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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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以新市委
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
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嘛。”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
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
得。”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是检查，是承担，更是肺腑之言。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那空旷的
主席台，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
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我也清楚地记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
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
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
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极
端的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此次大会后，由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消除了阻碍，名正言顺地进入
了“造反有理”的新阶段。　　




第三章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
“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
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
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指责
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
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
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
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
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
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
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
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
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
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
他人申明正义。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
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
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
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
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
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
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
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他虽什么
也没有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
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母亲问：“谁
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
“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
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
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
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
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我们几个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组以后，我
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了“错误”，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仍各自忙
于运动。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
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
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记得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
联，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各路队伍又转移
到美术学院。由于观点不同，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那时夜已很深，我用美院辩论会
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对联是错的！
你不要和姐姐辩论，赶快回家！”妈妈的口气很重，一再重复：“这是爸爸说的！”当时，
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事后明白过来以后，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

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
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20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红卫兵“破四
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红卫兵小将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整个社会顿时为“红
色恐怖”所笼罩。这场为害至深的“革命”运动，由副统帅林彪亲自号召发起，在中央文革
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坏，以至打死人。无数年轻幼稚
的红卫兵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革命”行
动。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控，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关在家里，
不许出去，明确告诉我们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那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
利状况已有所察觉，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
抄写毛主席语录。家中的平静，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现在，念及于此，我们仍十
分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去掉刘、
邓的阻力后，运动便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至11月底，
毛泽东在京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更加
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余音未了，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连”。在毛泽东的号
召下，红卫兵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的全国范
围“大串连”。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各红
卫兵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

各派各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明斗。运动至此，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沸
沸腾腾，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天下大乱”的“理想”境界。　　



第四章

　批判刘、邓

　　尽管造反已“当然有理”，尽管“革命”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但自“文革”爆发以
来，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方式乃至立
论提出了疑问。这场运动，虽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虽有林彪、江青两大势力鼎力支持，但
是，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新的混乱不断发生。

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发起“文革”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是毛泽东却
认为，阻力的产生，根子还在刘、邓，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并且直到现
在，在党内还有市场。为了保证“文革”顺利进行，一定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
碍。

10月9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还
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
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不久，“文革”大员们出马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讲了洋洋六大条，在历数
“文革”丰功伟绩之后，即点名批判刘、邓，说“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
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地位显赫的林彪在结论
性的讲话中，除极力宣扬“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外，指名攻击刘、邓执行了一条“压
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
多统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诸将也纷纷发言，一片批判叫嚣之声，使会上充满了火药
气味。

会上，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说：“邓
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
线的急先锋，并从60年代起，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林彪发言，信口雌黄地说邓曾经与四野
争功，并阴险地诬蔑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妄图给邓加上有历史问题的罪
名。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也表示了对邓的不满。毛泽东说，邓耳聋，一开会就
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说邓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5日，毛泽东作了正式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就是要总
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讲了发动“文革”的原因，
是他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他的意见在北京
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运动本身，毛泽东则不无兴奋地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
也没有料到，（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
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虽然为了去除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