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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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辩护。但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谈论那些良好经历上，我说，至今为止，我最好的体验，就是学习中文，以及跟城里的人交往。我告诉她，对于她跟孔老师把他们的友谊，他们的耐心延伸到我的身上，我特别怀有敬意；其他人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那些课程在五月份结束了，因为她怀孕的缘故。我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六层，而我强烈建议道，我们最后的家教课，应该在她家，或者别的较为方便的地方。她不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而爬那么多阶梯到我的办公室很累人。
但到了最后，她还是非常中国——只有在我的办公室碰面才是对的，我们得在那儿上课。这跟怀孕，跟楼梯没关系；事情就该那么进行。这是中国人的方式。
在五月初，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课。她努力爬上楼梯，喘着气，我给了她几分钟时间来恢复。就跟许多的中国女人一样，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大部分依然很瘦——好像有人缝了个大包裹到她肚子里了。最后她停止喘气，我们开始上课。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挺直身体，大口喘气，冲出了门外。我能听见她在门外的痰盂里呕吐，然后匆忙冲去了洗手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以为她将取消课程，但我现在更了解她了——我们会完成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知道她回来时会怎么做，会说什么。而且我知道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女人沉静的自豪与坚韧，它从令人恼火，到了今天让人钦佩，甚至慰藉。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笑着，红了脸，说，“对不起。”
“你想要中止课程吗？”我问。
“不。没事——在上午这个时候我经常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今天不用继续。”
“没事，”她坚定道。“现在——请继续说我走之前你说的。”
我照办了。
通过给洛杉矶时报写的几个故事，我挣了点钱，而我把它们捐给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钱，想给院子里一面新墙绘上壁画。我捐钱的时候，他谢了我。
“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说，握了他的手。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毛与邓的画像。李神父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走后，我们会记得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念一次弥撒。”
“谢谢，”我说，然后我想起来。“你能为我外祖父念一次弥撒么？”
“当然。在这儿写下他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弗兰克安塞尔木迪兹。安塞尔木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后给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写下了，把纸递还给神甫。
“当我外祖父年轻时，他曾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他想要来中国的。”我曾经对李神父说到过他，然而现在我重复一遍，觉得这很重要。
“罗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神甫说。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儿。”
“我从没去过，”他说，对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没成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这里给他念一回弥撒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父说，点着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会找个时候回来，看看那面新墙。”
“这里永远欢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这里的高墙挡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儿在四个现代化的标语牌周围开放。这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想着我的外祖父与这个老神甫，突然间，非常伤感，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说。但我迅速走出了院子，进入了城市的喧嚣中。
在最后一周，我给文学班学生们安排了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现在病得很厉害了，而她提前几个钟头考完了，以便搭中午的汽车回家。我提议让她迟点考试，或者压根儿不用了；她一直是最好的学生之一，而她父亲的情况听起来很不好。但她坚持在离开涪陵前参加测验。
那个下午，我在规定的时间监考。与往常一样，他们相当紧张，很认真作着，虽然我注意到有一个女孩苏三，看起来有点分神。她很苍白，大多数时间都把头放在桌上。
我当时没多想。今天是亚当的生日，在考试后，我们在当地的餐馆，叫上所有同学一起欢宴。每个人都喝太多了，这个晚上很棒，我们又去了学生之家，冯小芹又给了我们更多啤酒喝。
在晚上的某个时刻，莫金钱告诉我琳达的父亲在她考试时已死了。算命人说对了；现在我真希望我坚持让她另选了时间考试。
第二天，苏三从学校里消失了。故事渐渐传出来，点点滴滴的。四天前，她做了堕胎手术，而考试前一晚，她被送去了急症室，因为后发症。到此之前，事情本都保密；我猜想她去找了非法的私人医生，虽然情况并不很清楚。我们能肯定的是，她的急症室之旅惊动了校方，现在他们知道了真相，这是她离开的原因。学生们被抓到发生性行为的话，是要被驱逐的，更别说怀孕了。而且一张纸条会添入他们的档案——不论去到中国何处，那档案都会跟着他们。如果苏三去找任何一份单位的工作，她的上司都会知道她发生过什么事儿。
一群女孩在走廊里低声谈论着，她们的脸色沉重。苏三离开后的那晚，我撞到萨拉与丽萨，在我的办公室外。她们都很严肃，我们说着中文，站在俯视城市的平台上。我问到苏三，丽萨小心地看着我。
“你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吗？”她说。
“是。”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同学告诉我的。”
“你怎么想呢？”
“当然，我想这很不幸。我想她应该被允许毕业。”
“那是不会的，”丽萨道。她是班上较好的一个学生，也比较会思考。我问苏三是否回了家，而丽萨摇着头。
“她不能回家，”她说。“她的父亲非常生气。”
“他怎么知道的？”
“学校告诉他的。当领导们发现了，最初他们答应不去告知她家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说了。同样的事情，几年前发生在苏三姐姐的身上，而当她父亲发现了，他打了她。所以现在苏三不能回家了。她父亲非常生气——对于家庭来说，这很丢脸。这是他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认为系里应该告诉她家吗？”我问。
“我认为这不关他们的事。这是个私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同意，然后我问苏三的男朋友对她如何。
