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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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另一章节也有其生动处，叫作“社会问题”。其中有部分写道：
美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非常迅猛，而社会的精神则逐渐空洞，社会变得越来越腐败……很多社会科学家声称，在1960年代前，婚前性行为也不是不普遍。但今日的不同处在于，很多年轻人将其视作结婚前的标准行为。有些美国人说这不过是很随意的事儿；有些人找借口说，婚前性关系是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这听起来真是荒唐。这种“新道德”无非是“不道德”。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文明”。
同性恋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它。它正在广泛传播。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婚姻或恋爱失败。有些人结婚后深感失望。是以他们决定不再去爱异性，反之，去爱同性作为报复。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有些人出于新鲜，好奇，如我们所知，美国人很具冒险精神。所以他们尝试同性恋，作为新的刺激。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精神上的空虚，社会秩序的扭曲。
这章还列出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药物问题，宗教狂热——然后，给出了美国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来自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资本家的社会里，虽然科学和技术非常发达，有些人们都深受精神空虚之苦。是以他们只求新鲜刺激。所以，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完结了，这些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要教这么一本书可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谷子和谷壳分离开来：要告诉学生们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美国的确是严重问题，但同时，他们也得明白，对许多人来说，同性恋根本不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他们能了解到并非因资本主义才导致了同性恋，那也会是好事）。而在学生们的头脑中，这书要么是对，要么就是错。这里没有中间地带，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则阻止他们去质疑官方的文本。
作为一个外国教师，要解决的问题是，尝试和这片政治环境协调，找到自己的路。这种技能是逐渐获得的——随时间的发展，亚当和我逐步学会了如何将政治最小化，去寻找一些话题和恰当的方式跟学生接触，而不至于直接激发膝跳反应。我的文学课程要容易些，尤其现在我们正上着诗歌课，把一切都简化了。
本来它倒不应该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学的第一首诗便是莎士比亚的，我没刻意让课程很容易。我向同学们作了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定义，把其中的第十八首诗打散，逐句逐句的。我们学习了点古英语，一些名辞，然后分小组让他们把诗拼起来。虽然第一句我是告诉他们了，我依然认为这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的目的只是让他们努力尝试，直到这诗歌的形式对他们来说变得逐渐熟悉起来。但他们没有去想到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在涪陵教书的容易之处。学生们会做任何的功课，从不抱怨，大概他们都知道，即便做最困难的文学作业，也比在齐膝深的泥塘里赶着水牛要好。而各小组在努力拼诗的时候，我则望着乌江上的渔船和货船。
一个小时内他们就完成了。有些小组只是接近，但每个班上，总有两三组搞定了：
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的一天？
你比夏日更为美丽温婉。
狂风将五月的蓓蕾凋残，
夏日的勾留何其短暂？
休恋那丽日当空，
转眼会云雾迷蒙。
休叹那百花飘零，
催折于无常的天命。
唯有你永恒的夏日常新，
你的美亦将毫发无损。
死神也无缘将你幽禁，
你在我永恒的诗中长存。
只要世间尚有人类，尚有能看的眼睛，
这诗就将流传，赋予你新的生命。
他们理解这诗的形式；正像他们能拼起来那样，他们也可以将之分解。他们能扫描到其节奏——他们了解每一句的重点所在，他们也能发现其中不连贯处。他们对自己读着诗，在课桌上，轻轻的。他们听到了这首诗。这是很少美国学生能做到的，至少我的经验如是。我们美国人难以从朗读诗歌中去发现它的音韵，长久以来，在受教育的人当中，这技能就已消失了。但我的涪陵的学生还保留着它——没什么东西去破坏了它，即便是电视的新世纪，甚至文化大革命也不能。
诗歌从不叫他们厌烦。唯一的障碍无非是言语，新的词汇，那些古英文，而他们对其都有无限的耐心。我们细细研读第十八首，直到我们蒸馏出了其诗歌的不朽，我问他们，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女人的确获得了永生么？有些人摇头——毕竟，这是四百年前了——有些人则犹豫了。我问他们那女人活在哪儿？
“英国”，阿姆斯特朗说，我大多数问题都是他回答的。
“那是何时？”
“大约1600年。”
“想想看，”我说。“四百年前，莎士比亚爱过一个女人，为她写了首诗。他说他将令其美貌永存——那是他的承诺。今天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你们没见过他描绘的四百年前的女人。但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在想着她。”
绝对的沉默。通常涪陵是一片喇叭与建筑工地的战场，而此时此刻，教师里彻底的安静着了。在沉默中，有尊敬与敬畏，而我也分享于其中。那首诗我读过无数遍了，但知道我站在我的班级面前，倾听他们的沉默时，我才真正听到了它。他们在思考着十四行诗的奇迹。
过得一阵，我让他们描绘他们在沉默中所见，中国人眼中的莎氏女子：
她的皮肤如同冰雪。她的长发如瀑布；她的眼睛让你过目难忘。她的个头高高。她的小嘴红似玫瑰，眉日柳枝。她的手指细胜青葱。
她看似快要开放的荷花。她的长发如瀑布。她的肘弯如新月。她的嘴巴红似樱桃。她的双眼明媚。她如水温柔。
