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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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识，迅速发展到亲密的程度。实际上周尚明1925年已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任了团的成都市委书记。不过在杨子青眼里，他只是省一师最进步的学生而已。
周尚明很有正义感。当时学校里有旧生欺侮新生的陋习，一次，见到一个高年级学生又在侮辱新入学的同学，他挺身出去当众指责，得到杨子青他们的钦佩。周吸收新知识的欲望旺盛，少城公园图书馆成立不久，他在学校办了个“通学证”，每天晚饭后跑去阅读馆内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一读就是两三个钟头，然后积极介绍他们也去。周为人爽朗，说话锋利、机智，有组织才能。在校内他最先与几个同学办起一个文艺性的板报，起名《砧声》，声望很大，吸引杨子青每期都去看。很快地，全校各班都纷纷办起了这种板报。
周多才多能，话剧演得也不错。在校外组织了少年俱乐部，十一班好几个同学像陈昌村、石邦榘，被他带动去参加演戏。上演过《刀痕》、《一个漂泊者》（据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改编）、《假洋鬼子》（据《阿Q正传》改编）等剧目。周在一个戏里饰过哑巴，在成都演出了名，所以后来他在下莲池被枪杀，有的小孩子听说了，回家抱住母亲哭，说“哑巴也死了”！周尚明演戏，杨子青当过配角。周的精神、人格力量显然吸引了他。
这时候，在成都的青年学生中，“五四”以后思想的分化渐渐演变为政治斗争。按照不同的政治信仰，青年们分成了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派。杨子青周围比较接近的同学大都看不起国民党。因为省一师的学监罗锐伯曾经为国民党内部的一次选举，企图拉自己的学生冒充代表去投票，结果被他们拒绝，从此威信大降。加上他们周围没有左派国民党的多少活动，形成了自然的疏远。
可是国家主义派的风头在省一师却很足。特别是其首领四川人曾琦1924年由法国回来，办了《醒狮周报》，推波逐澜，发展了一些青年学生。他当时不知道，四川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这时已经初步建成。国立成都大学在声援“五卅”运动中由党团发起而组建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便坚决地同“醒狮派”斗争，被称为“社科社”。与社科社取一致立场的，有省一中的石犀社，师大的导社，法专的共进社和省一师的赤锋社。周尚明便是赤锋社的领导人之一。十一班里“醒狮派”的学生不少，周尚明他们与不提反帝反军阀，又反对三民主义里面的“民权”、“民生”，主张所谓“救国”论的同学，时常展开唇枪舌战。杨子青也和周尚明一样，幽默地称他们为“狗儿派”，意思是他们根本不配和“醒狮”的形象连在一起。
杨子青对辩证唯物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的革命倾向已很明显，但是这时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别人对他的军阀舅舅的背景是否有所“警惕”，或者也令他自己迟疑不前，这都是可能的。至少后来袁诗尧老师听说要把他派到安县去搞组织活动，便曾在内部表示过不以为然。袁不够了解他，也不知道周尚明在省一师高年级的学习阶段里已经完全信任他的这段经历。而这段经历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一部分进步青年相仿，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道路，并不是文学。
1925年5月，杨子青被舅父和母亲催着回家结婚。女方即李丰庭之女李增峨。在郑慕周当上旅长之后，他与李丰庭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川防区制时代，凡能占据到现在专区那么大一块地盘的军阀，不仅可以任意决定防区内各级行政官员，还可预征粮食，制造铜币，做稳土皇帝。郑慕周的防区也不算小了，松、理、茂、汶，又兼汉军统领。李丰庭就被他保荐去茂县当过县长。但没多久，茂县境内发生一次教案，几个基督教徒遭了抢劫，死了一个。责任追查下来，将李撤了。慢慢地，李和他从前的下级郑之间有了点隔阂。为了弥合这种缝隙，就由谢象仪力主保媒，让杨家娶进这个李家小姐。其时，杨子青二十一岁，李增峨十七岁。（一个接受了“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应当只有一条路：抗婚。但是你却屈服了。我替你惋惜。我不想反驳，不过我劝你还是去读读鲁迅的传记，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与艾芜的行为不同，把人生想得复杂一点，把人想得复杂一点）
