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和夫自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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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作为副业做的纸袋装上自行车，开始在城里走街串巷地叫卖。
我们家在战前除了印刷之外，还生产纸袋。在购买自动制袋机之前，我们雇了几个邻居大婶们生产纸袋，以此作为副业。父亲能够借助身体的重量，用切纸刀一次切割500张纸，我一直在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工作。大婶们把切下来的纸张按尺寸分开折叠，然后把周围粘起来做成纸袋。因为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段记忆，所以我建议父亲说：“爸爸，我们再来做纸袋吧。我负责去卖。”一开始的时候父亲并没有理睬，但在我的反复央求下，而且父亲也看到为生计而奔忙的母亲，最终勉强答应了。
大概有十几种不同大小尺寸的纸袋，我把这些纸袋装进一个大大的竹筐，然后再把竹筐搬上自行车的后座。过去的自行车后座很宽大，非常实用。如果把自行车支起来的话，由于纸袋过重，前轮会腾空翘起。
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找到门道，只是漫无目的地随便闯进一家店推销，效果很不理想。后来，我按照一周7天，把鹿儿岛市内划分成7块，每周按顺序跑同一块地区。平日里一放学就直奔回家，星期天也一大早就踩着自行车出门，去开拓客户，甚至不放过小巷里的糕点铺。哗地拉开门扯开嗓门高喊一声：“有人吗？”如果出来的是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就害羞地扭头就逃。
当时市内有五六处规模比较大的黑市，如果能够进去的话，一下子就可以卖出不少纸袋。黑市里做生意的大多是些泼辣的大婶们，不过我去了几次之后，她们都格外偏袒我，“小家伙来啦，小家伙，小家伙”地叫我。有时候竹筐里还剩了些纸袋，她们就说：“今天就全搁这儿吧！”一旦熟识了之后，她们还会不断地给我介绍其他的大婶们，“卖纸袋的小家伙”在那里一下子出了名。
有一天我正用力蹬车的时候，被一位站在店门口的大婶叫住了，“你就是那个卖纸袋的小家伙吗？”一问才知道，只要她肯买的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比其他地方多卖出好几倍的纸袋，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这里是糕点批发铺，鹿儿岛县下面的各个市町村里的糕点铺都到我这里进货，经常有人让我准备些袋子，他们愿意出钱一起买。”这位大婶让我把各种尺寸的袋子都放在她那里，卖完了还要继续补货，这个提议简直是太诱人了。当然价钱被压得很低，不过这也让我有了批发的概念。
听说了这事的其他糕点批发铺也纷纷向我订货，鹿儿岛的许多糕点铺都用上了稻盛家产的纸袋。因为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订货，父亲和我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一个人已经无法应付了，所以雇了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小伙子，我甚至还为他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车座下吊着一个褡裢旧时民间的一种布口袋，通常用很结实的家机布制成，长方形，中间开口。——译者注，里面装的就是卖纸袋赚的钱。我经常是回到家把装满钱的褡裢交给父亲，父亲拿出算盘要算好长一阵子。
一个外行人做的买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成本或核算。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也定了售价，但只要黑市的大婶一还价，我就满口答应了。如果经过周密的计算再确定一个价格的话，恐怕收益就大不相同了。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依然难忘。
后来听说从福冈来的同行业者也因我的大举攻势而纷纷退出了鹿儿岛，这次的经商也成了我事业的起点。到了第三年，我把员工连同这份工作全部移交给了哥哥，转而专心念书。


第5章　　破碎的友情
1950年（昭和25年），我升上了新制的玉龙高中三年级。以我的挚友川上满洲夫为核心的玉龙垒球队参加了全国运动会的县预赛，并打入了决赛。与鹿儿岛商业学校（高中部）的决赛在鹿儿岛市郊外的鸭池球场举行，我们大家都去助威声援。
非常可惜，我们的球队最终没能赢得比赛，但问题发生在从球场回家的途中。虽然可以坐市营电车回家，但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了，所以建议走回家。但其他人却坚决反对，说：“在学校附近下车时我们都有月票，反正也没人知道我们是从哪里上的车，只要出站的时候大家动作快一点，总能混过去。”
