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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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头号大将为石达开，他又被称为翼王，五千岁。在所有最初的领袖当中，他是最有能力的，眼见太平军的内斗不止，他的理想幻灭了，最终于1857年离开了南京。带领着十万个将士，他展开了一段长达六年的军事行动，预演了共产党的长征。他的太平军以z字形穿越了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最后抵达了长江河谷。后来他们抵达了涪陵，顺着桃花山的山坡向上，他们的山顶竖起了天国的旗帜。
在干净的日子，从插旗山的山顶望去，涪陵的一切可尽收眼底。但在秋季，当季节性的雨水和雾气厚厚笼罩于城市之上，有些日子里视野会被云层遮挡，江那头的涪陵就只留了声音：喇叭，马达以及建筑工地的声音从浓雾那头传来。有些时候雾气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时间。但这时就会有些什么出现了——温度的急剧变化，一阵持续的风——突然间，视野清晰了。
大山的南边相当陡峭，急剧落入了梯田山谷，靠近乌江处，大地在江东区被分割为一片片区域：师专，从远处看上去很小；陶瓷厂，它的烟囱向空气中排出黄色的灰；长长的水泥码头，以及老旧的轮渡船。河水缓缓流淌，像群山之间细细长长的灰色丝带。
在雾气中，涪陵城看上去又脏又旧，它的建筑好像被粗心大意地乱扔在群山之间，不过它看上去也很大。在地面上看时，根本无法对涪陵的体积有所认识，但从插旗山上望去，城市的大小突然就很清楚了。灰色的建筑群一堆一堆，伸向远远的天际线，越过远处针一般的纪念碑，到达革命烈士墓。然而以中国标准来说，它还是个小城——一个镇，应该说——在乱七八糟的建筑周围，群山翠绿，很是醒目。
但它们中没一座能真正算是野山。从插旗山上四处眺望，大概每个方向都能望出六英里那么远，在每一块区域，几乎每一寸土都被开垦过。大山本身也是：在山顶时一个果园，一个花园，有一个很大的农场躺在山的一侧，斜坡被分割成了梯田，把山坡变成了块块的平地。
在山顶种植着桃树和橘子树从，这儿太陡了，没法作梯田。稍微低点儿，坡度变缓，农民们将山地开垦为片片的菜地——卷心菜，土豆，大豆，萝卜。再低点，宽阔的平地足够种植谷物了，现在是秋季，快到时候种植冬麦了。农民们会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播种，每两三道之间，他们会留出两英尺的空隙。在三月，冬麦收割的两个月前，他们会在空隙处种上玉米。没有土地会被浪费的，没有任何事会被拖延或是匆忙完成；每件事有它的季节，每个季节都有农民们用自己的双手做着简单的工作。
大山的更低处，稻田已在几个星期前便收割过了；现在田地干燥，黄色的残株从土里伸出。绝大多数稻田都分布在南侧的山边河谷，在那里，土地平壤，足够被留出一块块能够蓄水的平台。在大山的所有作物中，稻谷的程序最为复杂。它在三月里播种，密密地种植，然后在四月里，青青的秧苗被拔出，用手移植到水淹了的田地中。在七月和八月，稻谷收割了，打谷了，干涸的田地可被用作种植蔬菜或冬麦。这样循环不息，一季一季，一年又一年，有时，在一片小小的耕地上，可以看见一年里所有的作物更替：从稻子到蔬菜，从蔬菜到小麦，从小麦到稻谷。
山脚处被临近乌江的一条漫布灰尘的马路切开。在马路之下，山坡变得陡峭，但即便这块常被洪水淹没的地方也用来种植冬日的土豆和芥菜。这些小小的菜地一直延伸到乌江的岩石岸边，那儿有一条生锈的小船停在两江交汇处。船的甲板上没有货物，船舱上飘着面红色国旗。这船抵达了长江，旋转着适应水流。它的马达咻咻作响。有一阵它停顿下来，被江水定住了——在大山下，在城市前方，被交汇的水流锁住。然后螺旋桨抓住了快速流淌的江水，船身逆流而上。
石达开和他的部队从涪陵往西，沿着河谷而上。他们行军过了重庆和泸州，然后他们离开了长江，进入了四川西部的山区。在这时，行军已有多年的时间了，在南京的天国已是摇摇欲坠，到得最后，这次勇敢的探险成了撤退。
部队沿着大渡河两岸前行，这是一条大山里的河，在四川的西部，河水碧绿而冰冷。这条大河从前曾目睹过伟大的战役——三国年间，十六个世纪以前。现在，清政府的追兵已近了，想要把石达开和他的军队困在这狭隘的河谷当中。那是1863年。
