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陶桄结婚,表示成年。左宗棠的家教生涯,就此结束。从此他不用在安化、湘阴两头奔走,可以安心在柳庄扎下根来。
1848年,陶家搬进长沙城。左宗棠为谋生计,继续在长沙徽国朱文公祠设馆授徒'5',这次他带了5个学生,陶桄仍跟他学习。
然而,就在左宗棠咂摸品味这种“农夫、山泉,有点田”的小日子,过得还有滋有味,全然忘记了多年来的失落与不快时,一个巨大的劫难,这时悄悄地笼罩到了湘阴上空。
在连续两年大旱之后, 1848年,湖南突然遭遇汹涌而来的洪灾。
三湘四水,全部满溢。被两年旱灾已经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百姓,瞬间被洪水团团围住,遭受折磨。没有吃,没有穿,一边逃命,一边还得乞讨,怎么受得了?
柳庄是逃灾的必经之路。
左家历来有慈善的家风,左宗棠看不得穷人苦。他自己虽然才摆脱穷苦,但当即想到拿积蓄来接济。
他含着泪,吩咐两位夫人,将家里的谷全部舂成了米,用来熬粥,每天接济逃难的苦民。碰上有病痛的,他还学会了中医,给他们做药丸治疗。
但这次洪灾大得出奇。个人家底再厚,面对人头攒动、黑压压涌来的难民,无疑杯水车薪,眨眼见底。左宗棠自己才脱贫,家里转眼又空了。半饿着肚子,他学父亲当年,跑到县城里,发动族人来捐谷。他发起建立了一个“仁风团”义仓,选举出经理,订立规章制度,到官方备案,作为一个组织,向外县扩张。很快,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等地的地主、乡绅,都跟着左宗棠来救灾,捐出了价值5000两白银的谷和米。
左宗棠作为乡绅,利用个人强势的能力,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就这样组织了中国早期的民间社会自治组织。
然而,在晚清封建专制里,湘上农人左宗棠这种过好自己日子,帮助湘阴人、湖南人过好日子的社会自治,只能在自然灾害肆虐时发挥一点作用。灾害一过,马上被当作潜在的暴力组织,被朝廷以各种名义摧毁。
难道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一旦遇上天灾就没活路了吗?是的。但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朝廷,强权政治既然不会给你活路,当然也不会给你发问的机会。
左宗棠自己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些。在19世纪末,在闭塞的湖南湘阴,他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民主、自由、自治的观念,想着做一个好公民。
那真是一场要命的灾难。“淫雨不止,大水为灾,柳庄之田,各尽发芽,收成已绝望矣。”左宗棠自己住的房子,房顶一直在不断地渗水,墙壁不久就轰然坍塌了,田里的青蛙,湘江里的小鱼,都爬到他的卧室里来,畅游嬉戏,周围所有的平地,全部都成了江河,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全部都当光了,锅里灶里找不出一颗粮食,全部空空如也。左家12口人(包括岳母与侄子左世延),每个人都患了病。(“而所居屋漏壁坍,蛙游鱼戏,平陆成江,直无一片干净土。典质既尽,悬釜无炊,加以一家十二口无不病者。”)
左家,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次天灾对左宗棠的刺激,比进士落榜还要大。他后来回忆,这比他在收复新疆的战斗还要痛苦、难忘。两位夫人在救助难民时,首饰都卖光了,要救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涌来,而自己一家都要等人来救了。
痛苦万般时,左宗棠就只能以玩笑来转移注意力自救。他说:杜甫有首《同谷歌》,有句“男呻女吟四壁静”。现在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男呻女吟四壁空”了!
这句诗,貌似乐呵呵,其实苦哈哈,心里气哼哼。以痛苦自嘲,是强者的举重若轻。但灾难还在继续,泪眼问天天不语,泪河流过空山去,欲哭无泪。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然的灾害,追根溯源,可以归结到人祸。
左宗棠当然不会想到,是帝国的高度集权,导致社会自治脆弱,一遭天灾,抵御能力低下,弄得自己连“湘上农人”也做不成。
左宗棠短暂的幸福生活梦,就这样,被洪水几个波浪就轻易打碎了。
卧龙栖居山林,生死关头,进退失据,前路迷茫。
第二步他应朝哪里迈去?