到站后，大家都若无其事地纷纷下车。我想这么多人一块儿出站肯定会引起怀疑，带着内疚的心情走在最后的我却遭到了盘问，逃票的事实暴露了。结果刚买的月票被没收，还被罚了款，大家都讥笑我真笨。
第二天，班主任辛岛政雄老师在教室里训斥道，“不要以为学习成绩不错就自以为是，这是我们学校的耻辱！”辛岛老师原来是鹿儿岛中学的校长，学校转制时和我们这批学生一起来到了玉龙高中。老师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无奈只得步行上学，而每次都会有一个男生陪我一块走着去学校，他说：“不能让你一个人为大家做出牺牲。”
他就是川边惠久，他的这一举动让我甚为感动，让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友情，交就应该交这样的朋友。但几年之后，他向我坦白说：“实际上当时我才是最后一个。”他趁着乘务员正在教训我的机会，从后面悄悄溜出去了。于是我与他的这段友情顿时破碎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后来慢慢地上升到了年级前10名，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年级第三四名了。这是努力的回报，我也逐渐树立起了只要想做就能做到的自信。自信心建立起来之后，我就不允许自己再得过且过。
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当时学校经常有测验，朋友就会问“这次怎么样啊”，我回答说“不好，不理想”。“得了几分啊”，“98分”，对方听了之后就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拿到100分满分的话，就是没有考好。不知几何时起，我渐渐有了完美主义的意识，并以此来磨炼自己。“我脑子不好，所以要付出成倍于人的努力。如果他人付出两倍的努力，那么我就要付出5倍的努力。”这句话成了我的口头禅。
升到高三后的秋天，大家开始讨论起报考大学的话题。因为我患过结核病，有过这样一段痛苦的经历，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在大学里研究药物学。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的哥哥利则恳求父母：“就让和夫念大学吧！”但平时忠厚老实的父亲一听这话勃然大怒：“就是因为答应我只念完高中，所以我才同意的，这次怎么又想要上大学啦！”
我下面还有5个弟妹，所以也不好意思再如此任性，心想索性去找一份当地银行的工作算了。当我告诉辛岛老师我已放弃上大学的念头时，他说：“我来做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就上门来找我父亲了。“稻盛君具备其他学生所没有的许多优秀品质，”辛岛老师说。辛岛老师曾经担任过鹿儿岛中学的校长，有着高尚的品格。这样一位老师为我恳切地求情，父亲也感到没辙，最终不再坚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我必须靠奖学金或打工来养活自己，家里不再负担任何费用。
第二年，即1951年，我决定报考大阪大学医学系，于是坐夜车赶往大阪。川上君对我说：“如果你考大阪大学的话，我也和你一起去考。”这次我有充分的自信，但事与愿违，对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家里的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复读，后来就和川上君一起考上了招生考试较晚的当地的县立鹿儿岛大学（后成为国立大学）。我考进的是工学系应用化学专业，学习与药物学相关的有机化学。
在生活上，因为鹿儿岛大学离家不远，可以走读，所以还比较方便。家境并不宽裕，所以我经常是穿着唯一的一件夹克外套和木屐去学校。另外，由于我买不起昂贵的参考书，所以只能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埋头苦学。考虑到必须要锻炼身体，所以就加入了空手道俱乐部。那是因为空手道非常适合于贫穷学生，只要备一件空手道服就行了，而且这是一种徒手竞技，不需要任何器械。
同时我还勤于打工以养活自己。我在山形屋百货商店做巡夜警卫的时候，暗恋上了一位女营业员。川上君有一个亲戚在山形屋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地把那个女孩子邀出来看电影。我和川上君一起带着这个女孩去了位于天文馆路的电影院，但我一直想着身边的她，以至于电影的内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虽然吃晚饭后一直把她送到家，但不识相的介绍人却过于热心，最终还是没有让我们独处。之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有了两个人独处的机会，但对方却告诉我说：“我马上要嫁到东京去了。”
