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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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个人成长中，具体是怎么形成“好战、憋屈、自卑、叛逆、倔强、自强、极端情绪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狂放、一鸣惊人、好走极端”这些性格特质的？
首先源自穷苦。左宗棠生在家道急剧衰落的“乡绅世家”，困窘的家境，穷形即显尽相。
俗话说，“自古磨难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穷苦人家饱受憋屈、自卑，都盼走富贵运。左宗棠被家人说成是“牵牛星降世”，说穿了只是一种美好寄托。
少年左宗棠的成长，穷苦与自卑，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词。这很容易造成边缘与自卑的文化心态。战神蚩尤、楚王熊绎、楚庄王熊侣，楚大夫屈原，都有过这种心态体验。
叛逆心与倔强劲，只有穷苦与自卑才可以激发出来。显然，这是一种“负能量”。
“负能量”的刺激，几乎贯穿了从少年到青年左宗棠心理与人格定型的全过程。从科考落第到倒插门周家，左宗棠享受的不是金榜题名在湘阴文庙前骑高头大马的荣耀，而是一连串不幸的心灵打击。
对一个自尊被严重刺激过的人来说，打击只会强化自尊。自卑与自尊，如影随形。
左宗棠的自尊心强大到几乎过敏。印证是李鸿章说他“胸有鳞甲”，左宗棠自己则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自卑者防范意识很强，他“虑事太密，论人太尽”的特点，就是在这种心态里形成的。
“负能量”的积聚，靠不断的人生打击。对害怕打击的人来说，挫折是万丈深渊；对敢于直面失意的人来说，挫折是一块跳板。
左宗棠“燕颔虎颈”，不怕打击。失败压不垮的他，“负能量”就像岳麓山下那个“自卑亭”，开始成为巨大的动力，激发他转化出“正能量”。
这有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
自尊到过敏的男人，自我意识会强烈到无以复加。过强的自我意识，提醒人时刻区分“人、我”。这就是人本能中的独立意识。
独立见自我，就不会压抑性格，而选择直来直去，这就是刚直。
刚直的左宗棠朋友不多。连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要忍不住批评他，“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但刚直的人，有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点：真实、义气、有责任心、敢担当。左宗棠刚好可以免去人三鬼四的交道，不浪费一点精力，交到一些真心有大才的朋友。
朋友过少，容易孤独。孤独感会强化叛逆心与倔强劲，在倒插门那12年里，不断被人嘲笑、否定，让左宗棠内心生出一股无比强大的心力。
这股心力是一种在憋屈中养成的气，杂糅着怨恨、愤懑，冲满了攻击性。用到打仗上，可以造成气势如洪，带兵靠胆魄与气势就能取胜。楚军、西征军、恪靖定边军主要靠让敌人魂飞魄散的气势取胜，是左宗棠个性应用进军队的体现。
这种心力转化换来荣誉，就是慈禧夸奖他的，“外国人怕尔声威”。后人也因此评价左宗棠，“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
左宗棠一生处处见“我”。“独立、自我”，已经溶入血液。
自然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别人为中心，这是文明教化的结果，超越了人的本能。
但中国传统的核心，教导人要有超越性，“舍己为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群体意识”。
左宗棠用自己的言行，颠覆了中国传统。
反传统而行的左宗棠，更像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与野性、自由的气质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外向的文化人格。
无论收复新疆，还是援越抗法，或者荷枪实弹闯外国租界，都是左宗棠外向文化人格的表现。他从传统的反面，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巨大缺陷。
“士人风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真相、认死理，这就是湖南俗话中的“霸蛮”。
“霸蛮”有利有弊。但没有“霸蛮”精神，做不成大事。章士钊就曾热情地称赞这种精神特质：“湖南人有特征，特征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霸蛮”精神需要一种强烈的自信来支撑。
有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直接表现出来自信。一个连举人都险中的人，坚定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但左宗棠的自信并不盲目，而是对自己的缺点也看得同样清楚。他在家书中与长子左孝威说，“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
这就是自知之明。看清自己的优点，也知道背后的缺点，可以规避许多错误。“婞直狷狭”事实并没有在事业中拖后退，对左宗棠一生成功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属于“正能量”。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左宗棠自己怎么看待年轻时的狂放呢？晚年，他以一个苦事历尽、难事做尽的老人经验，这样总结：“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傲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实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他承认自己年轻时确实狂放。但他用实践证明，年轻时狂一点，对成才大有帮助。
左宗棠知道，个性有人喜欢、有人恨，他怎么看待自己个性一生？
他十分豁达，说：我这个人，平生与这个世界的人，总是磕磕碰碰，说不到一块。但我从来不强行要求别人按我说的做，我也不愿意委屈自己来将就别人。对一切毁损我的，赞誉我的话，我都像聋子一样听不到，瞎子一样看不到。毕竟用话毁损我，又不能真正做到损害我；赞誉我，也不能多带一点什么给我。毁损我不能掩盖真实的我，我为什么要在意？赞誉我反倒可能夸奖过了头，变得好像在夸奖别人了；都不是我自己了，我为什么要在意？至于“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我也懒得去理会，如果要我做个自我评价，我就给自己取个谥号，就叫“忠介先生”！＇5＇