她很苗条，长发黑黑。她的眼睛大而明亮，充满娇羞。她的双眉如两道柳枝。她的嘴唇非常迷人。她的肌肤如凝脂。
她的头发如金色的波浪。她的皮肤光洁让人想到大理石。她的腰肢柔软如水草，她的手指如洋葱的根。
她如乡下的女人一般自然，朴实。她像水晶一般纯洁。她就像一首浮动的诗。
在我们想象中，她很美，有种忧郁的情调。在我们中国，有四大美人，也许她就像其中之一——王昭君。对我们来说，言语无法形容其美丽。我们只能说她很美。
他们的描写中有一种新颖处，有一种密度，我之前从未在学生作业里读过。部分原因大概在于所学的是外国文学。我们相互交换着陈词滥调，而彼此不知：我并不知道中国传统诗歌中常以青葱比喻女人的手指，他们也不知道莎氏十八首中的诗的永生已被评论了无数遍，几近死亡了。我们的交换使得一切都是新的了：再没有乏味的诗歌，没有演滥的戏剧，没有那种像被医生诊断式研究过的角色。我布置贝奥武夫时没有人在底下做痛苦状抗议——对他们来说，这是个挺好的关于怪兽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在教室里学习的核心，在那些好日子里我们从未离开过它。但这儿总有许多东西包围着我们：学校的规章秩序，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这些力量始终存在，在课堂外的某个地方盘旋，有时我总能感觉到它们给我们的压力，当扳机拉动，党介入了。偶尔有些学生会写到说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在他批评英国资本主义的时候（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中国人对威尼斯商人很熟悉），有人说哈姆雷特是个好角色，因为他对农民很关心。其他学生告诉我说，在仲夏夜之梦中，农民乃是最有力的角色，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无产阶级，那是革命开始的地方。
对这些评论我的反应是混杂的。看到学生们和文本发生互动交流，我感觉不错，然而对于莎士比亚被共产党的宣传收编，我就没那么大的热情了。我发觉自己在抵制那些诠释，尽管很小心——考虑到我的学生的背景。我不会那么直言不讳，说仲夏夜梦里的农民只是用作增添喜剧气氛的小丑罢了。但我会有某些方式，来回答那些我认为被误导了的读解。我说到，哈姆雷特是一个伟大的角色，并非出于他对农民深抱关怀，而是因为他深切关怀自己，而且他在这一点上还十分的雄辩；而且我指出莎士比亚乃是个小资产阶级，通过他在戏剧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
我第一次开始理解到为何文学会那么经常滑入政治当中。从前我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我主修英文，在毕业后我在牛津读了两年的英语和英语文学。我最初的计划是成为一个文学教授，但对英文系的所见所闻让我逐渐失去了对其的热爱，尤其是美国的学校。部分原因和美学有关——我发现我无法读文学评论，因为它那种学术式的僵化感，距离那些好作品中展现出的优雅实在太过遥远。而且大多数的评论我都不能理解其义，那些看上去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笨拙地没了救的词语组合。什么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些都无法简洁清晰地解释出来——就像我这些涪陵的学生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般，踉踉跄跄。
但主要的，我还是讨厌文学的政治化，在西方：文学被当作社会分析而不是艺术来阅读，书本被用来服务这个或那个的政治理论。很少有一个评论是针对文本本身所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文本被扭曲了，让其可以为评论者所持的观念作出注解。那儿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性主义评论家，后殖民的评论家；他们几乎总是挥舞着他们的理论，好似模具一般，把书本强塞进去，把它们压成同一形状的整齐产品。马克思主义者读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得出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者得出了后殖民。这就好像一遍遍读一本不知所云的书。
而且我也讨厌英文学院总是胡乱修改真经，试图制作出一张多元文化的书单来，就好象他们放在本科宣传册上的假照片。在我看来，关于文学，建立和尊敬一个文化的基础是有价值的，现在，在中国，我看到了根基被撕裂后的情状。多少年来，中国人一味开采文学的社会价值，尤其在文革期间，除了如“红色娘子军”等寥寥几个政治作品外，所有的京剧都被严禁。即便今天依然有很多处于失落状态。我们的学生们都知道马克思，而没有人了解孔子。
但同时，我现在能以更多的人道眼光来看待政治化的原因。我认识到，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很自然的，你会希望莎士比亚站在你那边——如果他不是那么合适的话，你就曲解他的文字来服务于自己的意图。或者，如果他拒绝跟随，那就将其从真经的行列里驱逐出去。
这些事儿在中国经常发生，而我惊讶发现到，在某些方面，我的学生们比普林斯顿或牛津的学生更懂得回避政治。随着学期渐进，课堂外的政治势力似乎漂得越来越远了，大概因为教材是外文的缘故。这些外国文学那么新颖，那么不同，学生们通常都忘了他们标准化的政治指导路线，而且我们也绕过了美国那些英文学院的许多麻烦。没一个学生介意在这个秋季学期里我们一直学的都是早死了的白人男性作家，就好象他们不介意一个活着的白人男性在给他们上课。对他们而言，我们都只是外国人。
不去太多担心政治，他们的能力聚集在理解阅读材料上。他们倾听诗歌的声音，他们掂量故事中人物的分量。他们做得很认真——对他们来说，文学不止是游戏，而其中的人物，得像真人一样来评判。他们学了一段哈姆雷特的概要，之后一个叫莉莉（lily）的女孩在日志中回应道：
哈斯勒先生，您喜欢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他应当把真相告知他亲爱的人，奥菲利娅，请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两个爱人应当同担祸福。还有，我不喜欢他的犹豫。作为一个男人，他想做什么都应当坚决。
你不可能在牛津听到这样的话。你不能这么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这人很糟糕。所有说的话都应当机灵点儿；你得认识到，哈姆雷特是个文本中的角色，你得按顺序解剖这个人物，一层一层的，不仅是剧本它本身，还要考虑到那些人就这个剧本写过的所有东西。你得要考虑所有评论家说的话，他们那些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胡说八道都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剧本上。你得要考虑这个剧本和当今的潮流，当今社会的事件如何联系。这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