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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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政治判断力最好，他最先看清楚、想明白，决定发起一次系统周密的“倒杨”行动。对“倒杨”流程，做了严谨的部署。
他设计由骆秉章来开头炮。
首先得等待时机。机会说来就来。
咸丰皇帝接到杨霈“防贼北窜”的奏折，就来问骆秉章意见。骆秉章根据左宗棠的意思，一口气质疑了“五个不解”，结论是直接弹劾杨霈。
骆秉章向来温和，这次锋芒毕露，咸丰皇帝看后，很不高兴，懒洋洋地回了句：“知道了。”然后就明责实护，说杨霈固然是缩头乌龟，辜负了皇帝我老人家一片心意（“固为退缩，有负朕恩”），话锋陡转，反责怪起骆秉章来：你还好意思举报杨霈，你也不看看自己，在南方做了两任巡抚，皇帝老子我原来还盼望你能有点作为，没想到你却告诉我，你已经老了，倚老卖老，年纪轻轻，居然就为自己退休提前做起准备，缩头乌龟都练到了你这个地步，真是再也没有比你更无耻的人了啊！（“汝两任南抚，朕尚冀汝有为，乃自陈衰老，预为归息地步，无耻已极。”）
骆秉章被骂得面红耳赤，“倒杨”首战告败。
左宗棠不急，他做好了第一步失败的准备。又开始第二步，通知胡林翼去开炮。
咸丰皇帝虽然以骂代堵，封了骆秉章的口，但还是不放心，想听听直接当事人胡林翼的意见。
根据左宗棠的安排，骆秉章可以说观点，胡林翼就只能说事实了。骆秉章是外人，表态不会惹猜疑；胡林翼是当事人，事实胜于雄辩。
1855年5月12日，胡林翼这样向咸丰皇帝陈述：当今国家的形势，最大的事情是赶紧进攻武昌，“乃可内固荆襄”，“时局乃有转机”。这等于完全否定了杨霈“要调武昌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观点，也呼应了骆秉章的“五个不解” 奏折。
咸丰皇帝有点慌了。怎么这两人不谋而合，想到了一块？他开始重新思考，是不是该听听骆秉章？
还没来得及问， 5月16日，曾国藩在江西上奏了一个《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全篇指责杨霈胡乱治军，还揭发了他在广济大营溃败后，狼狈败逃的事实。
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都是封疆大员，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继指责杨霈问题累累，咸丰皇帝就感到事情严重了。
皇帝号称至高无上，其实不是万能。当官僚集团多数站出来与你对抗，皇帝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所以皇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高官来结盟。
咸丰皇帝心里比谁都清楚，杨霈无能，是个南郭先生。但他不担心杨霈无能，他担心的是杨霈与南方汉官搞不来。当初自己让他做湖广总督，其实是为了玩满官与汉官的平衡。因为南方的汉官掌握了实权，以杨霈这个满官插进来，是为了分化汉官，避免他们结盟，尾大不掉，生出意外。皇帝需要的不是杨霈的能力，而是这个满人身份，以及分化汉官的周旋能力。皇帝思考这类问题，不会凭屁股决定脑袋，全凭血液成分决定脑袋。
三人相继弹劾，表示杨霈得罪了三人。对咸丰皇帝来说，情况严重了。他必须做出抉择：到底是保杨霈让自己来得罪三人，还是讨好三人来开掉杨霈？这次他没有犹豫。
咸丰皇帝算得出来：清朝的江山，假定同时去掉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灭亡是可以看得见的事了。杀掉一百个杨霈，会危及清朝江山吗？不会。在关键时候，咸丰皇帝用现实功利取代了血亲情感。正是“血亲诚可贵，满人价更高；若为江山故，杨霈可以倒”。
左宗棠用锦囊妙计，三下就打穿了天花板，湘官集团头顶现出一片蓝天，破板再升空间辽阔，精英汉人的井喷期，即将到来。
以独立身份入幕，没有聘书、没有官衔、没有职位的左宗棠，自己就处在井喷口。
左宗棠当然想不到，改革已经触动利益，这比触及失势者灵魂还痛，必然会引发利益集团争斗。
左宗棠这条踌躇满志的战龙，马上要被卷进官场旋涡。置身滔天骇浪，生命危在旦夕。
左宗棠怎么闯过生死大关？
＇1＇ 张亮基没有做过正式任命的湖广总督。 1853年2月至1853年9月，张亮基“署湖广总督”，署即代理，也就是在考察期。相当于今天做代理省委书记。
＇2＇ 唐玄宗开始以文学侍从官选充，职责是专草拟内命诏诰，包括起草任免宰相，宣布征伐命令等。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进一步成为皇帝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经常值宿内廷，参预机务，被称为“内相”。清代废翰林学士，翰林院的职责，包括掌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等。长官称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所属职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
