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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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人间鲁迅》三卷本写成出版。无论思想、情绪、阅读及写作意识，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90年代最初几年，知识界的空气比较沉闷，出版界也相对显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识形态及市场机制的共同调控之下，通俗读物（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引领潮流，媚俗现象比比皆是，各大媒体联成一气，推波助澜。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艺及社科书籍未见衰减，反而有所递增。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外，全国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类译著的出版。比起80年代，这时的翻译，明显扩大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以及思想史等范围。仅法律方面，就有三联的《宪政译丛》、《民权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知识出版社的《人权译丛》等，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近二十年来，全国有影响的社科人文类丛书，有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学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译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长之间，一直隐含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基本上丧失了原创力，一时难以恢复；但是，这种近乎搬运工的工作，却体现了另外一种韧性的力量。总之一面在沦陷，一面在建设，历史毕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摇摆着前进。
80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二十年来，个人阅读大抵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展开的。
革命事关重大，首先是制度问题。托克维尔把书命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着眼点就在于革命与制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写《鲁迅的最后十年》，关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说的还算通顺，就因为啃过一通政党史和宪制史；究其实浏览所得，亦不过常识而已。其次是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还有群众问题，文化心理问题，政治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冲突论”是很重要的方法论；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声，有关的理论也很说明问题。因此，马克思、韦伯、勒庞、达伦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关著作，是我感兴趣的。如果说他们的书是抽象结构构图，那么，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加菜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作为具体事态构图，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脉贲张。
作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较着读过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历史书，革命形态非常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问题。学者们“告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别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对于构成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则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实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远的有民族文化传统，近的有现存制度、斗争情势，还有革命者的素质，诸如此类。坊间近几年出过几种专论暴力的书，如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都没有像我们的学者这样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为革命暴力辩护，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则辩护更力。有关这些具体的革命事件的论述性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有潘恩的《人的权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激进主义》。
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当年便很激动过我的心。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庞大的实体，霍布斯称“利维坦”。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革命如此，艺术也如此。我对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状况没有深究的兴趣，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会，如何影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别看重关于权力的部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包括对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以及同住者自愿服从的反应的描写。但是，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构成权力关系的组织形式、制度、策略和技术，而非现实的人，不涉及团体或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据说后来他表示决心在他的词汇中废除“权力”一词，用“政府”和“治理术”来代替。的确，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说的，那些支配国家机器，主宰现代社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极少数的“权力精英”。精英统治集团的品质、意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对于一个具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由于有了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才有二战及“大屠杀”的发生；有了斯大林的发动，才有了肃反和劳改营。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指出，在野蛮的杀戮中具有一种“现代性”，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个杀人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和苏联并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我较早读到台湾出版的该书的汉译本，曾与大陆译者联系版权，方知台湾方面也不曾购得原著版权，便节选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编入丛刊《读书之旅》，出版后只剩下两章。十年过后，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仍然是节译本。
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状况，关于大屠杀，除了作蓝皮书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卷本外，90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译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系列丛书，计数十种，是相当有魄力的。希特勒传记已出版数种，在写法上，《解读希特勒》颇有新意。此外还有记录希特勒的追随者及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译本数种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国际，苏中关系，所见有数十种译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的多种传记也读作苏联的传记。苏联的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及文学作品，如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是当年的“禁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还有编辑出版的档案材料，那是最坚实的历史的见证，如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91年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我国学者沈志华先后编译出版了大批档案，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90年代后，我们还曾出版过几套“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其中有不少关于苏联及国际共运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来，我以为别具一种理性的力量。
必须从专制和封闭中走出来，从“历史主义”的诓骗中走出来，这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缺乏事实根据的演绎是空洞的；要想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我认为，唯有把它们置于历史的真实的困境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最早是从个体开始，然后扩及群体的一般的认识。有关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论性著作，90年代以后断续出版了若干种，我认为最好的当数科塞的《理念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谓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这是毋庸赘言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定义，仍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文化理想，并坚持践行；二、独立性，或称边缘性、浪游性；三、永远持弱势者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独立于权势者之外，同权力保持距离甚或对立；再就是独立于金库和市场之外，独立于群众之外。在写作鲁迅传期间，我阅读过中国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集、日记、自传和传记，确信鲁迅是唯一的坐标式人物。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所指是缺乏知识分子角色所应有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担当苦难的精神。传记就是个案。后来看了一批外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主要是俄苏、法国和德国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场”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识分子”。
近二十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议论颇不少，扬胡适而抑鲁迅不用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亦见褒柏克、阿隆、海德格尔而贬卢梭、萨特，足见其间的思想流向。贬卢梭与贬法国大革命是一致的，贬萨特则往往跟萨特一度宣传苏联有关。萨特一生中确实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从来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坚持独立的政治实践，一旦发现错误也都能在实践中自行纠正。这是他的伟大处。我读过一个被称为“道德侦探”的英国人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极尽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将知识分子漫画化，其中就有萨特。无疑地，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识分子职责的格调低下的书。我读过多部关于萨特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的世纪》，当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我也读过雷蒙·阿隆的回忆录，《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另外的几种书，觉得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冷静的人。若拿两人比较，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错误的萨特。我从来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达的书中看到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当然对左翼的政治也必须有不同意的东西”；像罗蒂，在书中同样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话，“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这些话，使我读了感到兴奋。
“主题阅读”本可以使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分知识变得更紧密，更系统化；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外加“自由主义”的读法，知识的残缺就变得难以弥补了。譬如“国学”——姑且不论这名词是否成立，所谓“经史子集”，也只是挑感兴趣的书读，《诗经》、《庄子》没有问题，《大学》、《中庸》则根本读不进去。二十四史没有读完，倒是取巧读近人做的通史或专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之类。诗文集浩如烟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饮，一读选本如《文选》、《古文观止》、《古诗源》；二是个人特别喜欢者，从屈原到秋瑾、苏曼殊，亦不过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备的古典知识，大约仅及从前的开蒙学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学问。至于当代学术及创作，阅读多是出于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