为了庆祝石达开喜得贵子，军队在河谷停顿了三天时间。仪式颇为精心，因为这男孩是天朝的王子——翼王之子，圣灵的闪电，五千岁。但天朝已经快入历史的尘埃了，石达开的五千岁也即将被切断。在大渡河的停留后果是致命的；清廷的军队包围了反叛者们，在协商了他的五个妻妾以及孩子们免除酷刑后，石达开投降了。他请求他的逮捕者处决了他而放过他的忠实跟随者，现在的人数已从十万减少到了两千。清廷的将领耐心倾听了他的请求，然后把太平军悉数屠戮，将翼王凌迟处死。
七十二年后，毛泽东带领他的共产党军队，在长征的核心时刻，也来到了这同一条河。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将红军摧毁的边缘，历史的教训告诉毛不能拖延。他的部队稳步向北方挺进，直到他们到达了泸定桥，一座古老的铁索桥，由国民党的军队严密防守。情形看似无望了。
三十个红军士兵志愿突破。在机关枪的掩护下，他们爬过了铁桥，一个接着一个，铁索连着铁索，冲破障碍，突破了敌人的枪林。整个共产党部队成功越过了大河，挺过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战。那年的尾声，八千个毛的士兵，从出发的八万人中仅余的士兵们，在陕西省北部结束了他们的翻山越岭。他们建立了根据地，力量稳步增长，一个村落连着一个村落，一个省连着一个省，他们征服了国家；在每个城镇他们宣传他们的教条，那是一种野蛮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松散地建立在苏联的模式之上。十四年后，在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反对鸦片，裹脚，卖淫，赌博，他们从中国农民那儿获得了广大支持，农民们对地主和腐败的国民党没多少同情。但毛泽东缺乏足够的眼光和经验来治理一个国家，权力欲鼓动他建立起了一种个人崇拜。那些领头的干部们开始染上了他们所推翻的统治者的奢侈病；大宅，佞臣，姬妾。
但即便到了1990年代的末期，在国家的经济快速私有化，腐败的故事开始猖獗时，官方所持的历史观点依然稳固。共产党的历史观对过往的农民造反总是理想化的，好比太平天国，即便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公园里还有石达开的雕塑。而对该运动的一些其他方面，则相反的，予以淡化——中国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太平天国那种奇怪的基督教，在涪陵，许多学生不知道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但学生们知道他是农民革命者，知道毛泽东成功了而洪秀全失败了。这种回音被看作是合法性的依据，而不是一个征兆，显示中国的历史，就和其土地一样，总是沿着循环的模式进行。
大渡河往南奔向乐山，在那儿，在世界上最大的雕刻佛像漠然的注视下，流入岷江。岷江向西南流去宜宾，在那儿融入长江，然后，大江奔向西北，三百英里后，掠过插旗山的葱绿梯田。今天在山的圆顶上没有旗帜飘扬。重名的大山巍巍屹立于大江之上，它那坚实的体型让人想起四川诗人杜甫于一千年前所写：
国破山河在。
3 跑步
我常在早晨跑去插旗山的山顶。边跑我边读着路两边的宣传标语，虽然起初它们中我不认得几个。在伸往大山的路上有三处标语，对我来说，它们看似如此：
construct a spiritual 文化； replace the old concept of giving birth
controlling人口growth promotes social development
education是 the foundation which a 国is built＇1＇
我在校园的中心结束我的晨跑，这儿离教学楼不远，这儿有一块石墙为背景，刻着一排三英尺高的大字：
teaching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enviroment educates 人＇2＇
头几个月里，中文在我眼中就是如此。到涪陵的时候，我认得四十个字，全都很简单的字：人，中，国，上，下，长，男，女。没多少时间学；和平队在成都给了我们两个月时间的密集训练，但重点是学足够的普通话口语，功能性的。要学汉语文字，我们得靠我们自己，到涪陵之间我没足够时间。
我到涪陵是为了教书，但我还有另外两个动机：我想这经历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还有，我想学中文。这些都是很清晰的目标，但如何实现，则不那么清晰了。我希望写作能自发进行——我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做很多笔记，最终，当我感觉准备好了，我就将开始写作。但中文是另一回事儿了，我从来没试过这样的事儿。