＇3＇ 据骆秉章研究会专家研究，洪秀全是新华镇官禄布村人，骆秉章是炭步镇骆村人，两地相距不过二三十里。这一对老乡，一个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领袖；另一个则为捍卫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为了各自的利益，两人在政治舞台上互相厮杀争斗了十多年。
＇4＇ 三国时期，赤壁大战前战云翻滚，曹操大兵南下，说只带了83万兵，跟孙权来吴国打猎玩一玩。孙权一听，内心惊惧，汗不敢出。抵抗还是投降？诸葛亮、周瑜力主抗战，张昭等人力议投降。孙权无动于衷。战又怎么样，不战又如何？举棋不定。鲁肃拉孙权到一边，问了一句悄悄话，孙权决心瞬间锁定下来。鲁肃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投降曹操，仍可谋得一官半职，你若投降，可就没有安身之地了。”孙权醒悟，决心抗曹。
＇5＇ 曹操本来有头风病，陈琳做檄文，从曹操祖宗十八代骂起，全面否定。曹操看后，气得不行，头痛居然好了。从此他说，陈琳的文章可以治疗头痛病。弄得在后面排队等着来骂曹操的人目瞪口呆，抓紧自捂嘴巴，以免义务为曹操治病。
＇6＇ 什么叫“左都御史”？帝国集权社会，朝廷设有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机构，叫都察院，左都御史即是都察院的长官。清代以“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其品级几经变化，定为正二品。左都御史起什么作用？概括地说，就是“钦差大臣加特务”。除“专职纠劾百司”外，还行使两项重要职能：一为天子耳目，即所谓的言官，道听途说即可打小报告上奏；二是重案会审，即重大案件组织由三法司会审。
＇7＇ 这样的场面，古往今来，实在少见。在刘邦草创队伍时有过，在三国刘备刚起家时有过，在清末民初那些起事的英雄好汉们身上发生过。但在任何一个有规章有制度，等级一层压着一层的正规朝代，用放大镜都难得找到。
＇8＇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阐述中分析，要将“能力”与“权力”分开，就要做到“真正的平等”。
关于平等概念，在现实中有“不平等”、“假平等”、“真平等”三种。
一是不平等：分为“天生的不平等”和“人为的不平等”。
“天生的不平等”是自然界本身没有平等，人类也没见过“天赋的平等”，如人生而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分。
“人为的不平等”是专制帝王造成的，即帝、王、公、侯、伯、子、男阶级制度。
二是假平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产生于打破人为的不平等，而又忽略天生的不平等；二是不分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一律求其平等，亦即平头的平等。
三是真平等，是起点的平等，让各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根据各自天赋的聪明、才力，充分地去发展造就，每个人发展造就的机会完全相同，结果却大不相同，这就是真平等。
＇9＇ 八旗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在1601年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 1614年，因归服地盘越来越广，军队花色越来越杂，于是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三族军队。
绿营则是顺治初年，朝廷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的。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咸丰皇帝以前，数量是八旗四倍。
第八章 刀下留人
第八章
刀下留人
祸起刚直
左宗棠一手策划，扳倒了满官杨霈：1855年6月，咸丰皇帝临时换人，官文接任湖广总督。
官文是谁？满洲正白旗人。出身军人世家，最初是殿前蓝翎侍卫，后做到荆州将军。
官文来到湖广，取代杨霈，领导八旗、绿营，与曾国藩领导的湘勇共同平定太平天国。