“他挺好。她和他父母的关系挺好，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就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知道，她花了几千块钱，想去在他家乡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现在她不能毕业了，而她也丢了工作。她也没了那笔钱。”
那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儿——老实说，我更担心苏三会不会从哪座桥上跳下去。但我没说出口。
“这种事儿在哪里都会发生，”我说。“在美国，它也非常普遍。”
“人们会怎么处理那种问题？”
“这很困难，跟这里一样，但通常这种事儿都不会公开。也许那是最大的区别。”
“本来就应该那样。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了——整个学校都听说了这件事儿。”
“多数人怎么想？”
“有些人觉得很滑稽；有人觉得她是个坏女人。但我们班上多数学生都为她感到遗憾，虽然我们帮不上什么。”她摇摇头，望向江面。“没办法，”她说。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在过去，我过生日时，总觉得这是别人的事儿——我真的又长了一岁，好像不可能似的。但这次，我知道我是二十九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要更老一点。过去这两年是漫长的，在此期间，我没有离开过中国西部。
在上午，我跟亚当，以及莫金钱去了汽车站，因为琳达要求我们去接她，在她回来时。她带着黑色的袖章，眼睛红红的。在下车后，她想笑笑，一种中国式的勇敢的笑容，把情感收敛起来，压缩起来，控制起来，推到边缘地带——嘴巴的一角，或者额头上一条痕。但今天，那悲伤太重了；她的嘴巴颤抖着，转头望开。
晚上我给文学班的期末测验打分。我想着，在我监考时，所有事情看起来多么愉快啊，我走在一排排低着头的学生中间，他们努力工作着。我喜欢环绕在他们的沉默与专注气氛中，而且我还喜欢这些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在这个场面中有一种单纯感，考试也有种类似的单纯，这些跟涪陵生活的复杂，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者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都无关。这就只是一次文学测验。
在最后那一部分，我要求他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nothing　gold　can　stay”（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her　hardest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f’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
so　eden　sank　to　grief；
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
大自然的第一抹绿意乃是金色，
她最难留住的颜色。
她最早的一片叶子乃是一朵花儿；
但是只停留一点钟儿。
然后叶子便褪为了叶子。
如斯，乐园落入了哀伤，
如斯，黎明落入了白昼。
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我们在五月里学习了那首诗。我曾经细致地分析过它的节奏——我一直是那么做的，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那语言的声音，你可以分解一首诗，不会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理解我所说的，而就是那种课堂时分，让我感到讲授文学之美。在考试中，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走在一排排学生当中，看他们工作。
但现在我意识到，那种单纯，只是海市蜃楼。琳达的父亲在她参加期末考试时，濒于死亡，而苏三在跟恐惧斗争，现在已被驱逐出校。涪陵的许多事情结局都是如此——甚至教书也是，它看起来像是简单直接的工作，其实却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人们给外面世界，尤其给外国人看的，乃是一个掩盖了情感的外饰，然而当你住的时间足够长了，能瞥见点事情的真实状况，感觉更其艰难。当然，在某个程度上，这种困难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我居留涪陵期间，两个学生死了；另一个学生堕胎，被开除；一个父亲死了；一个孩子死了；人们的婚姻在破裂。那些事情在哪儿都有发生。但在涪陵，看见生活的那一面，花的时间较长，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保持着距离，而当距离消失了，却反而更难处理。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突然间发现，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笑容四角。
我对我的和平队中国“服务”从来没有理想化的幻想；我不是来这里拯救谁，或是给这城市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我很高兴在我的涪陵两年生活中，我没有建设什么，或者组织什么，也没有给这地方带来任何重大的变化。我做了一名教师，在我的课余时间，我尝试尽可能地了解这座城市，及其人民。那就是我工作的范围了，而我对那些角色感到舒服，也察觉到了它们的局限。
但现在，我发觉自己在想着，从那些天的讲课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那个记得那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我们学过的别的东西。可以小到某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莎士比亚诗中的一片银色——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住。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而在其单纯之美中，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西。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它的真是持久的，不受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但同时，那里也总有些启示，而有些时候，一首“nothing　gold　can　stay”这样的诗，面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严酷现实来说，仿佛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阵，然后我回去批卷。我并没有任何答案；在最后，我只能做最善意的希望。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好好地过。当然琳达会好的，而莫金钱也会好的，而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也会好，安妮也是，她去深圳工作了，而我的中文老师们也会好，在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也是。大多数人们都会继续生活，做到最好，而大多数的孩子也会比他们的父母做得更好。那真的就是你所能希望的了。也许苏三的情况会不太好，但对此无能为力，就好象珍妮，丽贝卡的情况一样，她们已经失去了她们的人生。没办法。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卷磁带，问我能否把所学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泼的男孩之一，然而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任何话，都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但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现在，我被他的请求打动了。
“我特别想听你念‘渡鸦’”，他说，“还有任何莎士比亚的诗。这样我可以记住你的文学课。“
我告诉他我会在晚上录这卷带子。
“还有，在你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