杨子青平稳地接受了这桩包办婚姻。他没有立时反抗，这是他与汤道耕的相异之处。山区的童年生活，似乎给他以后带来冷峭和不动声色的文学个性。富庶的故乡平原使汤道耕的小说充满感情色彩。但在日常生活里恰恰相反，他是太懂得社会上的人情，他受人与人关系的牵掣太深，很少自管自地行事。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也经常要为自己溢于表面的热切人生态度，付出感情、时间的代价。
眼前的李增峨是母亲给他的“一件礼物”（鲁迅谈他的旧式妻子朱安语），是舅父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平衡性交易。他对这两个人的感情，他对母亲的孝心，对舅父的从小敬爱，很难使他违逆。省一师的环境里没有女性，黄玉颀这时太小，当时还根本没有作为爱恋对象的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影子而已。这样，非自由的婚姻所能引起的反感，被亲情的层层绳索捆住，被对即将降临的两性神秘世界压倒，暂时潜伏深藏起来。
迎娶的场面很大，李增峨的陪嫁也不少。县城里这样体面的两亲结了亲，双方都想全力把婚事办好。杨子青挑开新娘的盖头，看到的是一张年轻而丰润的脸，额前的刘海黑得发亮。她不能算美艳，也绝不丑陋。穿了长到及地的裙子，上身是当时流行的那种袖子短而宽大的绸衫。直到1986年在绵阳沙汀大女儿杨刚俊家里人们看到这位老太太，还隐约可以推想她当年贤良的影子。
李增峨与他的夫妻生活过得也十分平静。他很快就回省继续追求他的新思潮去了，留下妻子在家里。李的脾气和善，少言寡语。她脑筋清楚，粗识几个字，能看简单的书、唱本、皇历，但不会写。后来与他分居，但一直与婆母和睦相处。她总是埋怨说，为什么当年她父亲不让她读书呢？如果读了书，朝熙就不会不要她。
（这是谁告诉你的，有根据吗？你说呢？你不相信她会这样想？我看这是你感到这句话里你前妻的感情冲击了。她毕竟一生只跟了一个男人）
李增峨是小脚。现在所能找到的他对李不满意的最大根据，便在这双脚上。虽然他是用曲折幽默的语调来叙述的。（李增峨年轻时还是漂漂亮亮的，但是缠脚。我这个人有时爱开玩笑。汶江小学有个教师叫郑学元，河清乡人，这个人有学问，我当教育局长时，他是视学，后来当过小学校长。我在成都他曾跑去，说很快要结婚了，是父亲给他订的，女方人不错，就是一双小脚。我张口就说，你结婚我送你一件东西：放脚药水！那个时候女人已经有改造脚了，投机商人想出法子专卖这种药水，说是用来洗脚可慢慢把脚放大。这当然是骗钱的。郑一听我这样说当即不悦，以后终于没有同意这门亲事。——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段话充满弦外之音。老年的他刚刚谈到年轻的李增峨的缠脚，便陡然地叉过话去，大谈了一个同事的小脚待嫁女人是如何被他的一席趣语断送掉的。这里不就暗含了他最终会和鲁迅一样背叛已经承诺、执行下来的婚约了吗？
而对于李增峨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悲剧。他们平静地生活了四五年。他正在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处于不安定状态中，李对丈夫很体贴，两人很少争吵，至少要比他与黄玉颀的争吵少得多。到1928年两人基本分居后，她还为他生下第二个孩子，即长子刚锐。但是，不争吵的夫妻不一定是幸福的夫妻。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刚俊在罗江当县委宣传部长，父亲路过该县去看她，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母从其娘家接了出来赡养。那一次，他见到了李增峨。
刚俊说：“爸爸，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们分居这么些年也不办一个手续，我看不太好。”
父亲同意了，说：“那么，今后我来负责你母亲的生活费用吧。”