这种率直的口气，与做《述志令》的曹操有几分相似。“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实在、从不打官腔，碰到有机会就说真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有了这种对宇宙人生深刻的哲学洞察，才会有“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的自信与洒脱，才敢自我调侃给自己取个谥号。
左宗棠一生传奇的经历启示我们，人的一生，会遭遇无穷无尽的失败、挫折和沮丧。直面人生的丰富与复杂，扪心自问，我们会发现，纯之又纯的正能量事实在个人身上不存在。正能量往往来自负能量，负能量发挥得恰当，往往可以转化成正能量。
左宗棠在18岁那年，本有许多种可能。但长沙棚户区旧书摊的几本小书，偶然改变他的轨迹，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左宗棠所以能取得空前绝后的事功，在于他的个人性格、特质，包括他有意识地研究的“时务”，都暗合了晚清时代的需要。他生活在一个需要英雄、同时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
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人将它发挥到极致，能够与时代需求合拍，都可以创造出左宗棠式的传奇。
这也是左宗棠留给今天我们的启迪。
左宗棠备受人争议的是他的个性。但如果抽掉了“婞直狷狭”，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差别就近了。正是这些个性、正气、真气、正负能量交相激荡，让“实干个性官员”这个极富色彩的政坛词汇，在今天有点生猛地逼进我们的视野。
2012年7月16日初稿写就
2013年1月18日第二稿改完
2013年8月9日第三稿改定
＇1＇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通俗讲就是“圈子社会”。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熟人社会”亦称“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它的特点：强调人治，不主张法治；办事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社会空间越来越大，人们成为陌生人，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2＇ 于右任在《悼汉武帝陵》一诗评价：“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3＇ 见《左宗棠家书》。他复信给与威宽勋同四子道：“吾前在湘幕，久专军事，为当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吴县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岂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岁，曾以召对之语示我。顷于箧中检得，记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贤如渴，圣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驰驱，不容已也。”
＇4＇ 湘阴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几经兴废。现有建筑为清乾隆九年（1744年）重建，由“玉振金声”冲天坊、泮池、状元桥、太和元气坊、大城门、大成殿及厢房组成。湘阴的传统，考上举人、进士的读书人，都可以获得从状元桥上骑高头大马经过的荣耀，全县有声望的人都要来捧场，民众会挤满来围观。湘阴这种重文的传统，跟当地出过不少名人、伟人，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已经有点破败， 2011年笔者前去观瞻，见到正在修缮。
＇5＇ 左宗棠的两段原话是：“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wǔ，抵触，不顺从）。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书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gǔ，盲人）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后 记
近七年来，我数十次去到左宗棠故居。但前面几年，我一直没有动写左宗棠的想法。
每次走近左宗棠，我就想起一个老头子。
老头子生于1918年， 20岁那年，他从台儿庄血战的死人堆里爬出来。 1978年后，他跟人说起打日本：“台儿庄山下密密麻麻，我端起机枪在山上扫，也不晓得打死好多，反正鬼子一个都没上来了。”
我小时候喜欢养狗， 7岁那年，冒险偷偷翻过10多座丘陵，差点将自己走丢了，才找到舅外婆家，捧回一条小黄狗。每天放学兴冲冲回家喂，但养不到3天，就只看到小狗尸体。
老头子一锄头甩过去，打死了。
据说，他正在地里干活，鞋子突然不见了，猜测肯定是被狗衔着玩，丢了。
老头子就是我的爷爷。从我懂事到成年，没敢跟爷爷正面谈一次话。
从战场如河血流中冲杀出来的人，他们的霹雳脾气，钢铁意志，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传神出来，我已经见识过了。
左宗棠说的没错，“主兵之人如秋官然，生气少，而杀气多。”
但了解左宗棠多了，他跟我爷爷不同。
爷爷的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 30多岁已病死。抗战爆发后，日本侵入湖南衡阳，一把火将我风石堰的老家烧得片瓦不剩，姥姥带着爷爷三兄弟躲兵，逃到了今天的白地市。
迁徙客居偏僻异地，耕读传家连根拔断。爷爷大字不识，一介武夫，凭霹雳脾气，钢铁意志，在战火中屹存，繁衍出一大家族。
父亲从小在军人的铁血意志中成长。他写得一手好字，但因为爷爷是国民党，所以从小受压制。父亲后来学武，功夫过人。他先后做过石匠、农民、工头、商人。
》 后记
父亲的力气与性格，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
我大约5岁起，就被父亲拉去地里干活，陆续做各种繁重的体力活。父亲爱看电视，说成龙拍电影，太浪费劳力了，放到农村干活，一个抵十个。
父亲这些观念，一度影响我到18岁。这种农民的本能，很接近战国墨子的“非乐、节用”思想。
我成为读书人，可能跟母系家族有关。外公家族，从性格到气质，完全相反，都是文化人。军人与文人家庭结合，我从先天遗传，到后天家教，接受的多是些对立的、相反的观念。
三代人下来，积累到我，家庭已经殷实，环境已经许可，条件可以读书。但湘南闭塞，山重水复，要走出去，谈何容易？可想而知，我的求学遭遇，与左宗棠大致一样。
7岁那年，一个游历乡下的道人经过村里，饶有兴趣地将我上下打量，丢下一句话：“这个孩子将来不是一般的人物”。说完幽灵一样消失。话很快传开了，害得村人猜测、议论纷纷。
事实上，两种完全对立冲突的气质遗传，在我的成长中一直看不出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