'1' 《左宗棠家书·与妻书》中自述原话:“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猎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
'2' 斯诺著的《毛泽东传》中,毛泽东有段回忆,今天读来很有启发: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御批通鉴辑览》是乾隆皇帝亲自参与、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纲目体编年通史。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伏羲氏,下迄明亡,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由正文和乾隆皇帝的批语两部分构成。“御批”一千九百多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都有精彩独到的见解。毛泽东不知天高地厚,小青年选择自学皇帝大书,天马行空,没有任何思想束缚。这对没有读过大学,只拿到过中专文凭的毛泽东(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要在思想资源上、行动的深度上超越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1923年毛泽东作《贺新郎·别友》:“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女儿语。山欲堕,云横翥。”这四句后来自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比左宗棠从性格到做法更彻底:左宗棠晚年位极人臣,被朝廷封为二等恪靖侯。毛泽东却不想要,他32岁那年就声称“粪土当年万户侯”。结果自己42岁就已位极主席。此后,他也不再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或“万户主”,因为自己就是“主”,人不能自己打倒自己。人的思想是一段一段的,主张会随着身份、地位发生改变。
'4' 总结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成大事的人,在积累蓄势期间,必定有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能培养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修养,这也是为什么大人物初入职场叫“出山”。意思是说,入职前潜伏在深山老林,像和尚一样在清心寡欲地习读、悟世。
'5' 徽国朱文公祠是两个名称的合称:徽国,指安徽会馆,在上东长街(今长沙蔡锷路北段),今天已无。朱文公祠在原贡院东街(今长沙教育街),今天已无。朱文公指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徽州府婺源县人,曾讲授于岳麓书院。朱熹住在安徽会馆,教书在贡院东街,后人纪念的祠堂就设在安徽会馆内,左宗棠教书就在这里。
第五章 天人突现
第五章
天人突现
天下危亡
就在左宗棠卧龙蓄势,准备轰轰烈烈出湖时, 19世纪40年代湘阴接连几年的大旱灾与大水灾相继频发,让他个人与家庭如遇灭顶之灾,前途几乎全部断送。
左宗棠看到,个人的、群体的灾难,比起国家、社会、天下的灾难,小得已不起眼。但天下再大的灾难,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的不幸小灾难聚积成。不能救自己、家人、族人、乡人,则国家、社会、天下也就无从挽救。
因天灾的意外裹袭,他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轨迹开始过渡:由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逐渐融进时代的洪流。
第一次从陶家休假回来,左宗棠知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下子不得了,他拍桌子骂娘。国破山河在,百姓不安生。“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据刚过世的南怀瑾先生考证,正是左宗棠的名言。
左宗棠怎么这么冲动?湘水校经堂早年“通经史、识时务”的教育,让直率的左宗棠遇事常常直言不讳地评施政得失,口无遮掩地“谤讪朝政”。 22岁时,他已有话在先,并且单方面发布了宣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1'
面对中华五千年来未遭遇过的西夷入侵,他心急如烧。全面了解后,他评价当下说:去年林则徐在广东发起禁烟,是一件大快民心的好事,英国人借口前来“启衅”,昏庸的朝廷不去反击,居然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充军新疆,“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国家已被撕开一道伤口,他很难做到冷静,越说越愤怒:朝廷等到听说英国人已经霸占了香港,反对林则徐而主和的琦善也被拿下问罪,才慌了手脚,不知道战好还是和好,“而夷船且逼广州矣”,这些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气之下,左宗棠一口气写下四首“感事诗”,以抒愤懑,思考国事为什么变坏,左宗棠认为,根源在于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辨”。
他用一个辛辣的比喻,讽刺朝廷说:就好比有户人家,家里的仆人与侍从相互勾结,合伙来欺骗主人。汪洋大盗都进门了,主人才慌张问,什么情况?仆人与侍从联合起来撒谎说,是邻居家的夜狗在叫,哪里有什么盗贼?主人信了,又放心继续睡大觉,听凭汪洋大盗洗劫。这个主人真是蠢到家了啊!他借比喻骂当政者。(“譬之人家仆婢相通,蒙蔽主人,大盗及门,犹诿为邻犬夜吠,彼主翁主妇固惛然罔知也。”)
这段时间,危机从小到大,已经发生转移。由“左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转变成“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左宗棠格外留意中国时事与发展动向。但一介书生,手无寸权,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却苦于无力,“世局已极颓靡,惟闭户私忧,仰天长叹已耳!”
夜深时分,星光寒微。忧坐在柳庄门前,对着前面那口水塘,见鳞光忽闪,有如波涛。左宗棠内心为之奔腾,看着看着,眼前仿佛变成一片海,对海隔岸的山上,高低黑树,像英国兵。有那么一阵,左宗棠真想冲过去,但一起身,发现椅子不能当船。
他只有按捺住冲动,继续陷入深思:
为什么天下的兴亡,老百姓也有责任?因为朝廷、政府,可能是个混账朝廷,混账政府,国家也可能使坏,帝王相信“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2'面对这样无能、无赖、无良的朝廷、政府,社会可能崩溃,国家可能灭亡,黄色人种可能灭种,天下老百姓可能会跟着朝廷,无辜被葬送。
这时怎么办?
正确的做法,将朝廷、政府、国家、社会,划清界线,该谁谁的。哪些是我们的义务,哪些是我们的权利?是你的,你不能推脱;不是你的,你不能抢。
因为不愿陪着无能、无赖、无良的“三无朝廷”一起快快变老,更不能跟着它一起陪葬送死,所以,天下需要民间能人站出来,鼓动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寻找自救。
左宗棠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做这种寻找。
1841年,他设想用明朝抵御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方法,来对抗英国人。也就从这时起,他对待西方入侵,定下一生稳如泰山的调子: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和议。他用一首诗来表达: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
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诗的大意是:我一旦愤怒了,那就要坚决抵抗。成功了,就可以维持天下老百姓永远的福利,得靠这争来的和平,再努力培育社会,才可以将鬼重新变回人。战争一旦来了,不要怕,不要有丁点跟敌人谈和的打算,你想都不要想,有谁看到过豺狼被驯化成好狗了?我们要打到底,侵略者从哪里来,我们将他打回到哪里去。
但这时的左宗棠,势单力薄,也就“书生牢骚”。 1842年《南京条约》又签,中华利益不断沦丧,左宗棠气得吐血。
左宗棠对时事了解如接电报一样快捷。他说,“英入犯浙,又掠吴淞,直抵江宁,而五口通商之和议成矣。”他预判后果严重,中国将亡的阴影,幽灵一样在他头顶盘旋。这种史无前例的威胁,真是“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自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痛苦的份,真正生不如死!置身无助之中,他甚至想过跳海自杀,说“吾既不能蹈海而亡,则惟有买