官文其人，不谙政事。比起崇纶、杨霈，一茬不如一茬。他处理事情，不论大小，决于家奴，时人戏称官文的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庖人（厨子）大。
咸丰皇帝提拔湖广总督，理想的人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血统上属满人，在能力上可以监督、分化汉官；二要会周旋关系，与汉官、主要是湘官，总体上能保持良好关系，不会崩盘。
两条标准一套，官文脱颖而出。
官文本事如此一般，为什么可以快速升迁？全得益于湘勇统帅曾国藩胆小谨慎、八面玲珑。
官文打仗不行，但铁心跟着曾国藩走。
每次报功，曾国藩都主动讨好，将他写到第一名。咸丰皇帝知道，就官文那点水平，打仗他是打不出功劳。但朝廷要的就是曾国藩这个姿态，表示满汉一家，团结精忠，皆大欢喜。
曾国藩变相拍马，目的在尊重朝廷。皇帝虽然知道曾国藩有用心，但要的就是他的姿态。官文因此成了骑在前线流血奋战湘勇头上的不倒翁，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福将。＇1＇
但左宗棠性格刚直、率真狂放，自称“胸中有天地正气，要做古今第一完人”，对满官就没这么客气了。到他眼皮底下想胡作非为？没门儿。
这段时间，左宗棠代表骆秉章，正在对湖南官场进行整肃。“内清（湖南）四境，外援五省”，不仅要清太平军，也要清湖南官场。
这一清，查出问题来了。
湖南永州镇有个总兵，叫樊燮（xiè，调和），湖北恩施人，虽为汉人，其实是总督官文在湖南布下的一个棋子儿。近墨者黑，此人入了满官集团，染上八旗毛病，无能又懒惰，贪婪又多欲。
左宗棠清查湖南官场，发现樊燮有三大罪状：一是，永州防兵号称两千，实际常驻城内只有300人，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则只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都由防兵来做，给樊燮家人煮饭、挑水、养花、做点心、剃头，等等，薪水则全部从军费中支取。更过分的是，防兵的工作，居然还包括给他的姨太太洗衣服。
二是，贪污挪用军饷高达1000多两白银，铜钱3000多串，官米难以计数。
三是，违背“武职骑马”的规定，偏要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子。＇2＇
第一、第二条加在一起，叫“以公谋私，贪污受贿”，放到今天同样是渎职罪、腐败分子。
第三条罪状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在当时却最严重。叫“非礼”。《论语》有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对“非礼”的认定有标准，叫“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即“僭越”（僭jiàn，超越本分）＇3＇。
武官坐轿，是“非礼”、“僭越”。“僭越罪”在封建集权社会，可以定性为死罪，要满门抄斩。
左宗棠最痛恨的，当然是前面两项。他以办事能力立身，以廉洁能干行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长处的反面：业务不通，为官贪婪。
最让左宗棠恼火的，是樊燮仗着官文的后台，将永州百姓与部下的愤怒与怨恨当作儿戏，肆意欺横：管理厨房的人烧煤过多，被他罚数十军棍；管理轿务的兵丁，轿房灯具失修，也被罚军棍；他自己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一个把总因故迟到，被他指令拖到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
左宗棠长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看不得下层人受欺负，“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这是普通人的人格底线。樊燮连踩数根红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左宗棠大刀出鞘，迎面直指樊燮。
左宗棠将这些举报与罪状收集起来，与骆秉章专门做了沟通。骆秉章趁进京见咸丰皇帝的机会，上了一本弹劾樊燮的奏折。换来的处理是：“着交部从严议处，即行开缺”。
但上有官文罩着，樊燮这次安然无恙。
1859年4月，骆秉章再参一折。咸丰皇帝这次认真了，批示：“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办。”
樊燮这下变乖了，老老实实赶到长沙，面见骆秉章，接受“双规”。
总兵见巡抚，相当于地方军分区司令员见省长，自然卑躬屈膝。骆秉章听完申辩，爱看不看地白了他一眼，说：你去找左宗棠吧，由他来发落你。
樊燮原本想过主动去找左宗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