会时,他见到欧阳予倩,便说:“看,潘金莲来了!”戴一直认为,沙汀是党员,很信任他。

  正是编《文学界》一卷二期的那段日子,一天,戴爽朗地与他谈起来,才知他二十年代入过党,现在关系丢掉了。戴说:“关系没带来,设法证明是很麻烦的事。不如重新加入,我可以介绍。”沙汀当即表示,愿意再次申请。“左联”虽然解散,党团组织依然存在。没过几天,戴便告诉沙汀,他入党的申请被党团通过了。还说,讨论中他批评了党团书记周扬,认为这个人这么熟,为什么不早介绍进来?这样,沙汀便又一次入党。他的联系人便是戴平万和周扬。通过他先后联系的人是荒煤、林淡秋,直到“八·一三”战事发生为止。(最近,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文,他的党龄恢复,从1927年第一次入党算起)

  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会,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菜社举行。到会的约有七、八十人。沙汀专约了艾芜、魏金枝、杜衡、欧阳山、草明。后两人不赞成“国防文学”,未来。杜衡口头上答应,开会那天也没到场。周扬、夏衍都有意回避了。会议公推夏丐尊为主席,傅东华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过了简章、宣言。宣言按照与鲁迅的约定,不写入“国防文学”的口号。讨论时又有争辩,但大部分人同意了。有人提议,给病中的鲁迅先生致慰问信,得到全场的热烈响应。会议选举了茅盾等九人为理事,沙汀等五人为候补理事,签字参加这个协会的共一百一十一人。

  一星期后,鲁迅先生等六十三人,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分裂的形势使得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从未能真正开展活动。只有《文学界》算是协会的会刊,出版了四期。到第二期时,周扬通知沙汀,把他调到《光明》半月刊去。他在《文学界》的编辑位置由荒煤接替。荒煤这时刚发表《长江上》,主要搞戏剧活动。他脑筋反应快,人瘦瘦的,但反而没有后来精力旺盛。

  《光明》开始是个“皮包公司”。编辑部就是沈起予的家。沙汀接替何家槐,每星期去一、两次,取稿、送稿,专看小说方面的。当时,“一二·九”救亡运动兴起,上海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华北事件后扩大,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也自顾不暇,对左翼均放松。大家就想找个有实力的书店,办一种与“左联”过去关门办刊、一二期便被封掉不同的杂志。夏衍找生活书店胡愈之交涉,他们愿意承担,但怕出问题,只搞发行。讨论后找洪深公开出面。洪老夫子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又敢说敢当,就请他挂名做主编兼发行人。沈起予色彩不浓,也出面主编。党的领导是夏衍,加上沈起予的妻子李兰,一个温和、细致、有教养的女性,和沙汀组成了编委。生活书店给的稿费、编辑费都较丰厚,到“七七”事变停刊前,沙汀有五篇重要的故乡小说发表在这里。与夏衍来往较多的也是这一段时间。

  (我知道夏衍很早,他在上海艺大讲《戏剧概论》,我旁听过。左翼搞飞行集会,他参加时不与别人站在一道,看到有巡捕来,便在马路橱窗边东看西看欣赏。他很机警,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个性细密、周到,江浙人的特点。他有这个本事,你上面开会,他晓得内容是不要紧的时候,能在下面写文章。

  《光明》实际是夏衍挂帅。每次编排,主要由他出主意。他作风深入细致,排字、看清样,都很内行。我跟他跑过两三次印刷厂,亲眼见他如何调整版式,当场挥笔填写补白,文思敏捷异常。三十年代在中国倡导集体创作,他是第一个。《光明》发表五六个集体写的剧本,像《走私》、《汉奸的子孙》、《咸鱼主义》等,揭露了日寇的罪行,都是他邀集,在跑马厅附近的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找洪深、章泯等人讨论,分幕,写提纲,然后推选执笔人,写出初稿的。于伶是他的得力助手,当时叫尤兢。我也参加过讨论。——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光明》很重视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5月由白薇转给周扬,介绍到《文学》发表后,反应很强烈,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周扬于是叮嘱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从此,舒便经常给《光明》写稿,并介绍来罗烽、白朗的作品。9月,《光明》一卷七号,还特地编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也是沙汀的劳绩。这“近作集”中,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曾被沈起予压了一些时间,由此引起不满。舒舒便引了罗找到沙汀,要找沈起予“算帐”。这样,沙汀才第一次见到罗烽。徐懋庸后来主编《希望》,在《申报》登广告,夹进一副戏联,有不敬鲁迅之处(沙汀现在还能记得,下联是“去年今日鲁迅徐懋庸笔战方酣”),舒、罗和沙汀都感气愤,一起去找徐。经过道歉,事情才算“和平解决”。至于见到白朗,已经到了“八·一三”后,是在离沪那天的车站上了。

  这时,“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们,群起反对胡风的文章。《光明》第一期,徐懋庸率先发难。第二期周扬《现阶段的文学》更是一篇长文。7月,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涵义,及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此文同时在双方的刊物上登出,《文学界》的这篇是茅盾送来的。

  胡风的口号正式成为鲁迅的口号,沙汀周围的人觉得事情棘手。出于对鲁迅的尊敬,争论的势头缓解下来。可是没想到,8月,鲁迅抱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作家》发表。事先谁也不知道徐写了信。

  徐自己正回浙江天台老家省亲,看到鲁迅文章后,气急地赶回上海,找到沙汀,大诉其苦。说他感觉委屈,在浙江已哭过两场,随即从身上取出他的答辩信,要求在《光明》上发表。徐在沙汀家说这些话时,眼睛通红,十分激动,他显然既敬爱鲁迅,又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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