女儿没有同意。就这样，他在自己女儿的提议和帮助下，在整整二十多年过去后，与李增峨，正式离婚。这笔婚姻的旧帐和新帐的恩恩怨怨，是否就此了结了呢？也只有历史知道。
这时还是二十年代的中期，四川的新旧变动之快让老百姓摸不着头脑。全国是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走马灯一样上去下来。四川表面打的是五色旗，实际却是刘湘、杨森各据一方。归结为“保定”、“速成”两大军事系统的实力之争当然可以，但同系中并非完全一致。只见各自扩充自己的势力，招亡命之徒成军。有枪便有一切，队伍素质糟到不能再糟。1925年速成系杨森发动所谓“统一之战”，刘湘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和贵州军阀袁祖铭等组成“川黔联军”抵挡，反转来将杨逐出成都。刘湘占据了川东，成都被三个保定系的军阀刘、邓、田占领，仍然是勾心斗角、矛盾百出。
就在1925年那场混战中，郑慕周的上司刘禹久（成勋）岌岌可危，被迫下野。郑与其心腹们商量对策，大部分人都主张对刘倒戈，自谋生路。郑却坚决不从。因为他觉得刘禹久对他太好，他有今日不应忘恩负义。但是这支由他一手带起来的军队的命运，他也不能置之不理。最后，郑慕周毅然决定与刘共进退，把军队转交给他的下属。他本人去职，放弃继续高升的前景，永远离开军旅。
郑慕周下野时已很富有。他回到安县，购置了五百亩田产，做起了士绅。川西北掌握武装的袍哥大爷几乎都是他的旧部与至交，与成都的旧军人也保持往还。他没有倒台。在安县，每一任新县长到任都要去拜会他，假如不想得到他的全力支持，至少也希望不要引起麻烦。郑慕周俨然是安县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这样的人如果作恶，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但幸好他没有忘掉他是怎样从一个“烤大火”的流浪汉混出来的，对新潮流也不是全然无知。杨子青还太嫩，影响舅父还没到时候，但外甥的日益趋新，老有经验的郑慕周看在眼里，也不会不懂得时势是怎么回事。娶着好几房姨太太的下野军人热心地为家乡做些公益事情，和更恶的势力角逐，这里，既有封建士绅和袍哥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有他本人慷慨好义的性格在内。他的作为，与杨子青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发生着密切的关联。郑慕周下野是1926年。这一年的7月，杨子青完成省一师五年的学业，也毕业了。这时他二十二岁，与同学比是个老大哥。他读了不少新文化的书籍，哲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接近着四川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迟来的启蒙显示了出其不意的优势，由无条件接受“五四”民主主义思想跨越到社会主义边缘，两步似乎并成了一步来走，加上对新文学发生的向往，彻底改变了他旧日军阀子弟的生活态度。他结婚是在老宅。但随着哥哥跟着舅父积下一些钱财，母亲在振兴家业思想的驱使下，买下并建起了杨家碾房，同时，感到两个儿子都已成家，房子住得挤了，开始在碾房一侧兴建新房。规模搞大了，以至不惜大肆借款来盖新的院落，连郑慕周都感到不妥。这是母亲多年心里酿成的一个梦。
他已经变了。母亲治家的理想，在他心目中无形缩小，失去光彩。他利用次子的优越地位，向家里提出出川求学的计划。他想去的学校本来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大学。这后一个学校，因他读过它们的社会科学的讲义，觉得是把革命和读书两相结合的好处所。去北京大学，因想到有可能使自己成为鲁迅的学生，也十分向往。在政治上他热烈拥护国共合作的新潮，赞成在广东已于7月份宣言誓师的“北伐”。有机会能去看看全国沸腾的政治情势，也是他极愿意的。刚好，下野后的舅父在北京了解局势和拜会朋友，来信要他去考学校。这样，他便打点行装，准备第一次离别故乡远行。
外面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他不清楚。当他登上重庆朝天门江边的一艘火轮，站到船头看两江汇合的滔滔洪波，他只是确信，东出夔门，迎面而来的必是一个更大的天地。他的年龄使他对生活的憧憬、追求，大大高过于对人生现实的忧虑、失望。这时候，他还没有学会忧虑和失望。这是你第一次出川。每次离川和回川，构成你一个生命之圈。开放这圈，你受到外来的冲击；封闭这个圈，你又实现了你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