1952年，也就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姬美病倒了。高烧一直不退，诊断下来发现胸部有阴影，这让我觉得稻盛家果然是一个结核病窝。虽然我也一直护理母亲，但总觉得没有尽到丝毫的孝心。
“你这个笨蛋，”交川先生大喝一声，“我虽然不知道这个稻盛有多么优秀，但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能有什么作为？”青山先生并没有退却，西枝先生也用自己的家宅作为抵押为我担保。若不是受到这些有着豪迈气节的明治男人们的赏识，我怎能有机会向世人展示我的技术？
还记得西枝先生征求夫人意见时说：“这个家有可能要被没收的哦！”而他夫人却笑着说：“一个男人这么欣赏另一个男人，我也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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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破败不堪的公司
1954年（昭和29年）春天，我在鹿儿岛大学已到了大四，面临毕业和就业问题。由于朝鲜战争的军需已不再旺盛，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考虑到我的专业，当时我只想找一家石化方面的企业。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好朋友川上满洲夫，他一听就说，“我父亲的弟弟在通产省担任课长，我去让他想想办法。”事不宜迟，我们连招呼也没打一声就踏上了夜行列车。虽然一清早就到了位于荻窪的叔叔家，但叔叔正在睡觉，而且听说又是为了朋友的就业事宜，所以就不理不睬，借口说夫人正巧从九州回来，只让川上君进了家门。不多时，川上君就气鼓鼓地跑了出来，说：“真是岂有此理，以后再也不会求我这样一个冷漠无情的叔叔帮忙了。”我虽然觉得是我们给对方添了麻烦，但最终这句话还是没能说出口。
这一年，原帝国大学的学生找工作都非常困难，如果没有很硬的门路，要想进大公司就是天方夜谭。应用化学系的竹下寿雄教授也是想方设法地托人为我找工作，但没有几家公司在招人。
我虽然也参加了几次帝国石油等公司的招聘考试，但因为没有后门，而且又是一所新大学的学生，所以即使成绩再好，也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我。“这个社会怎么如此不公平。反正找不到一个正经的工作，索性就去当一个文化流氓。重仁义的黑社会要比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好上百倍。”因为过去练过空手道，所以对体格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信，这种愤世嫉俗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知不觉中已经在位于闹市区的帮派事务所门前徘徊良久。
但是，贫寒的家里还有等着我就业赚钱的5个弟妹，虽然憎恨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但这种憎恨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丝毫的裨益。恢复冷静之后，我意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和忍受。
转眼到了夏天，竹下老师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在京都的一家生产绝缘子的公司，那里可能还有些希望。”当时我只是想早一点让家里人高兴，所以虽然这是一家从未听说过的企业，但我当即就恳请老师帮忙。
但是，绝缘子和陶瓷都属于无机化学领域，对方好像需要的是研究陶瓷方面的学生。因此我急忙师从无机化学的岛田欣二教授，开始研究从鹿儿岛入来采集的优质粘土。剩下的时间只有半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撰写了题为《入来黏土的基础性研究》的毕业论文，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这篇论文还为我创造了一个邂逅的机会，当年，论文引起了鹿儿岛大学内野正夫教授的关注。这位老师过去曾参与创办了一家在中国东北的轻金属公司，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技术专家。战后他遭到整肃而被扫地出门，整肃解除之后，被鹿儿岛大学聘为教授。
这位内野老师出席了毕业论文发表会，赞不绝口地说：“我读过不少论文，这篇论文比东大（东京大学）毕业生的论文还要优秀。”在毕业典礼结束后的谢师会上，老师又对我说：“你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而且在我将要离席回家的时候，他又邀请我说：“稻盛，我们一起去喝杯茶怎么样？”随后就把我带到了位于天文馆路上的一家时髦的咖啡馆。对于贫穷的学生我来说，在这之前连水果冷饮铺都没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