这也是我决定通过和平队来中国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教我汉语。他们的成都培训课程是很棒的；课堂很小，老师富于经验，进步相当容易。然而，到了涪陵，学习语言就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了。和平队愿意为我们花钱请家教，但我得自己去找到他们，而且我得自己决定用什么教科书，如何来架构我的课程。这任务叫人心悸——我得弄明白怎么去学中文。
在头几个星期，傅主任帮亚当和我去找家教。他跟我们一样茫无头绪——他从没见过一个外国人想要学中文的，而且我怀疑，私底下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外国人学不了中文——涪陵的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尝试时，我的学生们觉得很搞笑。他们会让我说一点中文，或写下一两个字，然后嘲笑我的努力。开始我不介意，但很快就感到烦了。他们以为我只是随便玩玩而已，事实上我是认真的：我知道学习中文将是我在涪陵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许许多多的事儿都依赖于掌握这门语言——我的友谊，我在这城里的工作，我对这城市的理解。
我想学中文，也可以说是出于我的固执，因为身为外国人，人们认为你根本做不到。这种相当低的期望值可有个悠久传统了；早在1800年代的初期，中国人向外国人传授语言是违法的，有不少中国人因为做了英国小孩的的家教而入狱，甚至被处决。历史的这一页让我着迷：有几种语言是那么神圣到禁止外传的呢？当然，这些法律在一百多年来改变了许多，但中国在对外开放上态度依旧暧昧，而语言问题则是核心。如果够明智的话，我就不会来这儿呆上两年，也不会去学说中文。对我来说，学习中文就和完成我的教师职责一样重要。
但其他的所有人都并不明白我的这种需要。傅主任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家教，大概他指望我们自己慢慢就忘了这回事儿。我们不需要中国人来教我们，毕竟我们已经懂了不少，足以去买杂货，去当地馆子吃饭了。那就够了，人们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看作教英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的动物——昂贵而又顽劣的拉货的马匹，来教文学与文化。他们给了我们干部的公寓住，给了我们长虹牌的彩色电视，带遥控的。我们的卧室里有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错的厨房，以及两个漂亮的阳台。我们的学生很顺从，又尊敬我们。尽管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领导们还是私下给我们的同事和同学指示说，在课堂外避免跟我们接触。这很正常。外国人总是不乏风险的，尤其在政治层面上，在任何情形下，我们也不需要在学校里结交什么亲密伙伴。我们可以在白天教书，晚上回到我们舒适的鸟笼里，而且，如果我们需要友谊的话，我们本来就有两个人嘛，可以自己跟自己玩。他们甚至给了我们电话，可以打给四川其他地方的和平队志愿者。
某些较具深度的学生察觉到，我们的生活并不完整。在日志中，索迪写给了一张短条，用第三人称很礼貌地说：
皮特和亚当来到我们的学校教英文，不收取酬劳。我们感谢这样的行为。但我们为皮特与亚当的生活而担心。比方说：皮特和亚当几乎不懂汉语，所以他们看不了中国的电视节目。我想你们的生活会很困难。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打发空闲时间的。
这是个好问题。我的教学与备课时间加起来，一个星期也用不了三十个小时。我在清晨跑步，有时到山上散布。亚当和我会打篮球，玩飞盘。我在电脑上写作。我作些未来的打算——以后在课堂上要用到的题目，可能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我最多想到的，还是这城市里有许多有待探索，发现，但在最初时，这儿是个最难向我开放的地方。
从我的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